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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0 October 2012

徐家健:「傳媒偏見」給DBC事件的啟示

信報財經新聞 29&30-10-2012

曾老弟國平之前一連數篇關於美國失業率的文章,清楚解讀了來自家庭調查(household survey)和機構調查(establishment survey)的就業數據。《信報》讀者和編輯都是有眼光的,在美國只看一份當地報紙的讀者,對美國就業市場的了解,可能不及你們!

香港的朋友都明白,在「蘋果東方」和「大公文匯」筆下,香港彷彿有兩個不同的特區政府。關心美國經濟的投資者,做功課時也要留意資料來源的政治背景,美國傳媒雖然沒有讓不同讀者穿梭於不一樣的平行宇宙,親左親右的報章還是百花齊放的。

失 業率是重要的經濟數據,能影響市民投資以至投票意向。美國勞工統計局每月30多頁的就業情況報告,一般市民不會細心閱讀。如果只看《紐約時報》的新聞標 題,你對美國就業市場的了解就只會是:Jobless Rate Sinks to 7.8%, Its Lowest for Obama's Term.

西方傳媒也有議題偏見

民主社會裏,監察政府運作的大眾傳媒,是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社會權力機構外的「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但就算三權分立、數據沒有水份,大多數市民終歸要透過傳媒接收資訊,傳媒因此亦可為政府隱惡揚善。

西 方傳播學的理論,有所謂「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政治學者Bernard Cohen說得好:The press may not be successful much of the time in telling people what to think, but it is stunningly successful in telling its readers what to think about。意思是:「傳媒告訴人們要怎麼想,往往失敗;但告訴讀者該想些什麼,卻非常成功。」

麻省理工經濟學家Jim Snyder一年前發表了一篇關於「議題偏見」(agenda bias)的文章,收集及分析了多份美國報章超過二十年的數據。研究發現,與長期支持共和黨的報章比較,支持民主黨的報章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就高失業率報道 的數量,遠比民主黨執政時期為多。
例如,當失業率升高一個百分點,支持民主黨的報章(如《紐約時報》)在布殊當總統時就失業率的報道,就比克林頓在位時多近一成【註1】。

當議題設定變自我審查

假如傳媒在市場能自由競爭,個別傳媒偏執一方,是回應市場的需求,還是別有用心呢?

民國時代的報業家史量才說過:「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傳媒供應資訊,亦提供娛樂。投資者希望得到第一手資訊作出明智的投資決定,這是「理財投資」版讀者的心聲吧?

但一些消費者往往卻只想享受令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娛樂,有冤無路訴的小市民,聽聽名嘴、名筆痛駡政府,得到的共鳴也是消費的一種啊!

美國在半個世紀前的四十、五十年代,共和黨曾經是得到較多傳媒支持的,時移世易,今天的美國傳媒傾向支持民主黨,但如果這只反映消費者的「民意」,今天傳媒的傾向算不上存有所謂的「自由派偏見」(liberal bias)。

然 而,傳媒報道在社會上不是很有影響力的嗎?美國的霍士新聞台(Fox News Channel),是少有較保守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在九十年代後期較先接收到霍士新聞台的地區,共和黨是得到較多選民支持的【註2】。但要知道,有影響 力的傳媒,不一定代表他們偏頗。相反,在自由競爭下能影響社會的傳媒,英雄造時勢也。

議題偏見可怕之處,是當傳媒競爭受到政治干預時,所有傳媒都偏執同一方,個別議題偏見就變成集體自我審查。

這時,讀者很難分辨銷聲匿迹的報道,是因為沒有新聞價值,還是傳媒因為政治理由變得「事事旦旦」。

香港傳媒的市場競爭

香 港的傳媒能自由競爭嗎?香港辦報的門檻不高,報業算是百花齊放的。不同報章立場各走極端,只是反映社會分化中讀者的口味吧,但受到發牌監管的廣播業,怎麼 也說不上是自由市場。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DBC)瀕臨倒閉,大班鄭經翰先生說「大多數傳媒」不聞不問。對於我這個睇《信報》聽網台的居美港人,隔岸觀 火是不容易感受到的。「大多數傳媒」,是指其他受到發牌監管的廣播傳媒吧?

不要告訴我DBC言論有多偏頗、大班有什麼隱藏政治任務。經濟學的推論很簡單,個別傳媒有議題偏見並不可怕;可怕的傳媒偏頗,是源於生產缺乏公平競爭,消費因此失去自由選擇。

「鴻圖」本大計 無語問蒼天 

從義播,到集會,再到絕食,DBC事件最後會發展出怎樣的社會運動?這社會運動又將為香港經濟民生帶來什麼衝擊?

代 議民主,除了公平選舉外,還需要新聞自由及抗議權利。治國的邏輯其實跟企業管治差不多,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方便了企業專業管理,但隨之引伸出所謂「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牽涉交易費用──怎樣防止管理層濫用權力損害小股東利益呢?

在直接民主下,人人忙着政事,不能人盡其才。有了代議民主,市民可委託代議士和執政者議政執政,好讓社會透過分工,充分發揮專業生產;但從代理人問題的角度看治國,代議民主需要約束、監督代議士和執政者,以減低交易成本。

新聞自由,是以自由競爭的傳媒監察政府。今天的美國,當大氣候是傳媒傾向支持民主黨,昨文提及霍士新聞台的例子,說明了個別傳媒對政治還能發揮小氣候效應。至於和平抗議,是選民在選舉前向不稱職政客說不的手段,但當權力落在這些政客手上,抗議有用嗎?

茶黨運動,暴亂衝突,還看天氣

分析抗議的政治效果,要解決因果關係問題:究竟是抗議影響了政治結果,還是抗議只反映了民心所向?

根據哈佛大學數位經濟學家最近的研究,抗議不只反映「民心所向」這麼簡單。他們分析的案例,是美國茶黨運動在2009年4月15日納稅日(Tax Day) 發起的抗議遊行。當年茶黨要向民主黨領導的聯邦政府表達不滿,訴求是小政府及良好管治。

研 究有趣的地方是,這幾位經濟學家首先收集了抗議當天美國不同地方的天氣數據和遊行人數資料。不出所料,雨天不是遊行抗議的好日子!於是,4月15日天晴地 區的遊行人數遠比受天雨影響的地區多;利用天氣的變化預測不同地區遊行抗議的參與度,就像在實驗室隨機抽樣,在一些地區增加遊行人數,另一些地區減少遊行 人數。

研究結果指出,因為好天氣而參加遊行人數踴躍的地區,往後參與茶黨活動的人數、政治捐助和傳媒報道都相應增加。更重要的是,最後遊行 抗議影響了選舉結果和公共政策:遊行人數踴躍的選區,在2010年國會選舉中投票支持共和黨議員的也同樣踴躍。而議員在國會投票時,亦變得傾向支時保守的 經濟政策【註3】。

抗議可以影響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亦可觸發抗議,甚至暴亂。一個明顯的例子,要追溯到上世紀50、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 動。運動初期由馬丁路德金帶領和平抗爭,或多或少都推動了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但抗議和暴亂,往往是一線之差,60年代後期,和平抗議演變成暴亂衝突,這些暴亂對社會又有什麼影響呢?

經濟史學家Robert Margo作過這樣的研究。民權法案通過後的數年,美國各大城市曾發生數以百計、因為種族問題引發的暴亂。雨天不是遊行抗議的好日子,更不宜暴亂衝 突,Margo發現,因為天晴而暴亂規模較大的城市,往後黑人家庭收入及就業率都顯著下降。暴亂亦打擊了樓市,商戶紛紛遷走,暴亂黑人區的物業價格,在十 多年後還未能復蘇【註4】。

為什麼聯邦政府通過民權法案後,抗爭反而變得暴力失控呢?其中一個導火線是個別州份企圖通過一些新的州法例,以抵銷民權法案的影響。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在香港,本來多發電視及廣播牌照,是市民所歡迎的,但從「只聞樓梯響」的新免費電視牌照,到DBC滅聲事件,最終會否演變到像當年美國民權運動一樣的民意反彈呢?無語的人,要表達,唯有動手。以古為鏡,特區政府不能只祈求老天爺降雨平息民憤吧?

我真的希望可以多寫一些關於理財投資的「非政治化」題目,奈何政治議題接踵而至。當「門常開」變成「人常來」,人人忙着參與什麼什麼運動而迫着「不務正業」,社會又怎樣發揮專業生產呢?

註1:Larcinese, Valentino, Riccardo Puglisi, and James M. Snyder Jr. Partisan Bias in Economic News: Evidence on the Agenda-Setting Behavior of U.S. Newspap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9-10), 2011:1178-1189.

註2:Stefano DellaVigna and Ethan Kaplan. The Fox News Effect: Media Bias and Vot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3), 2007:1187-1234.

註3 Madestam, Andreas, Daniel Shoag, Stan Veuger and David Yanagizawa-Drott. ”Do Political Protest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Tea Party Movement.”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註4 Collins William J. and Robert A. Margo. ”The Economic Aftermath of the 1960s Riots in American Cities: Evidence from Property Valu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7(4), 2007:849-883.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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