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汶川救援行动的洗礼，许多民间组织对救灾的认识更加成熟、专业。但在内部协同和与政府合作方面，仍需探索机制建设。中国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当天，一个名为“成都市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的协调组织成立，它的前身正是当年因汶川地震而生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由四川当地多家民间机构自发组建。2008年以来，他们联合多家NGO一直在做着灾后重建的相关项目。
“420救援行动”在成立次日发布的总方针是“协助政府，协力当地居民完成抗震救灾工作”。目前它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每天的物资运送。该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高圭滋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NGO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政府的救援行动“查漏补缺”那么简单。要看到，政府部门与民间力量是各有特长的。政府更擅长救援生命、抢修通讯电力和避免二次灾害等抢险类的工作，这固然是民间力量很难企及的方面；但NGO更关心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环境保护等，更注重长效。“遇到这样大的灾害，NGO的介入是必须的，只是参与的阶段有所不同，”他说。
高圭滋表示，在这次救援行动中，NGO们“都有经验了”，知道救灾要分阶段、看特长。大家没有一拥而上，而是先调研再行动。比如“420救援行动”就会根据前方传回的大量一手信息，来决定尽量去邛崃这种尚缺少支援的周边灾区而非核心灾区，并且尽量在深夜行动，以避免在白天的交通高峰中给政府的救援行动“添麻烦”。另据他所知，有些NGO仍在观望，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介入。
这些NGO组织在雅安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理性和许多个人志愿者蜂涌无序进入灾区，一定程度上造成交通拥堵，影响救援效率，形成了对比。针对这些个人志愿者的行为也在网上激起了观点相左的争议甚至争吵。
对此，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政府当然不可能垄断救灾，但第一时间应把机会留给有专业救援能力的人和机构，而大多数公众并不具备提供独特贡献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不该出现在现场。她认为，总体而言，这次地震中个人志愿者的行动还是“太初级了”，很多人哪怕出于好意，还是过于关注自己的参与感，而没有注意灾区、灾民真正需要什么。
相比之下，她认为这次能看到民间NGO的成熟。贾西津做了一个对比，在汶川地震发生时，很多民间组织的反应都比较情绪化，“无论如何一定要做点什么”的心态比较明显，无论是个人志愿者还是民间组织，大家当时的第一反应都是“到现场去”；而这一次，民间组织并没有冲动地力抢第一时间，而是有直接行动，有分工、有侧重，理性很强，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另有壹基金等许多参与救援行动的民间组织，都在采访中表达了类似感受——面对此次灾难，民间NGO的专业精神有了很大进步。
“‘5·12’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贾西津说。
贾西津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根据国外经验，相比于个人志愿者或单独的NGO而言，一些由诸如救灾、环保等特定专业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内部联盟，与政府的配合、互动会更加有效，因为这类平台的动员能力很强，且有日常性。在合作关系上，一方面，联盟的社会行动是完全独立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与政府紧密而平等地合作。
虽然尚未成为主流，但在雅安灾区，这样的社会内部联盟也在涌现。
目前活跃在灾区的民间救援队，有十几支都是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成员。根据联盟主页上的介绍，它是“目前规模最大且唯一的全国性公益救援组织”，成立于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成立至今，已联合民间志愿救援队近300支，成员近5000人，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就类似一个行业协会，”壹基金灾害管理部总监李弘说。而壹基金作为联盟的发起人，主要角色就是提供信息、平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与一些小型民间NGO相比，此联盟及其成员在与政府协同救灾方面显然走得更远。
联盟内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民间救援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别名“公羊队”的杭州市户外应急救援队。在他们20日的首发队伍中，包括满载专业救援及通讯装备的三个车队、十数名救援队员和一个搜救犬队。
公羊队在其论坛中关于雅安救援行动的帖子里，开篇即用红字写到：“公羊队所有队伍及个人，未经准许，禁止前往救援现场。”
在这次救灾中，公羊队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交通管制下获发通行证、得以深入震中地区抢险的民间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自身的资质。其杭州总部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队伍虽然也是“空降”到灾区的，但在出发时带了民政局注册的证件和包含历次救援、获奖情况的团队宣传册。在直观可见的专业装备外，这些都是证明能力、获得政府信任的必要材料。
联盟的其余救援队和公羊队一样，也都是直接去了再联络救灾指挥部，通过对自身能力的证明，顺利投入工作；甚至有些队伍还直接受命于当地指挥部，完成一些官兵、志愿者救灾培训和随军医深入救援的任务。李弘表示，指挥部对救援队的态度很开放，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
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专业水平。据李弘介绍，由联盟成员自主选举出的七名执委会委员和三名监事会监事，都是中国最早开始从事户外运动及救援的一批老手，有些还持有国际救援执照，并多次参加国际行动和业务交流。这对推进行业整体的专业水平和标准化建设，无疑十分有利。“许多队伍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应急体系中的一部分了，专业水平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公安、消防单位。”李弘说。
例如公羊队这支成立于2009年、目前拥有40名一线队员及150名预备队员的民间救援队，就已被杭州市政府纳入其应急救援体系，并成为杭州市公安局的山林救援合作单位。
在雅安，还能看到一些规模尚不庞大，但也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了整合民间公益资源、促进NGO行动水平的组织。据李弘介绍，在此次救灾当中，每省都有一个民间组织的联合救灾网络，截至23日，已有六个省的20多个NGO到达了灾区现场。
而当年“512救助中心”的核心组织力量，也已于2012年3月在四川省民政厅正式注册为一家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也即此次“420救援行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据高圭滋介绍，此中心包括他在内的主要负责人都具备较强的学术背景，所以在为当地民间NGO提供各类培训及其它支持和服务之余，中心更加注重理念建设，和对公民文化的推动。高圭滋还特别强调，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在民间算是比较先知先觉的，“但他们对中国公民组织的发展，推动太少。”
然而也应看到，在这次实际行动中，大部分民间NGO的行动模式仍与汶川时区别不大。同个人志愿者一样，他们也需要想方设法在政府统筹的救灾行动之外，努力寻求自己的行动空间。甚至同汶川救灾时的行动自由相比，这次因地形和交通条件所限，他们还不得不屡屡突破交通封锁，打各种擦边球。在获得政府主动支持及与之协同工作上，进展有限。
对于这种无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她的新浪微博中指出，“目前最大问题是民间组织在抗震指挥部无代表无席位，无统筹组织，运送物资各行其是，被挡在外仍然拼命往里挤。也造成生命通道阻塞。往后还有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两个重头，应建立一种社会组织统筹的机制。”
她建议，“指挥部中有社会组织席位、代表”，“要赋权，形成制度化机制”，“NGO一要自组指挥部，协调业界内外各方；二要在政府指挥部中有席位和代表。权利是争取来的。这是考验NGO界能力与责任担当的重大时机。”
从汶川到雅安，五年时间，中国的NGO有成长，但中国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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