（獨媒特約報導）對於忙碌的香港人而言，有些人也許更樂於將特首及其班子的醜聞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多於去關心一個名義上與香港均「歸屬」於中國、卻遙遠而不可望的地方 : 西藏。當地人苦於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在文化與政權上皆備受壓逼，近年有人甚至訴諸激烈的自焚方式，利用身體為西藏的未來無奈發聲。「我們害怕香港走上西藏的後路」——這句話出自大律師張耀良之口，他與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維權律師滕彪，於上週六(9月7日)於1908書室舉行的高牆與雞蛋系列之西藏困局沙龍分享會中擔任講者。或許這講法是言之尚早，但出於人權以及對自由的關懷，香港人應該關心西藏的情況。
中國的主權觀與漢人心理
一開始，首位講者張耀良整理了中國與西藏交往之歷史，指出中國在主權觀念上之含混，以及歷來皆有的漢人主流心態，由此論析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本來並不緊密友好。「屬於中國主權的土地到底覆蓋至何處? 無人說得清。」張說，他指「主權」在中國是一個現代而陌生的概念，由國際法而定義，但在中國歷史上卻沒有「主權」的講法。中國人認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中國的國界本來便是個虛無的概念。比起國界與主權之行使，古中國更著重朝貢背後的面子，如明清時代要求別國使者向皇室朝貢，中國一方不惜付出更大的好處，厚贈別國，以示天子恩澤。
「我不太贊同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張說，直言漢人佔了中國民族成份的大多數，可是歷來漢人覺得其他少數民族是「較低等」，往往用「回歸漢室」作為口號，推翻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故張認為中國人普遍具有「漢人心理」，將西藏視為「外人」。中國與西藏的關係亦不算親密，唐代後西藏內部分裂厲害，元朝時即使蒙古與西藏關係較緊密，但西藏也未認同自身被歸入中國版圖。及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立國，才重新面對西藏問題，於1951年與西藏簽下較寬鬆的《十七條協議》，但隨著五十年代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雙方關係又再次不穩，以至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逃出中國，引起中央的血腥鎮壓，結束中國與西藏間短暫的蜜月期。
悲壯的自焚 失落的文化
「如果香港不爭取民主，有一天會演變至西藏的情況。」蔡詠梅說，她認為中央待西藏以高壓政策，削弱了西藏寶貴的文化。經十年文革與紅衛兵的洗刧，藏區寺廟的數量大減。中央急於開發藏區資源，破壞當地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西藏人也開始忘卻自己的語言。「現代西藏人對土地有一種失落感」，她說。
她提到2008年爆發了一波藏區騷亂，是一個關鍵的年份。當時，部分人對京奧抱持樂觀想法，認為這或許是一個讓不同小眾派別表達意見的開放平台，可是中央只想維穩，當年以鎮壓「恐怖份子」為借口，壓制藏區騷亂，挑動漢人對西藏的仇恨
「在京奧後，西藏的情況變得極差，」蔡認為當時的藏民已陷於絕望，發不出聲，唯有用「最痛苦的方式」，焚燒自己的肉體，在烈火中沉默地抗議。至今已有125名藏民自焚，慘劇成為國際上的大新聞，中央卻將他們標籤為「恐怖份子」，拒絕以和平之道讓藏民自決，蔡氣憤地說 :「我覺得這說法是十分『搞笑』的，藏民自焚，只是傷害自己，又何以稱得上是傷害他人或是恐怖主義呢?」
除了血路，還有別的選擇嗎?
滕彪則常比較西藏人與漢人的受壓逼情況 :「以前，在人權跟法律上，我認為漢人受到的壓逼跟藏人一樣。但後來我發現這想法是錯的 : 藏人受到的壓逼更大。」藏人拿護照出國時所面對的困難更大，在2006年9月30日的囊帕拉槍殺事件中，75名藏人企圖爬經囊帕拉山口到尼泊爾，其中有兩人被西藏邊防的中國武警開槍打死。此外，涉及藏人的案件皆性質敏感，故即使他們受壓甚大，也不敢輕易聯絡維權律師。他們無法自決命運及語言權，「幾乎在每個人權領域裡(除了計劃生育外)，藏人所受的壓逼均甚於漢人」。
滕認為，中國若要在政治上轉型，新彊與西藏都是無法忽視的關鍵問題。可是，自三一四事件及近年的自焚案例後，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幾乎是沒有可能。從達賴與中央的對話，滕看不見太多希望 :「有人說解決西藏問題之日，將會血流成河，我認為這並非危言聳聽。」
在自由討論時，一位聽眾問 :「達賴喇嘛死後，該怎麼辦?」三位講者陷入一陣短暫的沉默。滕彪認為達賴是目前在西藏民望最高之人，問題最好能於達賴有生之年解決，否則，若他死後，西藏陷入亂局，中央便有藉口以血腥鎮壓西藏。
西藏問題的前景像盤古開天闢地前的黑暗，討論會上難以見到一絲曙光。即使看不見解決方法，我們還是應該深思西藏問題，而不是將它當成一塊牆上的舊疙瘩，冷漠地無視。在9月12號開始，將有九場關於西藏的講座於浸會大學、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舉行，可讓關注西藏的市民了解當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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