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集权的中国相比，印度被看作具有民主优势。《永远美丽的背后》描摹了民主在印度变成画饼充饥的游戏，贫民窟里穷人间杀个你死我活，以求在更低贱的人面前建立优越感。
在《溺死者与获救者》(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中，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描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曾给他的许多难友带去杀身之祸。他说刚进集中营的时候他以为，“这样一群同陷囫囵的人，起码应该是团结的。”实际情况是，里面有“上千个排外的群体，彼此间进行着隐蔽而持续的殊死搏斗”。莱维称之为“灰色地带”，“人际关系的网络”在这里“不会简简单单地变成迫害与受害两大阵营”，“四周都是敌人，里面也是”。
阿纳瓦迪是孟买机场附近的贫民窟，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精彩处女作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从此处自生自灭的个体挣扎联想到莱维在纳粹集中营的求生，可能有种怪诞的不合时宜。布的书用几个月的时间跨度，讲述了在阿纳瓦迪捡垃圾的年轻人阿卜杜和他的朋友与家人的生活。说不可以和集中营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些勇敢顽强的“贫民”说不定就是下一个印度百万富翁——至少近年有那么一个故事可以供他们幻想之用，他们也许能成为那幸运的百分之一，在远离阿纳瓦迪的五星级酒店尝一尝优越生活的滋味。当然，正如《纽约客》专职作者、2000年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获得过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布在书中指出的，按照印度政府的“官方”标准，这些人不是穷人；他们是中央政府“放手实施经济自由化”后，“自1991年以来摆脱贫困的一亿印度人”中的一员，“是现代全球市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成功故事的一部分”,自我驱动的经济体系的建立，促使个体主动而机智地追求个人财富。
的确，“希望”是阿纳瓦迪最常见的麻醉剂，比阿卜杜的拾荒伙伴们吸食的废弃修正液更容易弄到。贫民窟的居民们“轻松地谈论着美好生活，仿佛财富是他们家的表亲，这礼拜天就要来看他们，未来肯定不会是过去这个样子”。然而，情况正如布介绍的，“每两个人在阿纳瓦迪的生活有了些许改善，就会有一个人坠入万丈深渊。”
包括阿卜杜在内的许多贫民窟居民会拿自己和那些更穷的邻居比，从而产生生活蒸蒸日上的感觉——那些“逮老鼠和青蛙当晚饭吃”，或者“吃污水池边的杂草”的“可怜虫们”。从处境艰难的农业区逃离的移民导致孟买廉价劳动力过剩，所以有男孩在被切割机切掉一只手后，“顾不上还冒着血的伤口”，跑去向老板保证他不会告发。
两岁女孩离奇溺死在一只水桶里，父亲把一锅滚烫的扁豆倒在生病的孩子身上。布在书中解释说，“有时候生病的儿童会被弄死，男女都有，因为照料他们是要倾家荡产的。”她还说，“贫民窟时常有小女孩不明不白地死去，因为大多数家庭没钱做超声波检查，不可能像有钱人家那样，赶在生下来之前把这些女性累赘处理掉。”
成年人的命也一样不值钱。阿卜杜的一个朋友死的时候被挖去了双眼。伤者无人搭救，失血过多死在去往机场的马路边。和布相识的一个拾荒者身上的伤口感染，蛆虫在上面安了家。“手指的坏疽一点点向上蔓延，腿肚子肿成树干一般粗细，阿卜杜和弟弟打了一个赌，看这些捡垃圾的人里下一个死掉的会是谁。”
对这种持续不断的死亡，在阿纳瓦迪生活的人大多习以为常。阿卜杜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接受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们的生活让这个正走向现代化的、日渐繁荣的城市蒙羞，因此还是封锁在一个小空间里别出来比较好，他们的生死根本无足轻重”。
有时候死者还会给生者添麻烦呢。所以当阿卜杜的那位脾气暴躁的邻居、只有一条腿的法提玛身上着火时，一群人围上来看，但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大人们溜达着回去吃饭，几个男孩留下来观察法提玛的脸会不会掉下来。”法提玛的丈夫想送她去医院，结果发现开三轮车的纷纷躲着他，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把座椅给毁了”。
至于附近的警察，在阿纳瓦迪人眼里完全是恐怖的化身。无家可归的女孩被强奸，他们不管不问，但是会“很乐意把鼻涕擤到你的最后一片面包上”。警方居然鼓励法提玛把责任推到阿卜杜一家身上，以便敲诈他们。一个政府官员威胁说不给他好处他就去收集伪证。
无论是空有其表的民主，还是充满恶意却又离不开奴隶阶级的新资本主义，都无法缓解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阿纳瓦迪远不是什么心比天高的希望或人类之大无畏精神的明证，它是一个灰色地带，尘埃般微不足道的居民只有一个诉求，用普里莫·莱维的话说，就是“保住并加强”他们“在更低贱的人面前建立起来的优越感”。布说，即便是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也会“阻止其他穷人改善生活，因为这样就等于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
《永远美丽的背后》（[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这个讽刺性的书名是有典故的，在阿纳瓦迪外围有一些把贫民窟遮挡起来的广告牌，其中有一则意大利式地砖广告上面写着“永远美丽”。）描述了这场发生在城市底层的血腥竞赛，但并没有仅限于罗列暴行——否则就要被倾向于辩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贬斥为下水道检查员报告了。本书是冒险深入阿纳瓦迪作长期调研的结果，通过许多不留痕迹的巧妙分析，在读者面前构织出这些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每一个个体都经过扎实的调查。同时，强有力的文字也得益于布的朴素文笔，只是偶尔会加入些富有想象力的自创表述（“夜灯粼粼的凯悦酒店”）和机敏的隐喻（“每天晚上，他们都扛着装满垃圾的麻袋回到贫民窟，就像一帮牙齿残缺、一心想着挣钱的圣诞老人”）。
然而《永远美丽的背后》归根结底是一场伦理的质询，延续的是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和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伟大传统。布在作者札记中提到，孟买呈现的这种“极致而普遍的不平等”景象引发了一系列的疑问：“为这个社会创造机遇的基础设施是什么？这样的市场和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下，哪些人的能力被增强了？哪些人的能力被削弱了？……为什么不平等社会出现内部崩裂的情况并不多？”她对政治和商业的基本事实有着敏锐的观察，同时也精于洞悉亲情、家庭和触目惊心的荒诞：一个女大学生费尽心思想搞懂《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写了些什么，与此同时，她最亲密的朋友面对包办婚姻，选择服食鼠药而死（死前救治她的医生还向她父母勒索了5000卢比，合100美元）。
你时不时会对书中那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产生好奇。布本人没有出现在她的叙述中，这也许是个明智的决定。一个美国白人记者如何克服受访对象的戒心（以及警察毫不掩饰的敌意），或者如何应对第一世界和第四世界近距离接触产生的种种道德难题，这些角度并非本书旨趣所在。在这里你看不到假装天真的讲解员，或者在亚洲的险山恶水中跋涉的英勇探险家，你得到的是一种深邃的感受，先前对贫困和斗争的体验细腻地贯穿着每一页，同时也对意识形态认知提出了隐约的质疑。
印度的民主时常为西方世界所称颂，与相对强权统治的中国相比，印度被看成具有巨大优势，但布看到这个民主一样会变成另一种互惠互利的内部网络，让权势人物如鱼得水：定期的选举演变为“一场画饼充饥的国家游戏，许多印度的老问题——贫困、疾病、文盲、童工——都得到了充分阐述”，可是“弱者对更弱者的盘剥仍在继续，极少有人干预”。
同时她也感觉到，为什么许多支持民主的印度人也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一样，开始对民主失去信心，甚至有些不屑，他们希望政府解除自身的社会福利职能，而不是增强。布在书中指出，这些印度人“雇着私人保镖，过滤着市政自来水，付着私立学校的学费。常年积累下来的这些选择最终演化为一个原则：什么都不管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近年一些富有的印度人发起了一场甘地式抗议运动，引出许多关于印度腐败问题的重弹老调，布在书中巧妙地避开了这些。她展现的腐败问题，远不是什么恶性的外部扩张，而是和印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紧密结合的。她写道：“在印度权势阶层中，机会的分配是一场典型的内幕交易。”对于穷人来说，“在这样一个被腐败窃走大量机会的国家里，货真价实的机会所剩无几，而腐败本身就是其中之一。”
身陷困境重重的当下，《永远美丽的背后》只能暗暗提示那个没那么苦难的过去——一个在阿卜杜听来与神话无异的“祥和年代”，“穷人选择接受他们各自的神灵在他们额头上写下的命运，反而可以更友好地相处。”听上去像是太过罗曼蒂克的东方宿命论。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孟买这座几百年前由英国自由贸易商人协同其本土买办建起的城市，从一开始就生活着来自内地农村的穷人，但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绝望和无助。
在过去，来自农村的移民试图在这座疏离的城市里重建他们失落的群落传统，这一度是孟买两大出口项电影和音乐的重要内容来源。但阿纳瓦迪人和以前的几代移民不同，他们不能去做那些回归田园生活和集体共存的美梦。为了说明这一点，布的书暂时把目光移到了印度西部农村，由于被迫要从自给自足转向全球化的经济模式，过去几十年里西部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选择了自杀。
在这里，很多市民不只是“不再相信政府做出的脱贫致富的承诺”那么简单。布说：“大财阀和政府的现代化改造项目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世代相传的生计，迫使他们成为一场革命的支持者。这场革命是40年前的毛派革命卷土重来，如今在印度627个地区中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出现了游击队活动，他们用地雷、火箭、钉子炸弹和枪与资本主义和印度政府展开对抗。”
在“伟大的资本主义成功故事”里赫然出现毛派革命分子，似乎是某种怪诞的时空穿越。但是在他们看来，当下的生活已经成为一场零和博弈，正在对农村进行着肆意掠夺的财阀和政府也是这么想的。阿卜杜的母亲自然是“志在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能在无情的现代竞争中生存的人。这年头，有人往上爬，有人往下掉，她从小就告诉他，做人一定要往上爬”。
然而布用令人揪心的细节告诉我们，阿卜杜得到的训练是不充分的。在被指控谋杀邻居、成为“颠倒黑白”的司法体系的板上肉后，阿卜杜才发现“这种孤身一人的感觉如何面对，妈妈没教过”。
近年来，印度表面上的“崛起”让不少文学和新闻海盗开始打它的主意。印度和冷漠而令人讨厌、甚至令人感到威胁的中国不一样，这里有说英语的热心人和定期选举，可以很方便地安插到西式的社会进步叙事里。因此，近年大多数关于这个国家的书都不知不觉地掺入了大量的时代套话，诸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怎样创造普遍的机遇，给最底层的印度人带去希望云云。
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机会进一步累加到已经处于优势的阶层，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在布的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继续着低能与腐败，而多数市民都沉浸在一个个人财富与消费的幻想里，连希望都被私有化了，与任何集体的福祉都毫无关系。
从这一点看，本书并非只是关注近年出现在印度的这种虚妄的壮志豪情。正如布在书中所写：“孟买呈现出来的东西，其他地方一样也有”——比如在内罗毕和智利圣地亚哥，在华盛顿和纽约。“在一个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的时代，希望和不满都是很具体的，从而让一种陷入普遍困境的感觉显得模糊了一些。”
她进一步解释道：“面对政府和市场的选择，穷人会说这是其他穷人的错，我们这些不贫穷的人，一样会毫不客气地把过错推在穷人身上。”在孟买这样的地方，“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掀起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波澜”，“富人的大门……依然完好无损，……穷人间杀个你死我活，世界各地充满不平等的伟大城市都在相对的和平中继续奋进。”《永远美丽的背后》用平静的语调打破了这种和平，其力度远强于一些摆出抨击和论述姿态的作品。这本书没有局限于地理上的设定，给几十年来一直沉迷于意识形态麻醉剂的我们打了一针令人振奋的解药——正是麻醉剂的作用，才让我们把四处扩张的“灰色地带”当做“伟大的成功故事”的一部分。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