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模式」會出現在「國民教育」中？

（由葉蔭聰與羅冠杰合寫）

最近，社會上最熱的話題之一可算是國民教育。由國民教育的資金去向，到編寫國民教育的團隊都爭論不休。而國民教育其中一份由浸會大學與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所設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下稱＜手冊＞）內一句「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更顯露出中國政府想向香港的學生灌輸一個美麗共產黨的想像。但除了這一句話之外，教材中不厭其煩地提及的「中國模式」，卻相對為人忽視。

中國模式：軟實力
＜手冊＞中點出「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的出現，與「華盛頓共識」的對比，即一套非美國或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原則。其實，在1990年代初開始，已有中國漸進主義改革（gradualism）的提法，以區別於東歐蘇聯曾推動的急速市場化及私有化。不過，這類討論大多只在學術界中進行，中國官方也只是強調自己要走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但是，中國自身的發展，還未上升為一種可與西方資本主義對比及競爭的「模式」，比較的對像反而是（前）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尤其是蘇聯倒台、東歐變天後的狀況。官方這種意識，來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焦慮：如何確證鎮壓學生運動，中止政治改革，繼續推動經濟改革，是比共黨倒台的蘇聯東歐要好？而中國的經濟發展被構想成一種與歐美比較的「模式」，要到2004年左右才發生。

在論述上發生轉變，當然與中國GDP高速發展有關，但也與美國精英的視野有關。2004年，Joshua Ramo提出「北京共識」，所針對的是強調市場化、私有化的「華盛頓共識」，背景是在經濟學界中對有關新自主義教條的爭論，尤其是以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及美國財政部等為首，於1990年代所推動的全球經濟發展方針。Ramo反對的是視此為唯一現代化發展路徑，至於中國發展方式的好壞，在2004年時他其實有點含糊。值得注意的是，當Ramo提出「北京共識」時，他主要談經濟發展特色及制度，而沒有多少觸及中國國內政治，他始終關心的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轉變，即美國主導的時代即將過去，中國以至其他國家會有自己的發展方式。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人為因素（Ramo經常在北京與政經精英接觸）。就在同一時間，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這份意見提出中國要發展「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除了形成學科體系之外，就是要有一套結合中國官方理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等）的哲學社會科學來「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說來抽象，好像與中國模式及北京共識無關，不過，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報導，這份文件為五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十三次學習材料，並與「中國模式」及「北京共識」連繫起來，「加速推進中國的軟實力建設」。中央電視台更指要用北京共識來取代華盛頓共識（中央電視台國際互聯網站，＜中國提升軟實力：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2004-06-13）。

簡言之，「中國模式」說法的打造，是中共接過了美國精英的「北京共識」論述，再納入為官方理論，把1990年代以來的漸進經濟改革，日漸系統化成官方理論的過程。同時，也把參考點由東歐蘇聯，轉移到其他眾多不同的參考點上。除了美國外，也包括中國與印度的比較，以及視作為可以讓長期缺乏經濟發展的非洲作借鑒。

至於另一個轉折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由於中國的資本帳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危機爆發又以美國次按相關債券為中心，所以，中國受到的影響有限，因此，造成另一個機會，以顯示「中國模式」的成功。由於美國經濟出現嚴重危機，所以，大量中外報導更清晰聚焦中美之間的比較，中國經濟被視作較平穩的資本主義模式。

經濟論述嫁接上政治論述

至於「中國模式」的經濟內容如何與中共的政治體制論述結合，也是有一個過程，它們之間的關係，即使在中共的論述中也不總是必然的，不是一早便形成一個渾然天成的整體。例如，若要反對新自由主義教條，也可以有議會民主及多黨制。但是，＜手冊＞則露骨地把中共的統治特性及口號，結合上北京共識的經濟內容。＜手冊＞中提及許多用詞，大概都可以在過去十年間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找到。

＜手冊＞用「無私」一詞形容執政的中共，大概是胡錦濤對毛澤東思想的提煉。由於毛澤東很多階級鬥爭及社會主義腔調已不合時宜，八十年代鄧小平抽出了「實事求是」，而胡錦濤則抽出了「無私奉獻」作為中共黨人與毛澤東思想的連繫。至於「團結」與「進步」，則是胡錦濤在有關民族問題的講話中多番強調，呼籲民族要團結在黨領導的進步事業之上，不過，＜手冊＞撰寫人有點脫離脈絡地編寫成執政集團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手冊＞中提及與西方政制不同的甚至比它優越的部份，則很可能脫胎自吳邦國2011年的「七確立」與「五不搞」講話，即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的報告中，指不搞三權分立、多黨輪替、思想多元、兩院制、經濟私有化等，而要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民主專制、多種所有制等等。中國官方媒體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反對借鑒任何西方民主政制改革。若再細心地看，亦可看到中共把中國模式中的經濟成份，與中共的政治體制及口號原則結合起來。吳的用意，大概是用來回應溫家寶的政改論，因為，不少人從溫的「政改」講話中作出想像，而吳邦國的講話則好像叫大家不要幻想。

＜手冊＞材就是政治學習材料

這份＜手冊＞與「國民」（citizen）幾乎是沒有關係的。說得白一點，香港的親北京團體（以至特區政府部份官員），是要利用國民教育之名，在香港推行國內的政治學習。他們把胡錦濤任內領導層的官方理論與概念，以及向外宣揚的「軟實力」，壓縮成簡易的學習材料，偷運到香港。大家可以想像，胡錦濤卸任後，新領導人上台，這些團體又可能再消化黨中央的理論，再編另一些學習材料。至於有關中國模式的爭論，則在這些教材中完全不提及，因為，引導國民反思以至討論官方理論，根本就不是他們的目的。

筆者會在下篇介紹有關中國模式的中外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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