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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5 April 2013

民族仇恨正在断送缅甸改革的历史机遇

在缅甸,反穆斯林的极端主义和暴力冲突是军方有意造成的,为了阻碍缅甸的改革。登盛和昂山素季有责任谴责民族主义,制止血腥仇杀。

清迈,泰国

恶性教派和种族暴力冲突已经延缓了去年在缅甸开展的脆弱政治改革。随着紧张局势在这个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我和其他流亡者仍称之为Burma而非Myanmar)升温,许多人担心致命的反穆斯林暴力并非意外,而是军方强硬派刻意为之造成的结果,以阻碍缅甸的改革开放政策。

去年,当我24年来第一次回到祖国时,我亲眼目睹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和反穆斯林仇恨言论。我听到高级军方官员和政府部长表达出毫无根据的恐惧,称穆斯林将把他们的信仰强加给佛教徒,并试图“偷走”女佛教徒。这些仇恨煽动者称,沙特阿拉伯在秘密地资助穆斯林企业和清真寺,此外,在西部,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正在加入穆斯林少数民族罗辛亚族。

一名高级部长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制止他们,西边的大门就会被打破。”他指的是阿拉干邦(Arakan State,若开邦[Rakhine State]的旧称——译注),这里与孟加拉国接壤,并且是大多数罗辛亚人的家乡。在他看来,人权并不适用于穆斯林。

这些态度在民众中传播甚广。去年,佛教徒和穆斯林在缅甸西部进行的冲突至少导致180人被杀,超过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罗辛亚人。上个月,暴力冲突蔓延至缅甸中部,导致数十人被杀,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尽管关于主使者是谁有着诸多说法,但我对国家官员负有一定责任毫不怀疑,而且这种暴力还体现出精英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两年前的夏天,温和派在登盛(Thein Sein,又译吴登盛)将军的带领下掌权,而政府中的强硬派和温和派的斗争并非秘密。登盛的内阁、议会和军队仍然由前独裁者丹瑞大将(Gen. Than Shwe)政权中的遗老遗少所把控。其中许多人正在抵制登盛总统的改革。

统治了这个国家50年的将军们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其中一些人与中国关系密切,如果缅甸强化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其利益就会受到侵蚀。反穆斯林暴力能够有效地转移缅甸人对中国的不满,中国强硬的经济扩张已在很多东南亚地区滋生了不满情绪。

反对派领导人指出,很可疑的是,暴力事件始于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Daw Aung San Suu Kyi)于2012年4月的补选中大获全胜数月之后。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缅甸特别顾问的维贾伊·南比亚尔(Vijay Nambiar)说,穆斯林遭受了“残酷高效”的针对性打击。驻缅甸的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奥赫亚·金塔纳(Tomás Ojea Quintana)说,他收到了有关“国家介入”的报告,称当局“袖手旁观,任由暴行在他们眼前上演,行凶者包括那些组织良好的极端民族主义佛教暴徒”。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是,曾无情地镇压了1988年和2007年示威的安全部队和防暴警察,会突然变得不知所措,这真让人难以置信。

上个月,登盛总统警告“政治机会主义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激起仇恨的行动是“不可容忍的”。然而到目前为止,他的政府基本上未能抓获行凶者。观察人士称,这或许是因为一些行凶者拥有强大背景,谁也奈何不了。

另一些人则归咎于极端主义僧侣;其中最具蛊惑力的领导人之一维拉督(Wirathu)被称为“缅甸的本·拉登(Bin Laden)”,因为他的讲经视频敦促打击穆斯林,并抵制他们的商业活动。他充满仇恨的煽动性言论没有受到限制,社交媒体上甚至还出现了他从强硬派处接受捐赠的照片。

播种仇恨的人有肥沃的土壤,让仇恨滋生,但过去并不一直如此。

穆斯林在13世纪以贸易商或雇佣兵的身份来到缅甸,且几个世纪以来都和佛教徒和平共处。19世纪,在敏东王(King Mindon)的改革下,缅甸修起了清真寺,还有数千名穆斯林服役于缅甸步兵和炮兵部队。敏东甚至帮助在麦加修建了一座旅社,供前去麦加朝圣的缅甸穆斯林使用。

宗派之间的冲突可追溯至英国统治时期,起始于缅甸南部。印度移民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从1824到1826年)后涌至当地。接下来,在两场战争让缅甸成为印度殖民地的一个省份后,当地爆发了暴动,其目标对象是那些主导了低技能工作和放贷业务的印度穆斯林。在1938年发生的一些最严重的冲突中,数百名穆斯林和佛教徒被杀,清真寺也被毁。

尽管如此,穆斯林还是获得了突出的地位,他们中有学生活动人士、政治人士、军队官员、公务员、学者和教师。1947年,穆斯林内阁部长拉扎克(Razak)和独立领袖昂山(Aung San)——昂山素季的父亲——一起遇刺身亡。但穆斯林的状况在1962年军政府篡权后进一步恶化。

军政府试图通过排斥少数族裔和非佛教徒来强制实现种族纯化(缅族人只占据了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最终,甚至连传统的佛教徒也遭到排斥,因为独裁者使用了一个荒唐拙劣的宗教系统来操控民众。领导人把自己刻画为虔诚的信徒,但在残酷镇压少数族裔和异见人士这方面,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同情心。

今天的佛教极端分子是该政策的遗毒。他们随处可见:在街上和在缅甸议会里,他们身穿军服、商务装和僧侣的长袍。一些寺院成为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滋养温床。很多高级僧侣腐化不堪,包括那些在受到国家资助的佛教机构僧伽会议(Sangha)任职的僧侣。

曾经是对手的缅甸总统登盛和昂山素季二人对暴力行为负有一定责任,并有着展开行动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昂山素季在被软禁十多年后重获自由,如今作为一名议会成员,她呼吁法治,但这还远远不够。要像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那样受到世人敬仰,她需要明确地谴责对罗兴亚人、克钦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血腥镇压,也要批评警方和安全部队的疏忽和自满。刚刚脱离审查制度的缅甸报纸必须要停止大呼民族主义口号,并承担起伴随自由而来的责任。

挥舞着大刀的僧侣和激进分子被默许了杀戮的权力,他们是我们国家和政府最近做出的改革承诺上的一大污点。如果登盛总统不快速行动以阻止血腥杀戮,那么他将会失去一个创造和平——以及让缅甸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历史机遇。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