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最近，北韩不顾中美两国的警告，第三次进行核试验。在国际社会看来，此举无疑是对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一次挑战。鉴于北京对此的反应比较高调，舆论开始怀疑北京对北韩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我的分析是：习近平接任未久，正忙于调整国内各种政治关系，尤其是军内的权力结构，中朝关系的调整其实还未提上日程。目前要求军方放弃将北韩作为战略缓冲带这一奉行了大半个世纪的“战略”，于习近平来说，实在是节外生枝之事。
中国与北韩之间真正的问题在于北京今后对北韩的外交战略定位。短时期内，北京不会对自江泽民以来形成的外交模式做战略性调整，仍然会奉行“大国外交（美 国）”、“周边外交”与“资源外交”。只是北韩本来就未纳入这一外交模式，而是沿袭当年毛控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模式，即“经济援助+利用”。
表面上看来，“经济援助+利用”似乎与资源外交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却不一样。北京与非洲等国间的历史渊源远不如北韩深，对其外交定位恰如其名，着眼点在 于“资源”。这些国家的上层要金钱，中国政府首先要的是资源，其次则是需要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帮中国抬轿子。但这种政治利用属于浅层次的一次性政治合作，往 往是某非洲国家被选为人权理事会（以前是人权委员会）成员，就会获得北京大笔资助，待投票完毕后北京也不会再“无偿”派发大笔援助，北京也从未真正将这些 非洲国家政府当作自己的“战略资产”。
但北韩则不同。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北韩一直是北京手中重要的“战略资产”，在不同时期，这份“战略资产”可以发挥出不同的价值。“冷战”时期，它是中国独 裁政治建立“共产主义防护带”的重要屏障；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十年当中，它是北京与美国叫板的重要砝码之一。北韩的存在及其在中国默许下的持续捣乱，是 一个持续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幕后推手。有论者如此评价：“很难想象，没有北韩这个麻烦制造者，西方的领导人是否还会如此频繁的想起他们的中国同事， 这对急需舞台展现大国风采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显然是很失落的”。
今天，北韩仍然是北京在东北亚保持力量平衡的重要工具。金正日去世之后，北京对金正恩政权从各方面积极示好，显示了北京仍然希望与北韩保持原有的“兄弟” 外交关系。在美国、日本、南韩都纷纷中止对北韩的物资援助之时，中国政府却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无偿援助，援助物资包括粮食、建材 等，价值高达6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
要说北京方面想放弃北韩这份经营多年的“战略资产”，那也只是一些评论者的愿望。从习近平被内定为“接班人”以来，他在中国政治局内一直负责北韩相关事 务，曾于2007年和2008年两次访问北韩。至今，外界从未见他表示过对这位“兄弟”的不满。可以说，在中国国内政治不发生大的变化之前，中国第五代领 导人几乎不可能在对北韩政策上发生根本变化。
北韩与北京的关系之难解的结在于：国际关系已经与毛时代大为不同，但二者关系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兄弟国”的模式。维系这种模式的纽带，一是共同的政治战 略利益，二是共同的价值信念；由此则带出第三条，即“老大哥”对“小兄弟”的大笔经济援助。比如中苏翻脸之前就是一种无君臣之名、却有君臣之实的社会主义 国家外交形态。然而，一旦第一条纽带松驰，或者国际关系变化，双方很难依靠价值信念维持亲密关系。从毛时代开始，中国一直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视为麾下 之臣，希望这些国家完全按着中国的节拍起舞并随时调整舞姿。北京有什么动作，不会告知“兄弟们”（如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一旦别国有表现自己 独立意志的行动，北京就视之为“不听话”。这是导致北京与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反目相向的真正原因。
中国不少人指责北韩忘恩负义，没错，从中国立场上想问题，确实可以这样说。但只要想想毛泽东当年与苏联的关系，就不难明白这种关系其实很难善始善终。从中 共起家到延安时期，再到国共内战、中共建政、以及中国后来发展核武器技术，每一步都有苏联“老大哥”的心血和财力物力倾注其间。但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 东觉得自己翅膀长硬了，不愿意再听苏联的吆喝摆布。
1958年发生了两件严重影响中苏关系的事：一件是中国突然对金门开炮，当时中苏已签订同盟条约，如果金门炮战导致美国介入，依照中苏条约，苏联就不得不 为毛泽东的炮击金门决定打一场世界大战。如此国运攸关的大事，毛竟然事先根本不向苏联通报，使苏联感到中国的不可靠。另一件事是，中国在与台湾空军对阵 时，获得了一枚未爆炸的美国最新研制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其中的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十分先进，苏联希望能看一下。以苏联为中国全面提供从核武器到导弹等 军事装备的慷慨，中国满足苏联的愿望似乎是应该的，但当时中国的态度却是：占你的便宜没商量，让你占便宜没门。这两件事，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导致苏联于 1959年中止了对中国军事技术的进一步援助。此后的故事全世界都知道，1963年开始，毛泽东主持写作《九评》，指斥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宣布与苏联 在价值理念上分镳。
北韩与中国之间早就不存在共同的价值信念，剩下的唯一纽带就是利益。利益是随时变化的，双方的利益不可能永远一致，正是在这种唯利益导向的格局下，北韩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路，选择了核讹诈。
我相信这次北京对北韩核试非常光火，但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这样耗下去，还不如重新调整两国关系。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 2013年2月8日—2月21日）
一、毛对兄弟国家的控制模式已不适用于今之国际关系
中国政府除“史无前例”地召见北韩大使以示反对北韩核试之外，再次发表针对朝核声明。比较中国外交部2月12日与2009年5月25日发表的声明，会发现
今年的声明删去了“中方将为此继续作出不懈努力”一句。这句话目前被解读为：中方今后对朝核问题不再以北韩坚定的盟国身份承担特别的规训责任，在北韩半岛
无核化问题上将可能与美国等建立一种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
我的分析是：习近平接任未久，正忙于调整国内各种政治关系，尤其是军内的权力结构，中朝关系的调整其实还未提上日程。目前要求军方放弃将北韩作为战略缓冲带这一奉行了大半个世纪的“战略”，于习近平来说，实在是节外生枝之事。
中国与北韩之间真正的问题在于北京今后对北韩的外交战略定位。短时期内，北京不会对自江泽民以来形成的外交模式做战略性调整，仍然会奉行“大国外交（美 国）”、“周边外交”与“资源外交”。只是北韩本来就未纳入这一外交模式，而是沿袭当年毛控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模式，即“经济援助+利用”。
表面上看来，“经济援助+利用”似乎与资源外交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却不一样。北京与非洲等国间的历史渊源远不如北韩深，对其外交定位恰如其名，着眼点在 于“资源”。这些国家的上层要金钱，中国政府首先要的是资源，其次则是需要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帮中国抬轿子。但这种政治利用属于浅层次的一次性政治合作，往 往是某非洲国家被选为人权理事会（以前是人权委员会）成员，就会获得北京大笔资助，待投票完毕后北京也不会再“无偿”派发大笔援助，北京也从未真正将这些 非洲国家政府当作自己的“战略资产”。
但北韩则不同。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北韩一直是北京手中重要的“战略资产”，在不同时期，这份“战略资产”可以发挥出不同的价值。“冷战”时期，它是中国独 裁政治建立“共产主义防护带”的重要屏障；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十年当中，它是北京与美国叫板的重要砝码之一。北韩的存在及其在中国默许下的持续捣乱，是 一个持续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幕后推手。有论者如此评价：“很难想象，没有北韩这个麻烦制造者，西方的领导人是否还会如此频繁的想起他们的中国同事， 这对急需舞台展现大国风采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显然是很失落的”。
今天，北韩仍然是北京在东北亚保持力量平衡的重要工具。金正日去世之后，北京对金正恩政权从各方面积极示好，显示了北京仍然希望与北韩保持原有的“兄弟” 外交关系。在美国、日本、南韩都纷纷中止对北韩的物资援助之时，中国政府却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无偿援助，援助物资包括粮食、建材 等，价值高达6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
二、“兄弟关系”日渐脆弱
要说北韩存心给中国找碴儿，不把这位“老大哥”放在眼里，似乎不是事实。《中国对朝鲜经济援助内幕》一文说得很清楚：朝鲜之所以能度过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苦难行军”岁月，中国的“无私援助”起到巨大作用。
要说北京方面想放弃北韩这份经营多年的“战略资产”，那也只是一些评论者的愿望。从习近平被内定为“接班人”以来，他在中国政治局内一直负责北韩相关事 务，曾于2007年和2008年两次访问北韩。至今，外界从未见他表示过对这位“兄弟”的不满。可以说，在中国国内政治不发生大的变化之前，中国第五代领 导人几乎不可能在对北韩政策上发生根本变化。
北韩与北京的关系之难解的结在于：国际关系已经与毛时代大为不同，但二者关系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兄弟国”的模式。维系这种模式的纽带，一是共同的政治战 略利益，二是共同的价值信念；由此则带出第三条，即“老大哥”对“小兄弟”的大笔经济援助。比如中苏翻脸之前就是一种无君臣之名、却有君臣之实的社会主义 国家外交形态。然而，一旦第一条纽带松驰，或者国际关系变化，双方很难依靠价值信念维持亲密关系。从毛时代开始，中国一直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视为麾下 之臣，希望这些国家完全按着中国的节拍起舞并随时调整舞姿。北京有什么动作，不会告知“兄弟们”（如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一旦别国有表现自己 独立意志的行动，北京就视之为“不听话”。这是导致北京与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反目相向的真正原因。
中国不少人指责北韩忘恩负义，没错，从中国立场上想问题，确实可以这样说。但只要想想毛泽东当年与苏联的关系，就不难明白这种关系其实很难善始善终。从中 共起家到延安时期，再到国共内战、中共建政、以及中国后来发展核武器技术，每一步都有苏联“老大哥”的心血和财力物力倾注其间。但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 东觉得自己翅膀长硬了，不愿意再听苏联的吆喝摆布。
1958年发生了两件严重影响中苏关系的事：一件是中国突然对金门开炮，当时中苏已签订同盟条约，如果金门炮战导致美国介入，依照中苏条约，苏联就不得不 为毛泽东的炮击金门决定打一场世界大战。如此国运攸关的大事，毛竟然事先根本不向苏联通报，使苏联感到中国的不可靠。另一件事是，中国在与台湾空军对阵 时，获得了一枚未爆炸的美国最新研制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其中的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十分先进，苏联希望能看一下。以苏联为中国全面提供从核武器到导弹等 军事装备的慷慨，中国满足苏联的愿望似乎是应该的，但当时中国的态度却是：占你的便宜没商量，让你占便宜没门。这两件事，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导致苏联于 1959年中止了对中国军事技术的进一步援助。此后的故事全世界都知道，1963年开始，毛泽东主持写作《九评》，指斥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宣布与苏联 在价值理念上分镳。
北韩与中国之间早就不存在共同的价值信念，剩下的唯一纽带就是利益。利益是随时变化的，双方的利益不可能永远一致，正是在这种唯利益导向的格局下，北韩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路，选择了核讹诈。
我相信这次北京对北韩核试非常光火，但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这样耗下去，还不如重新调整两国关系。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 2013年2月8日—2月21日）
from 《中国人权双周刊》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