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8日
【明報專訊】吾師港大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之論，泛民各派反應，好壞參半。教授言辭素來溫和理性，曾為普選聯一員推動政改，現在終於按捺不住，直接行動，正正反映了，現在連部分溫和民主派朋友，對4年一次的龜速民主談判，感到非常不滿了。
行動家John-Paul Flintoff根據自身經驗，指出一個有意義及有成果的社會行動，首先需要有一個觸動人心、有希望及願景的論述作為基礎。教授是資深法律學者，卻被部分泛民人士批評，佔領中環乃「違法」行為，作為法律學者竟然「知法犯法」，期期以為不可。
事實上，經過30多年的「口號」爭取，由叫「八八直選」到「2017雙普選」的泛民政客，口水多，口號更多，進展極慢。而且，部分泛民奉華叔早年提出的「合法主義」及「惡法鬥爭」之戰略思維為圭臬，以為示威必然要守住合法底線，認為泛民一切活動要「守法」，才能感召更多市民加入，迫使政府就範。
「守法主義」 只會自我設限
然而，時移世易，經過30年多的所謂「爭取」，現在這些泛民朋友所持守的信念，已不是華叔所說的「合法主義」，而只是「守法主義」。過去，「守法主義」之鬥爭可以成功，是因為作為對手之政府領導，本身也是「守法」者，願意按照法律原則做事，回應市民之訴求。但是，如果政府領導本身已「不守法」，領導作風侈偽，拒行社會公義，任意扭曲法律原則的話，部分泛民朋友所講的「守法主義」，只會自我設限，把行動困在法律框架內，結果處處自我受制，示威變成行街，政府睬你都傻。
近兩年，政府看穿泛民行動之「合法主義」底線，知道泛民最多只是叫口號而已，不單不聽民意，更索性變本加厲，加強打壓，現在連示威擺街站也要管制。面對新形勢，若部分泛民朋友還相信守法主義，既不合時宜，亦不是華叔以前所講的「合法主義」了。因為華叔提出「合法主義」的潛台辭是，當公義不能彰顯的時候，就需要「惡法鬥爭」，衝破「守法」的籠牢，走向公民抗命的道路。
吾師是法律學者，其「法治」論述所提出的「法治」發展階段論，最終達到「以法達義」之最高境界，就是透過法治來彰顯社會公義，而不是當社會公義不彰之時，還要大談「守法」。法治階段論的一大前提，是人類社會之「法治」發展，就像經濟基礎轉變，而生產工具、模式及關係轉變一樣，可以分階段「向前」發展，即使過程中有跌跌撞撞，有時會倒退，但總體仍是向前發展。
法治觀念隨社會變化演化發展
但對香港而言，植根於英國普通法內之「法治」論述，到底都是舶來品。Tom Bingham的小書The Rule of Law，臚列了「法治」一詞包含的元素，包括了權力分立、國會主權，民主憲政、行政限權及監督、司法獨立、保障人權等，但他在解釋這幾個元素之前，卻花了一個章節來講解英國歷史上主要的憲法性文件，猶如一個英國簡明憲政史，原因是什麼？
竊以為，Bingham的目的，在於解釋自1215年大憲章（Magna Carta）開始，英國法律制度的發展，其實就是王權旁落的過程，當中經過了貴族與王室權力的鬥爭，貴族與平民的權力鬥爭，過程曲折，既有前進，亦有後退，最終是在19世紀中葉，英王全盤交出權力，國會主權正式確立，法院全面改革走向司法獨立為止。換言之，普通法之法治觀念，是經過數個世紀的鬥爭發展而形成的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而且更隨着社會變化而不斷演化及發展。
單以「守法」「不守法」討論「佔領中環」？
Bingham沒有說到，當普通法之觀念輸出至殖民地之後，所遭到的扭曲及變化。英國普通法下的法治觀念，與英國獨有的民主政體及歷史發展分不開。但是，殖民地的法律體制下，沒有國會主權論，沒有民主選舉成分，沒有執政黨及反對黨的互相制衡，更沒有完全的司法獨立，殖民地政府宣傳下的所謂「法治」觀念，實際上只是「守法主義」。在殖民地政府眼中，好市民就是要守法。示威嘛？要和平理性。集會嘛？記得要執好垃圾。罷工嘛？不要阻人發達。但當市民談到憲政民主、人權自由等「法治」的元素時，要麼恐嚇會破壞營商環境，要麼派人監視，要麼就大力打壓，談也不能談。由是，殖民地警察就可以用「不合法」的名義，任意拘捕及毆打市民，1970年代之威利警司，就可以在維園恣意怒打保釣示威者。
然而，進入21世紀，當法治已成為全球普世價值的時候，現在香港談的法治，就應回到法治觀念的原點：香港既然是一個普通法地區，在普通法含義下的法治，還要不要有民主體制的發展，要不要權力分立及制衡，要不要真正的司法獨立，要不要行政體制限權，要不要讓市民有社會及經濟權利等等。換言之，有些泛民朋友，單以「守法」或「不守法」，來討論「佔領中環」背後的含義，甚至批評「佔領中環」不合法，本身就是陷入殖民地法治論之框架和困局內，反而正正擁護殖民地不公義之法律觀念。
吾師提出的佔領中環論，激起社會討論香港的民主發展及「法治」觀念，只是第一步。社會運動需要的，不能只是吹水鬥激進：你佔領中環，我去燒區旗。而是如何將此討論演化為一場改變社會的運動。對此，John-Paul Flintoff說到，好多時候一場講意識形態的運動，例如推動環境保護的團體及人士，素來用禍延子孫，以至對地球有害的負面及恫嚇信息，來吸引社會人士注意和支持。但他提到，這些手法對於意識形態非常強烈的人來說，比較有作用，但對於社會絕大部分意識形態不強烈的普羅大眾而言，這類高舉意識形態的做法，只會趕客。
如何將討論演化成一場運動
Flintoff說，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就是強調，假如你做了這樣那樣，就會有這樣那樣的正面好處，加上身體力行，從鄰居做起，在社區建立一種新的觀念及生治形態，則可慢慢地透過不同社區網絡，輻射與社會各階層，爭取更多人支持，變成一場改變社會的運動。
「佔領中環」已引起社會注意及討論， 透過一場大型的、有強烈及有切身關係的社會運動，可以扭轉及改變港人對「法治」與「守法主義」的看法，至少讓天天中環上班的上班族及中產，停一停，想一想，究竟我們還願不願意，讓民主發展這樣龜步的走下去？甚至思考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究竟我城的「法治」該往何處去呢？
◆延伸閱讀
John-Paul Flintoff（2012）,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Tom Bingham（2011）, The Rule of Law, （London: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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