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沒有失望，因爲從來就沒有期望。
寫畢《大罷工》到現在已經有一個多星期，結果真的如我所料沒有人呼籲大罷工。惟一失望的就是沒有讀者跟我打賭。工會現在表示願意調低薪酬加幅以「釋出善意」，這又是連談都沒談就自己主動讓步。既然已經拖了這麽久，我是對手的話，我就繼續拖延，等你自己放下身段來求我，屆時主導權就在我手。現在社會輿論大多支持罷工，「釋出善意」並不會增加什麽籌碼，爲什麽不締結聯盟以擴大自己的聲勢使和黃跪下？
不懂歷史就不能理解策略。我們現在很嚮往外國的健全社會福利制度、人權、勞工保障等等，這些制度之所以建立是由幾個原因：1）凱恩斯主義經濟成爲當代的主流思想；2）兩次戰爭為原來沒有的權勢人在社會上掌握到更大的話語權；3）蘇聯的共產主義為西方政府帶來恐慌，因爲西方的工人對共產制度有熱切的期待，這可能是三者中是最要的原因。
兩次戰爭的終結自然帶來很多沒有工作，教育程度不高的退役軍人，工會跟這些力量連結在一起，勢力也日漸提升。對西方政府來説最大的威脅莫過於大罷工，因爲有蘇聯這個對比，如果大罷工處理得不好就很可能會爆發共產革命。為避免這個危機，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上述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勞工權利，滿足了工人的願望他們就不會閙革命。加上凱恩斯主義，西方的一套社會安全網制度、人權制度因而得以建立。
香港的政客不知道這段歷史，所以他們就只懂得叫口號和「拉布」，但任誰都看出這兩種方法均沒有任何效力。不知道要與社會潮流結合，就不可能凝聚力量。結果就是我有我叫口號，你有你罷工，他有他遊行示威。大家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政治經濟問題，但行動起來卻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你我他毫不相干。因為沒有策略，社會當然是不會改變：如果任憑某人出來叫兩句口號整個社會就跟隨著他，我不會希望生活在這個社會之中。
另一件事是戴耀廷又出來講笑話：「由於擬舉行的商討日將以專業形式、盡量跟從史丹福大學學者提出的社運規範，以達至國際標準。」什麽事情都是國際標準主義，自己的腦袋放著是幹什麽的？連社運也有規範有國際標準，山中自出娘胎以來真是第一次聽説。社會運動的目的是達成一定的政治目的。巴勒斯坦人為對抗以色列的佔領，於1987到1993年就組織了名為「第一次起義」的非暴力式社會運動，運動頗爲成功，事件以《奧斯陸協議》作終結。敢問「第一次起義」是否符合「國際標準」，戴耀廷又是否打算以「第一次起義」的方式發動「佔領中環」？
爲什麽又要跟隨這個史丹福大學學者的規範？貨也得比三家。這個學者知不知道香港的問題？他知不知道香港的政治經濟情況？他知不知道現實香港民間希望什麽？如他對這些問題都不能給出答案，他如何制定香港社運的目標？沒有目標又如何定下策略，如何「規範」？作策略的最基本原則就是，要因應問題、目標、阻力而定策，沒有一套策略能適用於任何時候、任何場合。
各位，可不可以稍停下來想清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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