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5 月 14 日，为了开展文革，同毛如出一辙，康生派自己的妻子去执行一个秘密使命。以曹轶欧为首的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调查组”一行 7 人，来到中国最享有盛名的学府北京大学，据说是检查“学术批评”的进展情况。曹的立场是“北大学术批判的方向是错误的”，北大校长陆平要对此负责。用其丈夫的话来说，她必须决定北大的“学术批判”是“真的还是假的”，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康认为它是“假的”，追随的是《二月提纲》的路线。由于《二月提纲》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而披露毛想法的《五一六通知》还严格限制在党内核心层传达，北京大学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假的”学术批判的泥潭。曹的真正使命其实是煽动普通群众起来反对校党委的领导。康生说道：“如果群众不起来革命，我们要动员他们起来革命”。
然而，康是直接得到了毛的命令，还是他“紧跟主席”，凭直觉感知到主席要做这件事？这仅仅是实现天下大乱的另一途径，还是毛对 1957 年“百花齐放”运动期间校园里对党的批评耿耿于怀，早已决定征召学术作为文革的突击队？
曹轶欧显然掌握了关于校内左派极其重要的消息。作为其丈夫办公室主任，曹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代表毛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她也知道北大的左派痛恨彭真。在前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北大教职员工中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康生支持的左派攻击学校党委领导人是“走资派”，只是后来彭真插手干预，派出包括邓拓在内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去重建秩序，才恢复了校领导的清白。由于与校长陆平积怨甚深，45 岁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 1965 年受到批判最厉害的左派之一，因此彭真的即将倒台，对于聂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喜讯。聂元梓即将要丢掉自己的职位，她的继任者已经被选好了，她被告知将要“下放”到北大的一个小单位去，工作地点在北京北部而距离市中心 30 英里、群山环绕的怀柔县。曹轶欧的到来恰逢其时。
曹找到了聂，她和其丈夫在延安时对聂有一点了解。聂的人脉很广，她在1938 年自己 17 岁时加入了共产党，抗战中她大部分的时间呆在了延安。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的那天，邓小平一个在北大学习的女儿，看到在大字报显著的位置上署有聂元梓的名字，就打电话回家，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在瞬间内关心的不是这张大字报的政治内容，而是最显要的署名人的道德品质：“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康生对聂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不大关心她的品质：“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聂和她的左派朋友们从《人民日报》上得知，反吴晗运动扩大后，邓拓受到了牵连。这意味着 1965 年镇压了他们的北京市委的宣传机构现在遇到了大麻烦。根据一位党总支书记接触到的党内消息，以及曹轶欧传达的批判彭真的内部消息，聂知道陆平已经失去了高层的保护伞，形势岌岌可危。无巧不成书，聂在哲学系的六名同事也根据内部消息得知北京市委已经土崩瓦解，他们打算对校党委采取某种行动。在曹的鼓励下，聂与他们联合了起来。其中有人告诉曹的调查组的一名成员，他们打算就此事写信给毛。但是，他被告知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因为信件可能到不了主席手中。从曹的小组的日程来看，真正的理由是：一封信达不到“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目的。
七名左派最终决定大字报是攻击校党委领导的最佳方法，曹对此并不知情，聂也只是部分参与了这张大字报的创作。然而，聂后来宣称，是她安排了与曹轶欧最后时刻的会面。曹本人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大字报的底稿，但是她作为党的“上级组织领导”大开绿灯，让聂把它张贴出来。5 月 25 日凌晨，第三稿完成，小组的其他成员被叫来签名，在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后，他们于清晨同意通过此稿 。聂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最后时刻在底稿的末尾加了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这伙人中职位最高的成员，聂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所有对这一大字报的毁誉都集于她一身。
5 月 25 日下午两点，这一大字报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为标题，张贴于学校大饭厅的东墙上。作者们提供了标题中的反问句的答案：宋硕（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在搞“阴谋诡计”。5 月 14 日，在北京各主要大学党委高级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上，宋硕的讲话显示了他们的图谋。宋引用中共华北局对于北京文革工作的部署，这很明显说明北京市委停止了工作。
这些部署同毛偏好的“天下大乱”判若云泥：
（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在聂及其同事们看来，任何试图把文革带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修正主义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害怕大字报，害怕群众集会，害怕“充分发动群众”。他们不想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而要一个能维持自己“黑帮”统治的运动。换言之，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一大字报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接着是一片混乱。当时聂的支持者们在报道中宣称，在这一大字报贴出的几个小时内，“如果没有数以千记的，也有数以百计的革命大字报把愤怒的炮火射向了陆平、彭佩云黑帮”。文革后一份同情陆、彭的报道则宣称，“短短半天时间，全校自发地贴出了 1500 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对聂远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
康生在幕后如同聂所说的那样“给革命煽风点火”；周恩来则在正面派出了救火队员，确保其“有控制的燃烧”。周听到这一大字报的消息后，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到北大提醒人们，学校内有外国学生，对于在公开场合张贴大字报的权利要有一定的限制。惊慌失措的陈伯达则担心出现街头示威游行。5 月 25 日半夜，根据陈的指示，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来到了北大，在北大校领导召集的 800 名党、团员的会议上，强调“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第二天上午，校党委的一名成员试图迫使聂撤下大字报，但是没有成功。邻近的清华大学的一位党委书记说聂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又说道：“结果右派高兴，苏修学生高兴拍照。”
然而，陪同李雪峰来到北大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却认为大有用处，可以“引蛇出洞，（给群众）打防疫针”。他打电话给清华大学：“创造条件让他们说话。抓重点，抓问题，动员群众讨论（反对他们）。蒋显然认为文革不过是 1957 年“百花齐放”运动的重演，那时直言无忌地发表批评意见的师生员工们为自己的鲁莽复出了代价。蒋也没有认清形势。
同时，曹轶欧收到了上述大字报的副本，迅速传给了其丈夫。在简要地听取了聂元梓对大字报发表情况的私人汇报后，康生把这一大字报的稿本发表在了《情况简报》上——这是几天前刚刚由中央文革小组创办，让毛和政治局常委们了解文革动态的刊物——传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毛在 6 月 1 日中午读完后，在上面批示道：“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那天下午，毛打电话告诉在北京的康生和陈伯达，这张大字报是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意义超过巴黎公社”。当晚就必须进行广播。在 8 点 30 分广播之前几个小时，康生才通知了周恩来，周颇感意外。李雪峰正在华北干部会议上讲话，得到康生手写的便条提醒后，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听众。然而，比周、李职务更高的刘少奇，实现既不知道要广播这一大字报，也不知道要在 6 月 2 日《人民日报》上刊登这一大字报。
《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一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在陈伯达指导下写成的一篇颂词，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称陆平及其同事代表了“假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将把他们扫荡一空。11 月 1 日，聂元梓在回顾这一大字报的发表时说：“5个月前的今天，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们的革命大字报传播了全国和全世界，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01/mao_last_revolution_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