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过立法和投资污染控制技术，在没有牺牲经济的情况下找回了湛蓝的天空。当今中国的污染程度堪比50年前的日本，事关十多亿人健康，政府还需采取更多行动。
东京——看到整个冬天都被雾霾笼罩的北京，很难不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感到担忧。正如乔·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每日秀》(The Daily Show)中指出的：一个能让上亿人脱离贫困的国家，难道就找不到一个方法确保人们可以在其首都安全居住吗？
50年前，人们也在问日本相似的问题。即使该国每年10%的经济增长率让世界惊叹不已，数个城市内空气污染引发的担忧却与日俱增。20世纪60年代，该国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翻了三倍。日本也因为污染引发的疾病而出名：四日市哮喘、水俣病（汞中毒）——二者都以疾病最先出现的城市命名——以及镉中毒，也称“骨痛病”，因为该病会引发剧烈的骨痛。
如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统计，日本城市位居世界上污染程度最低的城市之列。虽然日本的环境记录不能算毫无瑕疵，但是该国湛蓝的天空、普锐斯(Prius)出租车及强制性回收措施，都让它有理由为之骄傲。另外，通过投资污染控制技术，并赋予地方政府自由采用高于全国的标准，日本在没有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成功地治理了污染。
这一过程并不容易。当时，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在治理空气和水污染上并不积极，该党自1955年到2009年间，几乎不间断地执掌着日本的政权，去年12月，它再度掌权。它不积极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的选举制度一直鼓励政界人物去迎合商界利益。由于同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彼此间也要竞争，大多政界人物基本无法在政策上突显自己，因此他们会试图通过拉拢企业和行业协会来保障选票。
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针对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U.S.-Japan Security Treaty)及越南战争的抗议催生出了公民运动，并引起在野党的关注，政府才被迫开始正视污染问题。罗德岛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的教授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曾撰写一本关于水俣病的书，他说，“当时，面对着巨大压力，政府和自民党恰好及时地采取了足够有力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消除反对力量，继续执政。”
最先的成果是大量立法。1970年的那届国会，同时通过了14项法案，因而被称为“污染国会”(Pollution Diet)。接下来的数年里，空气污染直线下降。
但是，障碍仍然存在。直到1968年，发现水俣病十几年后，政府才承认，病因是化工企业智索株式会社(Chisso)倾倒的有毒废物。迟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还未能全面施行该国的一些标准。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大部分垃圾采取焚烧处理的国家，日本对二噁英——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致癌物——排放的管控也不甚恰当。而且，由于承受了保护商业利益的政治压力，法院会花很长时间处理污染案件。
另一个顽疾在于，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日本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生态破坏。即便是在人口缩减的今天，政界人物仍热衷于修建大坝、开山、修筑海防。用《犬与鬼》(Dogs and Demons)的作者阿列克斯·科尔(Alex Kerr)的话来说，这是“日本对本国山川、海岸进行的肆无忌惮且日益猖獗的攻击”。
尽管如此，比起20世纪60年代，现在生活在日本要健康得多。它之所以成功治理了污染，部分原因在于学界和商界被劝服：解决环境问题可能带来利润。九州岛北部的北九州市有一处海湾，以前曾遭受极其严重的化工与重工业污染，因污染之重而得名“死海”，如今该市却成为了利用氢能源的先锋。川崎市已经重新打造成一座生态城市，在填埋场上建造了日本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并将回收废弃物转变为一门生意。智索株式会社曾因向海洋倾倒有毒废物而出名，如今研发出了创新的废水处理技术。
污染导致的问题正以更迅猛的方式侵袭中国。不过，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中国拥有后发优势。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公民团体已经组织起来，抗议化工厂、铜冶炼和排污管道等污染项目的建设，甚至有时会提起法律诉讼。中国媒体也比以往更积极地报道这些问题。
政府亦有所回应。上个月，政府下令100多家污染工厂暂时停工，并要求北京30%的公务车不得上路。不过，事关一国十多亿人的健康，政府还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