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夏令营论坛：谁的融合？——细节中的中港关系（文字直播整理）

日期：2012年7月27日（星期五）

时间：09:20-1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蒙民伟楼710

讲者：闾丘露薇

闾丘露薇：这次的香港台风和北京暴雨，让香港成熟的社会和政府忽然被内地发现。其实，早年珠三角城市已经向香港学习。通常，香港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购物城市，我们一直不大愿意去看香港社会本身运行的机制。九七年的时候一场大雨旺角都会变得像湖泊一样，现在这个就没有了，因为政府花了两百多个亿，做河道疏通。为什么政府会做这些事情？因为媒体一直在骂。我们做报道的时候一定会选最严重的地方直播。香港政府花钱去疏通河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居民投诉，投诉政府不作为。申诉专员的调查显示民众的投诉是部分成立的，政府需要承担责任，因为调查发现有些水渠阻塞是政府下面的承包商没有疏通，所以是政府的不作为。

有人说香港很小，中国很大，中国没办法学香港。但我觉得大和小都是机制的问题，重要的是政府要有监督。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申诉专员公署，可以让民众投诉政府。警察也有公共投诉科，处理市民对警方执行任务的时候滥用权力的投诉。

香港好的是如果有大的事情，会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虽然花了两百多亿，但是10年还是有一个村民被水冲走，那时就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

动车事故后，有人提出说大陆是不是能效法香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我不希望这个调查几个星期就出来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调查是需要时间的。但在大陆，为了纾解民意，他们会很快就出一个报报告，但是我们要想这个报告到底有多少客观性。

北京大雨后，大家能够讨论，但是不能说「问责」，很多人被约谈。我做新闻到现在有点沮丧，因为很多事件背后的原因都一样，而你已经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不能促进原因的改变，我们只能不停地把一个个问题拿出来，但是之后怎么办呢？

你看到事情重复发生，却没有得到解决。但你也可以想，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不断的发生，所以你要不断地去谈论，看谁更啰嗦。

台风来了之后，公车停运，地铁只提供有限度服务。有一千多人被困在罗湖，他们非常不满意，因为港铁公司只提供水，没有提供食物和接驳巴士。但港铁表示，出于安全，在有台风的时候汽车出事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另外，因为台风，港铁也找不到食物。这次台风后，的士已经五六百一程。虽然政府说加价是不对的，但实际上规定是司机主动提加价是不行的，如果乘客来提出就合法。你可以说有漏洞，但这样的法律非常细致，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权责在哪里。如果你在打的时遇到司机主动提加价，可以去告他。

我觉得香港现在变脏了，服务的态度也变差了。你说香港人没有创造力，但至少敬业精神是有的，有些人觉得这是大陆客太多了，破坏了规矩。但我一直都不理解这个说法。我觉得为什么你不能把规矩告诉这些不懂规矩的大陆客？你在北京呆久了，你会发现老外也在随地吐痰。在香港一直觉得破坏规矩是不对的，为什么现在这个标准越来越低呢？是不是港人在纵容这些大陆游客，或者觉得让他们出丑就好了？在上海、北京、广州，我们对外地人很多时候也是用歧视性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带着歧视性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对待别人，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很多人排斥自由行，更深层次的是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但我觉得把对政府的不满发泄到个体身上，这是不对的。

有一次我在北京坐计程车，司机骂我说，你怎么不坐巴士啊？我说我也是弱势群体啊，你要是不满油钱太贵，份子钱太高，你去提出你的建议。你这样骂我，你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

在香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每次接受内地媒体采访，他们都把这个部分剪掉。本来一个地方的入境应该是这个地方管制的，但是香港的入境权掌握在内地公安机关的手上。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香港是很被动地在接受的。这在全世界都是特例。

内地人持单程证来香港，在拿到香港永久居留证前是非常痛苦的。你在内地已经没有户口了，你只有一张“身份证明书”，出国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这是什么啊？”。有一次我去非洲一个国家，就差点没能入境。

选择很重要，比如香港的报纸，有苹果、东方，也有大公、文汇，供大家自己选择。香港存在贴标签的问题，你要么支持民主，要么反对民主，还有前些年的亲中、反中。

从当年保护天星码头开始，你会发现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你能看到香港社会进步的希望。我对台湾的老派政客也比较失望，上次我们去台湾，也有韩寒。你看到台湾这些老派的政客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关注，但民进党一些政客有倾听对年轻人的声音。

香港一些非黑即白的思维，我觉得不好。我做凤凰，有人在网上骂我们是五毛。但这些人看过多少凤凰的节目？采访香港年轻人苦行抗议高铁，结果人家一听我们是凤凰的，就拒绝采访。我在推特上跟他们说，就算你们觉得我们是敌人，你也要占领敌人的喉舌嘛。

我们在台北的同事要幸运地多，绿营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而且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地让大陆了解他们的机会，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做社会运动，当然希望影响力越大越好。我唯一挑剔的是媒体有没有断章取义，管它定位和标签是什么。

在香港有很多研究中国的人以人民日报和CCTV的报道来判断局势。常有人说，人民日报出了一篇偏自由化的报道，是不是上面口风变了？但其实现在编辑都有一些自主性的。

美国媒体大亨还是专心做媒体的，但在香港，很多媒体大亨都有其他生意，比如做地产，而且很多是政协委员。这些媒体有编辑自由吗？能做到编辑自由吗？还好，香港还有苹果、壹周刊，让资讯相对平衡一些。这样至少对于民众来说，还有选择。

资本对于媒体的控制隐蔽性很强，政治学倾向会影响新闻自由。但从业人员的媒体素质也会影响到新闻水准和新闻自由。比如香港的媒体人待遇很低，收入在中等以下。我95年入行时一个月工资是一万一，而前两年只在八千，这样会把优秀的人抛离在行业之外。

郭于华：在敏感词、天花板不清楚的情况下，媒体人在不断试探，看看能做什么努力。媒体人、学人、还有同学，要把自己当做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去探索。

我们的三份劳工报道，《中青报》都有刊登。第一个报道，他们还犹豫要不要登，到第二次他们主动要求独家首发。第三个报告他们更加积极，还觉得我们的题目太学术，改成了“摸石头过河，石头摸上了，你连河也不想过了”，结果出了问题。在不清楚天花板的情况下，我们要不断探索。

闾丘露薇：不要幻想通过外力来改变自己，比如外媒。最后还是靠自己，靠我们生活的城市和社区来改变。就像我昨天看《蝙蝠侠》的感受，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谁都可以做英雄。

周濂：在墙外写作会让人思维扁平化。在墙内写作，面对复杂的现实和人性，需要更多的写作策略，更复杂脑力和挑战。公共写作要求你把阅读门槛放低，但并不意味写作的门槛放低。我们希望把自己放在现实处境下，与读者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推翻语词的秩序来改变，因为我们通过语词进入世界。

闾丘露薇：香港在民主方面可能比不过台湾，可是台湾在法制尤其是司法独立方面比不过香港。各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关心其他社会，是要从其他社会的问题上返照到自己身上，为自己和社会寻找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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