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编辑记者们的抗争似乎已经结束，但若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其意义仍在延续。微博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政治参与的一些基本面貌，使得全国性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活跃起来。
《南方周末》编辑记者们的抗争似乎已经结束，但若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其意义仍在延续。微博再次成为主战场，而这一社会媒体给中国政治参与带来的变化，在这一事件中变得更加清晰。
在1989年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全国性的政治参与几乎没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存在。而地方性的政治参与则风起云涌，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便是典型代表——2012年12月，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每年近十余万起。但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们很少跨地域联络，也无法构成全国性的力量。且这类事件的诉求往往具体而单一，比如拆迁赔偿或者是不公正待遇等，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意识到的，上访者本身也清楚政策改变或者自由民主等高级政治诉求的危险性，因而经常主动回避这类话题，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频发，而且经常演变成暴力事件，但是对总体的政权合法性和安全还没有构成严重的直接挑战。
但是微博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政治参与的一些基本面貌，使得全国性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活跃起来。
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政治参与的分散化。传统的抗争，多要有发起人、组织者。这也给政府处理这类事件提供了便利——一般通过控制和瓦解这些领导者，便可以轻易化解一次群体性事件，也就是所谓的“枪打出头鸟”。但社会媒体上引发的参与绝大多数都是高度分散化的。2011年埃及反穆巴拉克运动就清晰地显露出这一特点，至今人们也没有找到是哪个个人呼吁大家走向解放广场的，而当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们坚持数月并最终逼迫穆巴拉克退位之后，人们也很难识别出这漫长的过程中，谁是组织者。此次《南方周末》事件也是如此，尽管很快人们的不满和抗议从网上转到了街上，但是你很难找到谁是明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当没有“出头鸟”可以打的时候，政府面对的是众声喧哗，“法难责众”，反而加大了政府控制处理这类政治参与的成本。
另一方面，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利益差异在微博上被放大，也给政治参与提供了空间。这一现象在前微博时代也存在，但现在在微博上几乎就不再有“地方性事件”的概念。这也意味着除非由中央出面，否则地方政府更难靠一己之力噤声整个网络。而只要微博上的事件不直接威胁中央核心利益，中央并不总是情愿频繁地替地方“作坏人”。比如江西宜黄拆迁事件，2010年9月10日钟家成员以自焚抗拒强拆的悲剧发生之后，仍然被地方政府有效地控制为“地方性事件”。6天之后，当钟氏姐妹因上访而被地方政府围堵在机场，并发微博求救之后，整个事件在几个小时之内迅速成为全国性事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介入微博上的讨论，地方政府显然也没有能够控制微博上的讨论。更戏剧性的是，在地方官员发表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言论，将这一事件一度从地方强拆个案拉升到更高层面的发展模式大讨论之后，反倒是作为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参与进来，将地方政府的言论斥为“惊人论点”。《南方周末》事件中，这一特点也很清晰。《南方周末》员工，包括很多微博参与者在一开始就策略性地将诉求限制在“驱庹护宪”，这显然是假设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利益差异，试图在两者之间作切割，并给中央预留了空间。尽管后来这一事件的讨论被全面禁止，但是这中间的时间差已经给微博上的参与留下了充分的机会。而这种模式，在微博勃兴的这几年中已经多次重复。
但最为重要的改变是共识。尽管今日中国社会对重大宏观议题几无共识可言，但在微博上，具体话题经常能够快速形成共识，而且这种共识往往跨越不同社会阶层。下图是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丑闻被曝光之后，新浪微博上参与人数最多的前十个相关投票中被选率最高的选项（统计由笔者在2011年11月进行）。可以看到，每一次投票中的最高被选项都以至少70%以上的压倒性多数胜出，而所有这十个最高被选选项表达的观点又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社会对这一话题的共识可见一斑。而在这次的《南方周末》事件中，对《南方周末》表示同情，对言论管控表达不满的不仅仅是新闻民工和“公知”们，甚至娱乐明星、青年导师也都因为“过于活跃”而被喝茶。这种跨界的共识对于一个高度碎片化的转型社会，将会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 最高被选选项 | 被选率 |
| “我不再信任红十字会” | 91% |
| “我不再会给中国的慈善组织捐款” | 87% |
| “我不再捐款” | 100% |
| “除非红十字会改革，否则我不会捐款” | 99% |
| “解散红十字会” | 93% |
| “我不信任红十字会” | 78% |
| “我当然不会捐款” | 86% |
| “我不会给红十字会捐款” | 88% |
| “解散红十字会” | 95% |
| “我当然不会再给红十字会捐款，因为它伤害了我们” | 90% |
但是，政治参与更广泛的范畴应为现实行动，比如各种公民社会组织、抗争、竞选等等。而微博在这一范畴带来的变化是极其有限的。尽管从网上演进到街上的政治参与不乏其例，比如2011年艾未未接到政府开出的1500万元天价罚款之后，微博上出现的为其捐款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从网络走向了现实。此次《南方周末》的抗议人群中也有不少应是从微博而走上大街的。但是总体上，任何现实世界的政治参与，特别是抗争性的参与，仍然是高成本和罕见的。这也与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总体政策取向相同：即讨论空间并没有完全被禁绝，但任何现实的组织和行动都被高度监控和管制。
政治参与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制度化，而这也是微博本身无法完成的任务。制度化的内容很多，比如形成成熟的政治参与机制。而现在，政府并没有针对微博上这种参与形式建立成熟的回应机制。还是以宜黄拆迁为例，尽管社会舆论对于强拆的态度高度一致，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变。红十字会作为一个“人民团体”，本不是神秘部门或强力部门。而在郭美美丑闻曝光之后，民众提出的整顿慈善组织，惩治腐败，公开账目等要求也不触犯敏感话题，但是无论微博上的讨论多么火热，现实中的捐款如何一落千丈，却至今不见任何制度性的改进。本次《南方周末》带来的新闻自由的抗争，也是戛然而止。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落差：微博使得政治参与重新活跃起来，也提高了人们对政治参与效果的心理期望。但因为整体政治架构的原因，当局对这些政治参与难以通过制度性安排进行反馈或消化。相反，政府总体上仍然以传统言论管控的思路进行回应，或试图以水军引导，或强力删帖销号喝茶，这在短期内似乎是最廉价方式，但是从长期来看，成本必然非常高昂。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