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3年2月19日
學者肯站出來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筆者自然喜聞樂見，並寄予厚望。不過，心中難免戚戚然，因為學者只應自視為社會上普通一員，而知識分子只應自命有更大責任、自責對時代欠缺承擔；更重要的是，不要自視為救世者，而有權在暗室之內代港人決定命運。
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的構想，筆者身為鼓吹人民力量二十年的評論者自然十分興奮；但必須指出，他的構想到目前為止，只能說是「一石激起一陣浪」。基本的問題是，這個構想充滿小圈子精英領導民主、由上而下的心態。試問由幾個從來不肯委身走上前線抗爭、惜身如玉的過氣泛民人物作主導，是哪碼子的人民運動？
選錯對談目標
如果大家肯回歸民主精神的基本點，就必須承認民主須由下而上而非倒轉。戴耀廷肯坐言起行，開始安排與不同人物對談他的「佔領中環」構思，這是學者肯加入行動的示範，希望可以對其他學者起到衝擊的作用。
不過，他一開始就選錯對談的目標。政客皆誇誇其談之徒，一般人對這些人的「高見」只會疏離與厭倦，不會有共鳴。希望戴教授別再浪費精力了！社運界還有很多富有抗爭經驗的人物，他們的意見才有參考價值；八十後與九十後這幾年的表現，才是社會的希望所在。希望只在新一代的身上，而非在有「傳媒惡勢力」支持、而可一直壟斷民主發展話語權的幾個失敗者身上。
學者今天肯站出來爭取政改，其實是上次爭取政改時一群學者在黑箱內企圖發揮一點影響力的延續而已。上次的討論全在暗室內操作，不單廣大港人全不知情，就連激進泛民也給蒙在鼓裏，貿貿然跑去發動「五區公投」，除了冒上一定程度的政治風險之外，還充當了溫和泛民的談判籌碼而不自知，在政治倫理上，這是極不道德的。筆者希望大家要正視這一段不光彩的歷史，相關的人須公開事件的過程，更不能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的意思是，讓一些不知就裏的人在前線激烈抗爭，另一些自以為精英、可以救世的人則在暗室之內跟專政者談判，最後達成一個他們以為是「最好的結果」；就算是政治現實，這也是不道德的、會種下仇恨和猜疑種子的事情。更大的問題是，這類精英濟世的心態與現代講求直接參與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當年一個秘密
2月13日，《明報》一篇報道不經意地道出一段泛民不光彩的歷史，而主流泛民對這段歷史仍舊諱莫如深；不肯面對歷史、不肯批判過去的結果是，歷史將會再次重複，港人不會再信泛民及支持他們的學者。
那篇報道的標題是〈陳健民：拒再與京中間人談普選 溝通十年已心死 十多學者起革命〉，陳健民與十多名關心政治的學者已「靜靜起革命」，拒絕接待來港收風的內地學者云云。這篇看來平平無奇的報道，揭露了一段秘聞——十多名泛民學者在三年前的政改談判過程中，原來扮演「中間人」的角色，這是從未有人公開過的秘密。
當然事情已成過去，學者也不同議員，要向社會問責；但正因如此，更應把過程公開，以示今天學者再出來爭民主，是在陽光之下作業，不會背後另搞一套；這不涉及誠信問題，因為學者只須對良知負責，這與政客不同。不過，任何人一旦扮演社會改革者的角色，個人與民眾之間難免出現一個互信的問題，如果輕視這個問題，好事也會變成壞事。
如果簡化當年的事件過程，大概是這樣的：2009年8月開始，一群據稱是內地學者的人與香港一群為數十多名關心政治、活躍於發表政見的學者搭上關係，兩批中間人就政改問題溝通不斷，直到後來政改以中央接受民主黨所提的方案、即今天的政制為結束。
歷史不要重演
大家皆已明白，在中國國情之下，從來都是「官學不分」，學者可以是黨員，有需要時會扮演不同角色；學者也會在「官學交流」的政策下從官，中聯辦郝鐵川就是來自大學法學院的副院長。
如果大家記憶猶在的話，應記得三年前政改之時，親泛民主流的學者沒有什麼討論時政的文章，但卻拋出一套所謂「不可逆轉」政制發展方向的說法；另外又組成「終極普選大聯盟」，奪取了泛民應如何行動的主要話語權。
大家也應記得2009年8月初時，司徒華贊成「五區公投」，公民黨反對，到了8月底，兩者立場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令支持者也感莫名其妙；到了今天，應該明白，原來那是有中央學者來港對話、表示「2017年普選特首有可能」的結果。不過，這個「可能性」到今天還是懸而未決。
如果讀者有興趣研究，筆者所知的，已在2010年2月10日和17日兩篇文章中作出披露。事件最終以中共政治局在６月底接受民主黨所提的「政改方案」（今天的方案）告終，至於2017年特首如何普選產生的具體問題卻再無下文。
民主黨2010年7月選擇性地撰寫一份名「與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對話會談報告」，內容自然刪去大量史實，特別是學者的角色；筆者也曾撰文說那是一份「擠牙膏」的報告。筆者今天舊事重提，不是想再追究什麼，而是不希望歷史重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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