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保松 | 评论(0) | 标签:自由主義, 市場, 金錢, 私有產權, 自由
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
周保松
《南風窗》(2012年第23期)
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许多人一定会说，自由。谁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如何保障这些自由？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我之前发表的《市场、金钱和自由》和《贫穷、自由与公正》，挑战了这种观点。我的理由很简单：市场中不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是有钱人较穷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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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引来许多笃信市场的朋友的严厉批评。为什么呢？我猜多少是因为触着了他们的软肋。众所周知，市场自由主义不遗余力替资本主义辩护，甚至反对国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医疗、房屋、失业救济等基本福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意味着要抽富人更多的税，而抽税形同劫富济贫，损害了富人的自由，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因此，即使面对严重的贫富悬殊，市场自由主义仍然可以声称，为了个人自由，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自由，成了捍卫资本主义的马其诺防线。
我的文章却指出，这道防线并不存在，因为富人和穷人其实享有不一样的自由。资本主义不仅导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也导致巨大的自由的不平等。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否定市场有许多其他优点，但却至少说明，“市场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这一说法，其实是个迷思。迷思一旦被打破，市场自由主义遂不能再轻易以自由之名，一刀切反对国家基于正当理由而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也意味着，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右派要自由，自由左派要平等」的看法，其实颇为误导。两派真正的争论，不在于要不要自由，而在于要什么性质的自由，自由如何公正分配，实现自由需要什么条件，以及谁来满足这些条件等。
廓清这些理论误区后，自由主义就不必无条件地和资本主义捆绑，并对后者导致的社会不公保持沉默或强为之辩。自由主义不是也不应是为现有体制及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意识形态。相反，自由主义立足于自由和平等，有普遍性的道德关怀和对社会公正的坚持，既追求政治上的权利民主宪政，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尊重，也追求经济上的公平分配。我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批评市场自由主义，目的不是要取消市场或主张大国家主义，而是尝试反思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恢复它的批判精神，并论证其在今天中国语境下的道德吸引力。
在这次论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是金钱和自由的关系。但绝大部份批评，似乎均未能准确把握我的论点，包括最近再次长篇回应我的王建勋先生。（见《市场是自由与公正的天然盟友》，《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10月16日。）故我在此再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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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重温一下自由的定义。当一个人能免于外在干预或强制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时，他就是自由的。据此，监狱中的囚犯是不自由的，不论他是否罪有应得；同样地，我们没有自由在明令禁烟的场所吸烟，或收到税单时不缴税，否则会受到法律惩罚。这个定义，有时被称为消极自由，也为市场自由主义者普遍接受。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穷人会否因为缺乏金钱这一事实本身，从而客观上较富人受到更多外在限制，因而享有较少自由？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为方便讨论，让我举一例。设想有两个国家。A国法律规定，所有国民都不可以出国旅行。如果有人强闯边境，会被警察拘捕。也就是说，A国人民没有出国的自由。B国是一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人都可凭护照出国。富人有护照有机票，所以可以不受任何阻挠，顺利通关上到飞机。穷人也很想去旅行却没钱买机票，结果在海关前被警察阻挡。他努力想闯过去，结果被拘捕。警察对穷人说：“根据法律，你必须用钱买一张机票，才能免受武力的强制上到飞机。钱，是你获得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许多人以为，只要富人和穷人都可以申请护照，就已享有相同的自由。实际上是即使你有护照，却没有钱，一样会受到强制而无法出外旅行。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较穷人多了行动的自由。
以上例子说明，A国和B国对自由的限制，其实都来自法律。要理解金钱和自由的关系，就必须将它放在特定的产权制度下来理解。B国实际上规定，所有私人财产都受法律保护，而在绝大部份情况下，金钱是使用及占有他人财产的必要条件。金钱是市场的交换媒介，并由国家法律赋予其权威。许多人误以为市场是独立于国家的自足体系，其实市场的游戏规则，包括私产和契约制，都是由国家制订并以武力维持。穷人没钱而又想得到他人的物品，就会受到国家干预。
这就是我再三阐述的基本论证。这一论证如果合理，即表示在一个贫富悬殊且大部份财富集中在小部份人的社会，穷人较富人事实上少了许多自由，而这是某种法律制度下的结果。读者须留意，这是一个内部批评：我是在接受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的前提下，指出财富多寡和自由多寡的内在关联，然后指出富人和穷人享有相同自由的说法并不成立。
但我必须强调，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穷人可以仅仅因为不平等的经济自由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充分的正当理由要求平分富人的财产，更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要否定市场和私产制度。但它意味着，如果市场自由主义真的重视人的自由，同时相信每个人都应享有相同（或相当程度）的自由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么一个贫富悬殊却又反对任何财富再分配的市场制度，就不可能是它要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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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对我的反驳。一个最普遍的批评，是认为穷人根本不应享有强占或抢劫的自由。例如王建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如果流浪汉不试图强占或者抢劫商店里的面包，他的自由丝毫不会丧失。尽管他会挨饿，但这与自由的失去完全是两回事。”王先生在这里其实并没有真的在反驳我。承认穷人因为缺乏金钱而因此缺乏自由这一事实是一回事，因为缺乏金钱而去抢劫他人是不道德的是另一回事。前者并不涵蕴后者，而我一直论证的是前者。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因为担心出现后者的情况，所以才由政府提供各种福利，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
但王先生在这里似乎同时想说，流浪汉只要挨饿而不去强行索取面包，他的自由就不会有丝毫丧失，例如警察不会来干涉你。但王先生岂不是因此同意，如果流浪汉没有钱而又想得到他人的面包，他的自由就会受到警察限制？而钱，岂不正是令得他免受这种限制的必要条件？由此往下想，一个身无分文且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和一个身在监狱的囚犯，是否同样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囚犯拚命挣扎却不得其门而出，当然没有自由。如果没有他人好心施舍，流浪汉同样不可能免于警察限制而得到衣服、食物和居所。在他的四周，私有财产法竖起一堵堵无形的墙，阻碍他得到这些物品。而对于富豪来说，这些墙却可轻易推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先生仍然坚持说富豪和流浪汉享有相同的自由，那着实教人不解。
我相信，王建勋先生真正在谈的，其实是私有财产权，而不是自由。例如他说，私有产权在“保护权利人财产的同时，对他人施加了不得干涉或者侵犯的义务。”正因为他先假定了面包是店主的私有财产，他才会说流浪汉不可以强占或抢劫，因为这样做侵犯了店主的财产权。所以，“任何人都不享有获得某件特定商品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某个商店里的某块面包，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也就是说，王先生是在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的前提下来谈自由。
王先生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旦接受这种思路，他就不能再坚持原来的平等自由论证，因为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财产权在概念上有自由和不自由两面：它保障了有产者自由支配他的财产的同时，必然也在法律上限制了其它人使用这些财产的自由。所以，当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产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垄断后，那些没有能力和机会拥有财产的人，客观而言，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私有财产权在制度上的优先性，有产者和无产者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自由，而这正正解释了贫穷和自由的关系：穷人缺乏钱，所以不能免于法律限制而去使用和占有属于别人的财产，因此缺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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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见得很清楚，王建勋先生实际上是在诉诸私有产权，而不是平等自由来为资本主义辩护。读者看到这里，或会感到有点意外，因为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想象里，在各种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放到最高位置的，正是鼓吹小政府大市场，反对任何社会福利的市场自由派。但我们现在却见到，市场自由主派真正在意的，其实是私有产权，而不是平等自由，而前者不仅不会导致后者，反会在制度上合理化和强化自由的不平等分配。
这不仅是理论分析，更是无数人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残酷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令土地财富生产工具愈来愈集中在大财团和大资本家手上，无数穷人在生存边缘挣扎。他们承受的，不仅是物质的匮乏，同时是自由的缺失。他们生命中许多重要的门，因为贫穷而被一一关上。而我们不要忘记，关上这些门的，不是市场，而是国家，是国家在支持一种私有产权至上并以武力维持的制度。市场自由主义者却告诉我们，对不起，这已经是各种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为我们必须无条件捍卫私有产权。他们遂无法理解席卷全球的“我们都是99%”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人的愤怒和绝望，遂继续活在自己编织的世界，并自我感觉良好。
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问，今天中国的农民、工人、失业者、老弱伤残者，他们在生活中承受的压迫和不公，包括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过低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子女教育困难，医疗保障缺乏，居住环境困窘，日益商品化的社会关系，以及经济自由的不平等，这些都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无关？退一步，即使无关，那么出路是否就是将中国变为更赤裸的市场社会，而不是在完善市场体制的同时，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并以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如果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那么对于无数受压迫的人来说，这样的主义有何道德吸引力？如果自由主义所许诺的，只是个机会不均，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弱无所顾老无所养，人们活得没有安全感没有尊严的社会，那么没有人会愿意成为自由主义者。
最后，市场自由主义者或会问，即使你所说都有道理，难道我们因此要全盘放弃私有财产制？不是。而是我们首先要问，私有产权为何如此重要？王建勋先生说得好，私有产权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既然这样，我们应该问下去：怎样的产权制度，怎样的资源分配，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从而活出独立自由丰盛的人生？这是自由主义的关心所在，而市场资本主义不是它的答案。
注:出国旅行的例子，借用自Adam Swift,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y, 2001), pp.57-58.
王建勋先生的文章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361db0101b6s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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