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特
針對「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這是公然撒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被囊括在中共對媒體進行管制的大框架中，由專制政黨秘密進行。
新聞管制與抗爭
自 1990年代中國興起大辦「都市報」的浪潮後，除了「管制」之外，新聞生產還出現了「抗爭」的行為。因此，筆者建立「管制—抗爭」模型，試圖解釋「黨國」體制下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各種問題。模型的第一個理論假設，即政治制度愈民主，政治權力對新聞管制愈少，新聞界的自由度愈大抗爭愈少，反之亦然。第二個假設是，政府對媒體的管制愈少，媒體將愈自由，反之亦然。第三個假設是：新聞機構對市場依存程度愈小，其抗爭程度愈弱，反之亦然。第四個假設是：新聞從業者對「新聞自由」的認同度，與其對新聞管制的抗爭力度相關；愈認同「新聞自由」，對新聞管制的反抗力度愈大，反之亦然。
解析南周事件
今年初，由大陸媒體《南方周末》引發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中國新聞管制的典型樣本。
根據「管制—抗爭」的分析框架，我們不難發現，對於前兩個變量的理論假設，南方周末所面臨的局面，跟中國大部分媒體所面臨的壓力幾乎是一樣的。2012年系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換屆年，政治權力（中共宣傳部門）對新聞的嚴苛管制是整體性的；而行政權力（政府層面的新聞出版機構）當年對媒體的管制，跟以往也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這是全國整體的大環境。
庹震就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後，啟動了中共新聞管制的所有機制。最為惡劣的，是加強了遏制「新聞事件」形成「新聞報道」的事前（新聞）禁令，「喚醒」了已很少啟用的新聞報道事前審查（抽查）機制，即在報道發表前，宣傳部對媒體下達如何報道、是否可以報道某段新聞的指示。
宣傳部門對新聞媒體虎視耽耽。南方報業審讀員制度的建立也是為自保的無奈之舉。審視近年來南方報業特別是南方周末對禁令的遵守情況，不難發現，以前總在想方設法突破「禁令」進行抗爭的行為，在庹震到來之後，已經變得「有令必從」。
實際上，除了南方諸報，廣州其他媒體亦深受其害。然而，為何此次釀成公共事件？這與前述第三、第四個假設變量有關。面對新聞管制，新聞機構的抗爭力度，「與媒體的經濟自由度」和「從業者對『新聞自由』
的認同度」密切相關。南方周末二十餘年的辦報歷史，不但在「經濟自由度」上獲得較大發展；其從業人員對「新聞自由」價值理念的認同度，在中國新聞界亦是有目共睹。
媒體抗爭與新聞自由的前景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大陸新聞人的抗爭，仍是一種「弱抗爭」行為。更為悲哀的是，他們以後將不得不面臨更為嚴苛並且巧妙的管制。
中共各級宣傳部在經濟自由度上保持對媒體的絕對控制，而在從業者中破壞對「新聞自由」價值觀的認同，媒體對管制的抗爭行為可輕易撲殺。
就媒體抗爭而言，在僅有「政治權力」這一管制主體時，媒體的抗爭力度幾乎可忽略。隨着政治逐步民主化，當政治權力對媒體的管制逐步讓位於行政權力時，對於新聞管制的反應，抗爭才將是其主要的特點。
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大陸媒體人以後將面對一個令人悲觀的現實，那就是，在中共「黨國」體制「剛性維穩」之下，僅靠新聞人自身將難以獲得所謂的「新聞自由」。破題之道 ,在於更多的黨外抗爭，如果民主化取得實質性進展，新聞人將迎來真正的「新聞自由」。更大的進步，依賴於新聞界之外的抗爭力量。
（作者系中國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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