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官员的腐败，看来已经到了连体制内的人也都一致认为，是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如何解决这个世界史上范围最大、数量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集团腐败，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谅解”可能就要到来；也有中国官员和学者谏言，说只有进行“特赦”，才能解决中国的腐败。
真的是这样吗？让中共官员退赃，豁免他们，就会换来他们支持政改吗？更重要的是，换来社会公正和中国人民的满意？对上述问题，国内外分歧很大。
改革是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的秘籍，是取得一切成绩的必由之路。阻碍改革的是什么？既得利益集团，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那些靠不法手段攫取巨额财富和权利的人，如果非要简单化和绝对化，一言以蔽之，就是贪官集团。这些人过去掌权，现在掌权，将来还要继续掌权，这些掌权的人活得很滋润，忽然一夜之间要阻断他们的“风水”，要让他们“老实点”“不许动”，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所以他们要阻碍改革，使改革流于形式，使改革流产。改革要想绕过他们，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为了换取他们的默许，大开绿灯，所以要“大赦贪官”。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应该在一定条件下，认定腐败官员无罪，对这些腐败官员进行赦免。否则，在他看来他们的抵抗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这话说起来很滑稽。因为我们相信正义的人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漏的天网是绝对不会破的。那么腐败官员如果相信“网破”或“网已破”的说法，说明大陆官员自己都对自己的法制体系没有信心，认为这个本来就空无一物的东西，现在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了。
李副院长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并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这样做的原因，他说是官员家庭财产目前还不能公示，因为“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也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财产公示会让他们成为政改的障碍。要对中国大陆的贪官污吏给予“特赦”，豁免他们、“谅解”他们，以让他们能够把贪污的钱吐出来，甚至换来他们支持政治改革，这葫芦里的药算不得灵丹妙药。
李永忠据说是“制度反腐专家”，长期致力于“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听起来也很滑稽，像是在自己反自己。李副院长真是生逢其时、也生逢其地。因为在人类社会任何时代，都没有中国大陆这么大规模、有系统的腐败；在世界任何其它国家，也没有大陆官员这样普遍的、全面的腐败。所以对于李副院长看来他有全人类甚至全时空最佳的研究土壤。
特赦和大赦，在国际社会也经常使用。但特赦或大赦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是政府赦免一批人，多数是应该被审判但还没被法庭定罪的政治犯。比方在英国，大赦都是由女王来做或议会来授权；当时在美国，最著名的赦免是1872年针对南方叛军官兵的大赦，使其能投票并担任公职。大赦的原因是当局觉得，把人们带入遵纪守法的状态，比惩罚他以前的犯罪更有意义、更加重要。大赦一般在战争之后用的比较多，因为可以帮助结束冲突、实现和解。因为大范围起诉成本太高，赦免不啻为一种很好的方法。美国总统卡特1970年代也赦免了一批人。当时的反战分子和因反战逃避服兵役者时，他特赦了这批人，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解，因为那时已没有战争需要抗议、也不需要逃避服兵役了。但特赦在人类史上一直有争议，因为它涉及公正性的原则。因为这些人犯罪了，为什么要给他特赦？当时非洲乌干达政府在试图赦免、放弃起诉内战战犯时就有人指出，这种特赦意味着这些人他可以一边施暴一边说，如果给我赦免，我就停止我的暴行。其实，中国大陆也处于类似于乌干达暴徒的状况，因为官员所犯下的还不只是贪腐的问题，他们在侵犯人权、限制自由、以权谋私、以权谋利、甚至以权谋色的同时，又在贪污国库。这些厚颜无耻的官员如果说，你给我特赦，我就不再贪污了，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如果有知识分子此时给其帮腔、铺路，那就更加令人不齿了。
南非1990年代实施“真相与和解”时，也用了大赦。大赦放弃追究白人官员的罪责，换取了当时黑人的解放，在南非消除了种族隔离。关于大赦的法律，通常也在新政府建立之后，给予前政权的官员和军事将领不予以追究以前犯下的罪行的权力。换句话说，这些被赦免的，都是已经放弃了权力、不在军政位置上把持权力的人们。对大陆贪腐官员的赦免如果由贪腐者来主导，这怎么能给予中国民众从权贵专制下获得解放的机遇？即使真正要“赦免”贪官，也应该由民主、廉政的政府来主导，由民众决定是否给予贪腐官员赦免的机会。
特赦和大赦，通常都是关于政治性的，或者人权方面的犯罪的。中国大陆官员提出的特赦，是经济上的特赦。这在国际上，先例也是有的。经济犯罪的赦免，其实在1980年代在西部非州的国家贝宁有过一个先例。在贝宁总统叫马蒂厄·克雷库治下，他是一个将军，打仗还可以，但国家经济管理低下，官员贪腐严重，国库流失，加上非洲的经济危机，使贝宁经济面临崩溃。克雷库向西方求救，但法国等西方国家拒绝帮助，最后贝宁三家最大国有银行破产，当时政府甚至没办法给教师、公务员、和军人发薪水。1990年，在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克雷库无可奈何，召集全国各阶层如教育、军队、宗教、工业、农业、还有50多政党的代表开一个大会，试图走出困境。克雷库自认可掌控近500名代表，但结果这些人在1990年2月开会时，直接就说我们这个大会宣布掌握了国家主权，直接架空了克雷库。再后来，会议任命原世界银行职员索格洛为贝宁新任总统，但是他们给前总统克雷库的条件以大赦，就是不追究他以前的罪责，换取他和平的放弃权力。和平放权的克雷库还于1996二度当选，又做了十年总统。
然而，中国大陆的“大赦”，说起来都滑稽，是一群罪犯赦免自己。官员内部从上到下，有几个没有贪腐？他们给自己内部一部分人予赦免，谁给他们赦免？肮脏的人办理肮脏的人，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如果实行特赦，必须确认实施的官员至少是清白的、没有污点的；否则由贪官甲来承办贪官乙的案子，根本就是离谱。
还有人提出，让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这也不合理。“匿名清退”是什么意思？只有承办的官员、高级官员知道谁是贪污犯，民众根本不知道？难道在知道犯罪者是谁的时候，还要体现出等级和特权？要知道，贪污的是百姓的钱，难道财富的主人不知道钱被谁偷了，只有“公仆”才能知道？所以，退赃和赎罪必须完全公开、向民众公布，才有实质意义。
但这就可能涉及到另外的问题，如果这些人真正公布了，或者他们贪污的数字真正的公布的话，在中国实行这种特赦，会让中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这个特赦会让没招供的官员觉得更加危险，他们不会从此罢手、也不再贪污的，他们只会嫌贪的太少、逃的太晚。他们会变本加厉、加快敛财速度，并加紧转移资金和外逃。而贪官退赃一旦公布，必然引起百姓的愤怒；一定如排山倒海一般。公布财产会激怒贪官，更会激怒百姓。不需远看，仅看看李永忠文章后面跟的帖子，就足以胆战心惊。有网民说，让“老美快来解放大陆吧”、还有人建议说“建议恢复株连九族”。
凤凰博主王华源指出，“大赦贪官”是不符合人民的期待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人民希望他们和贪官污吏做殊死之争，还人民一个公道和朗朗乾坤，谁料想屁股还没有坐稳就和贪官污吏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究竟是反贪官的？还是坑壑一气蛇鼠一窝？这让人民情何以堪？还可以依赖谁相信谁？
“大赦贪官”无疑是自认无能的举措。大赦贪官是投降主义，我们和贪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零和的游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可以协商和妥协的，那么大赦贪官就是自知不敌自认无能的投降主义。为什么要大赦贪官？是反贪腐的无力感绝望感使然，企图换取贪腐对改革的支持是这种无能的鸵鸟政策，是掩耳盗铃的翻版和新版。
“大赦贪官”不能换取清明政治。贪官们被大赦了，他们就不再贪腐了吗？错误之极！他们因为贪腐没有获罪，会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大赦贪官不但是对贪腐的妥协和投降，更是一种鼓励和暗示，暗示贪腐是无罪的，贪腐者是得罪不起的。
“大赦贪官”不可能换取贪官们对改革的支持。建议者把贪官们想象的很好，很有修养，并且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们认为大赦贪官之后，贪官们不但不贪腐了，而且很知足很满意，感激涕零，对改革也大开绿灯鞍前马后的效犬马之劳。建议者幼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人心人性没有一丝一毫的了解和理解，别说贪官污吏，就是一个善良的老百姓，谁能做到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贪官更甚，他们是不会满足的，他们拥有无边无际的欲壑，他们不但抓住权利不放手，而且都想着“向天再借五百年”。
贪腐自古皆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存在，它几乎是人类社会一个断不掉的组成部分。那种想根除腐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的，都是想象和乌邦托。所谓反腐败说的确切和实际一点就是“控制腐败”，使腐败处于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使清气高扬浊气下沉，使人民生活在一个相对公平和稳定的环境里面。所谓反腐败也可以这么说，就是逐渐收紧对贪腐的约束，对贪腐步步为营步步紧逼，使得贪腐滋生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政治越来越清明和透明。反贪腐可以用猛药，有时候必须用猛药。
尤其是当贪腐当道乌云蔽日的时候，不痛下杀手就不足以激浊扬清，不痛下杀手就不足以挽大厦于既倒，不痛下杀手就不足以为继续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很多人的担心：和巨大的贪腐集团做殊死的斗争，一旦不虞，会导致动荡不安甚至天下大乱，中华万劫不复。然遍读历史，没有发现因为反贪腐而亡国的！具体而论：若是乱世，必须权变，合纵连横那是必须的，以奇兵取胜是制胜之道；如今太平盛世，如果整天想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会让自己整天活在“出其不意”之中，只不过是庸人自扰。
在和平盛世里，只能“以正合”，堂堂正正大兴光明磊落之师，正其名，顺其言，成其事，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果熟蒂落水到渠成。
说到底，扔给饿狼一块肉是不会换取它和自己和平相处的，对待饿狼的办法只有一个：杀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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