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邊疆民族地區強硬政策
最近，新疆又出事了，漢族和當地非漢民族暴力衝突，傷亡慘重，大批軍警荷槍實彈，坦克隊列不見頭尾，儼然是戰爭場面。儘管當局一如既往地封鎖消息，不讓外界知道真相底細，但是這樣的事情幾乎是在預料之中，表面的繁榮和諧之下，內在矛盾和緊張已經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稍早時，外媒曾經報道說，在青海省的黃南藏族自治州，政府當局宣佈寺院裡可以供奉達賴喇嘛的法相，以後不可以污蔑達賴喇嘛尊者。這一消息得到了熱烈的談 論，很多人希望這是中國政府在新領導下終於承認以達賴喇嘛為敵就是以全體藏人為敵的常識，由此將會開始和達賴喇嘛以及藏人和解的新政策。但是，我向藏區的 漢藏幹部求證這一消息，卻得到了「沒有聽說」的答覆。隨後，中國政府發言人在回答外媒提問時，否定了政策轉變的傳聞，仍然堅持對待達賴喇嘛的強硬政策。
於是，外界可以判斷的是，至今為止，中國政府仍然堅持最近二十年來邊疆民族地區的強硬政策。但是，從二○○八年至今在新疆和藏區發生的事件，特別是二○○ 九年以來近一百二十藏人的自焚，和新疆發生的暴力衝突，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中國政府和漢地民眾，這樣的政策能創出一個和諧世界來嗎？
達賴喇嘛說過，漢藏民族在歷史上的關係一直是不錯的，曾經長達千年和睦相處，到清末才真正出現問題。趙爾豐的「改土歸流」是出現問題的標誌性事件。從此以 後，對「改土歸流」的看法，成為漢藏民族在相互關係的認知上分道揚鑣的起點。對藏人來說，歸流就是外族的入侵和佔領。對於中國政府和漢族來說，歸流就是真 正的「成為一部份」了。
趙爾豐和他處於臨終返照時期的滿清皇朝，不知道有沒有想過，既然只要靠大軍殺人就能「歸流」，為什麼他們的先人不這樣做呢？
中共視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
歷史證明，自從趙爾豐在藏區搞了「改土歸流」，漢藏民族之間的千年和睦就終結了。事實上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不僅出現了拉薩政體在辛亥革命後的事實獨立，即使是解放軍進藏以後，藏地也沒有真正太平過。
這是為什麼呢？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說，「改土」之前，無論是衛藏，還是如今四川、青海的藏區，藏人是有自治權的。在民族區域，必須還非漢民族以民族自決權自治權，否則，維持不了「長治久安」的局面。
一九五○年解放軍入藏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也有很深刻的經驗和教訓。我採訪過一些當年在藏區工作過的老幹部，有藏族的，也有漢族的。他們回顧一生在藏區工作的經歷，得出的結論基本相同。
在中共剛進入藏區的時候，毛澤東對進藏幹部的要求可以用「謹慎」兩個字來概括。毛澤東他們知道，西藏不是「自古以來一部份」那麼簡單，拉薩政府曾經擁有一 個獨立國家所具備的一切元素，紅軍在長征經過藏區的時候，就是把西藏看成獨立國家的。中國共產黨直到一九五○年進藏前，都沒有打算把「革命烈火」燒到西藏 去，因為那裡和一個外國沒有區別。所以，解放軍明明有壓倒性的優勢兵力，卻要和拉薩政府談判簽訂十七條協議，以受邀的身份「和平解放」藏區，並且要求入藏 的幹部，尊重藏人自己的政府和社會體制，尊重藏人的自治權。
也就是在這尊重自治權的最初五年裡，出現過漢藏民族和睦相處的局面。我所採訪過的漢藏幹部，都非常懷念那個「互相視之為兄弟」的短短幾年。現在藏區還有一些老人，在憶起這個時期入藏的「老西藏」幹部的時候，說漢藏關係如果一直像那時一樣，就不會有後來的問題。
但是，到一九五六年，中共的政策出現了一個轉變。毛澤東「被形勢衝昏了頭腦」，全國漸漸進入瘋狂時期，從四省藏區開始了以土改為核心的一系列強行改革。藏 人立即反抗，中共大軍鎮壓，波及整個藏區和其他民族地區。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裡作出了影響極其嚴重的理論定性：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這一結論有其根源，那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進步理論。在定性為階級問題以後，搞鬥爭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殘酷和「擴大化」成了普遍和常 規，濫殺無辜就沒有了心理障礙。在此後的二十餘年裡，藏民族經歷了地獄般的劫難，有些區域一度人口急劇下降，有些部落到了滅絕的危險境地。歷史事實證明， 這一理論要為藏民族的空前苦難負下罪責。
胡趙之後中國邊疆再也不太平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四川藏區擔任基層領導的藏族幹部楊嶺多吉率先認識到這一理論不符合實際，他提出，民族問題的實質不是階級問題。這一提法得到了時任 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的支持，又得到了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支持。在胡趙的發動下，《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確定了新的結論：民族問題的實質不是階級問題。
從此，就出現了一九五六年後漢藏關係中又一次短暫的給人以希望的時期，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互有往來，開展了對話。我所採訪過的藏區老幹部回顧說，那時似乎 一切都會自然而然的改善了，達賴喇嘛將回歸，漢藏之間的心結將打開。而以胡趙為代表的政策改變，其核心就是還藏人以自治權。
可惜，隨著胡趙相繼在政治上不幸受挫，中國政治開始了以道德滑坡為深層危機的大轉變，中共的對藏政策又一次轉向不提階級鬥爭的階級鬥爭。文革中的理論和話 語死灰復燃，在民族政策上，沒有最左的，只有更左的。於是，中國的邊疆再也不太平，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一個危機跟著一個危機，一直到今天。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到了向歷史學習經驗教訓的時候了。歷史告訴我們，邊疆民族地區是不能像趙爾豐、左宗棠那樣一味靠殺戮來維持穩定的。民族政策不宜鬥字當 頭，還是要講對話、求和解，把非漢民族當成談判對手，來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武力鎮壓，只能維持暫時的表面太平，到明天，仍然不會太平，不管你向那裡派 去多少軍警。
最近，新疆又出事了，漢族和當地非漢民族暴力衝突，傷亡慘重，大批軍警荷槍實彈，坦克隊列不見頭尾，儼然是戰爭場面。儘管當局一如既往地封鎖消息，不讓外界知道真相底細，但是這樣的事情幾乎是在預料之中，表面的繁榮和諧之下，內在矛盾和緊張已經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稍早時，外媒曾經報道說，在青海省的黃南藏族自治州，政府當局宣佈寺院裡可以供奉達賴喇嘛的法相，以後不可以污蔑達賴喇嘛尊者。這一消息得到了熱烈的談 論，很多人希望這是中國政府在新領導下終於承認以達賴喇嘛為敵就是以全體藏人為敵的常識，由此將會開始和達賴喇嘛以及藏人和解的新政策。但是，我向藏區的 漢藏幹部求證這一消息，卻得到了「沒有聽說」的答覆。隨後，中國政府發言人在回答外媒提問時，否定了政策轉變的傳聞，仍然堅持對待達賴喇嘛的強硬政策。
於是，外界可以判斷的是，至今為止，中國政府仍然堅持最近二十年來邊疆民族地區的強硬政策。但是，從二○○八年至今在新疆和藏區發生的事件，特別是二○○ 九年以來近一百二十藏人的自焚，和新疆發生的暴力衝突，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中國政府和漢地民眾，這樣的政策能創出一個和諧世界來嗎？
達賴喇嘛說過，漢藏民族在歷史上的關係一直是不錯的，曾經長達千年和睦相處，到清末才真正出現問題。趙爾豐的「改土歸流」是出現問題的標誌性事件。從此以 後，對「改土歸流」的看法，成為漢藏民族在相互關係的認知上分道揚鑣的起點。對藏人來說，歸流就是外族的入侵和佔領。對於中國政府和漢族來說，歸流就是真 正的「成為一部份」了。
趙爾豐和他處於臨終返照時期的滿清皇朝，不知道有沒有想過，既然只要靠大軍殺人就能「歸流」，為什麼他們的先人不這樣做呢？
中共視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
歷史證明，自從趙爾豐在藏區搞了「改土歸流」，漢藏民族之間的千年和睦就終結了。事實上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不僅出現了拉薩政體在辛亥革命後的事實獨立，即使是解放軍進藏以後，藏地也沒有真正太平過。
這是為什麼呢？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說，「改土」之前，無論是衛藏，還是如今四川、青海的藏區，藏人是有自治權的。在民族區域，必須還非漢民族以民族自決權自治權，否則，維持不了「長治久安」的局面。
一九五○年解放軍入藏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也有很深刻的經驗和教訓。我採訪過一些當年在藏區工作過的老幹部，有藏族的，也有漢族的。他們回顧一生在藏區工作的經歷，得出的結論基本相同。
在中共剛進入藏區的時候，毛澤東對進藏幹部的要求可以用「謹慎」兩個字來概括。毛澤東他們知道，西藏不是「自古以來一部份」那麼簡單，拉薩政府曾經擁有一 個獨立國家所具備的一切元素，紅軍在長征經過藏區的時候，就是把西藏看成獨立國家的。中國共產黨直到一九五○年進藏前，都沒有打算把「革命烈火」燒到西藏 去，因為那裡和一個外國沒有區別。所以，解放軍明明有壓倒性的優勢兵力，卻要和拉薩政府談判簽訂十七條協議，以受邀的身份「和平解放」藏區，並且要求入藏 的幹部，尊重藏人自己的政府和社會體制，尊重藏人的自治權。
也就是在這尊重自治權的最初五年裡，出現過漢藏民族和睦相處的局面。我所採訪過的漢藏幹部，都非常懷念那個「互相視之為兄弟」的短短幾年。現在藏區還有一些老人，在憶起這個時期入藏的「老西藏」幹部的時候，說漢藏關係如果一直像那時一樣，就不會有後來的問題。
但是，到一九五六年，中共的政策出現了一個轉變。毛澤東「被形勢衝昏了頭腦」，全國漸漸進入瘋狂時期，從四省藏區開始了以土改為核心的一系列強行改革。藏 人立即反抗，中共大軍鎮壓，波及整個藏區和其他民族地區。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裡作出了影響極其嚴重的理論定性：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這一結論有其根源，那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進步理論。在定性為階級問題以後，搞鬥爭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殘酷和「擴大化」成了普遍和常 規，濫殺無辜就沒有了心理障礙。在此後的二十餘年裡，藏民族經歷了地獄般的劫難，有些區域一度人口急劇下降，有些部落到了滅絕的危險境地。歷史事實證明， 這一理論要為藏民族的空前苦難負下罪責。
胡趙之後中國邊疆再也不太平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四川藏區擔任基層領導的藏族幹部楊嶺多吉率先認識到這一理論不符合實際，他提出，民族問題的實質不是階級問題。這一提法得到了時任 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的支持，又得到了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支持。在胡趙的發動下，《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確定了新的結論：民族問題的實質不是階級問題。
從此，就出現了一九五六年後漢藏關係中又一次短暫的給人以希望的時期，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互有往來，開展了對話。我所採訪過的藏區老幹部回顧說，那時似乎 一切都會自然而然的改善了，達賴喇嘛將回歸，漢藏之間的心結將打開。而以胡趙為代表的政策改變，其核心就是還藏人以自治權。
可惜，隨著胡趙相繼在政治上不幸受挫，中國政治開始了以道德滑坡為深層危機的大轉變，中共的對藏政策又一次轉向不提階級鬥爭的階級鬥爭。文革中的理論和話 語死灰復燃，在民族政策上，沒有最左的，只有更左的。於是，中國的邊疆再也不太平，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一個危機跟著一個危機，一直到今天。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到了向歷史學習經驗教訓的時候了。歷史告訴我們，邊疆民族地區是不能像趙爾豐、左宗棠那樣一味靠殺戮來維持穩定的。民族政策不宜鬥字當 頭，還是要講對話、求和解，把非漢民族當成談判對手，來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武力鎮壓，只能維持暫時的表面太平，到明天，仍然不會太平，不管你向那裡派 去多少軍警。
《動向》2013年7月號，總335期
from 西藏：另一种真实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_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