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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9 June 2012

潘達培:七一.民粹疑惑──尋找回歸後的民粹源頭

明報 30-6-2012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你在哪裏?在做什麼?是一個怎麼樣的心情?當年六月三十日那個晚上,下着滂沱大雨,在那片仍是空地的添馬艦,我站在攝影機背後,看着雨中的查理斯王儲為駐港英兵作最後檢閱,子夜一到,王儲與末代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顛尼亞號,揮手告別香江,也告別一個時代……

在灣仔會展那邊,風景迥異,慶典會場內冠蓋雲集,國歌奏起,五星紅旗和特區區旗徐徐升起,一個新時代就這樣開始了。香港人從此生活在一國兩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不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貼身的體驗。

十五年轉眼過去,是喜或悲?香港的核心價值:人權、自由、法治、民主在本質矛盾的一國兩制下怎樣演變?

十五年前,梁家傑仍只是一介律師,後來當上大律師公會主席,到二○○三年「二十三條立法」一役,他與五十萬市民一起站出來,反對立法,其後走上從政之路,成為一黨之魁。他憶述當年九七,雖然對未來感到忐忑,但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是相信「一國兩制」的承諾而留下來。可是十五年後,當梁振英當選新一任特首那一刻,這種忐忑感再次襲來,而且來得更強烈。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原本是形容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因為有期滿之日;但是,今天這個期滿之日,就是當中國共產黨認為香港的利用價值消失之時。我們面對這樣龐大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我們是否真的有一個空間呢?」按照基本法,特首和立法會最終是要由普選產生的,這是寫在「本子」上的條文,香港的發展能「按本子辦事」嗎?

那個九七的晚上,傳統左派鄭耀棠也看着滂沱大雨,卻是另一種心情。「好興奮,以前是寄人籬下,現在回歸是港人治港,假假懐特首自己產生,小圈子又好,什麼都好,起碼是很大的轉變。」他說,一國兩制是一個構想,如何成事還靠香港人去實踐。

有矛盾才有一國兩制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行的一制是資本主義,還有崇尚法治、人權、自由的傳統,與內地的一制相距甚遠。鄭耀棠承認這是個矛盾,若是沒矛盾就不用搞一國兩制。「內地政治上可以好緊,因為要面對十三億人,香港政治上較寬鬆。交換角色,易地而處,不是搞對抗,真正一國兩制,成功在於相互尊重。」

《鏗鏘集》由二○○一年開始,每年就市民對回歸的現和前景評價進行調查,探討市民對香港的整體發展和一國兩制落實的評價;經過十多年的觀察,對中央政府自回歸以來有否落實一國兩制,市民的態度是愈來愈懷疑,今年有近五成人說「一半半」,十年前,只有兩成人這樣回答。

十五年過去,市民對香港就保障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等核心價值的信心在動搖。「兩制」這邊的香港本是一種三權分立的政治狀態,維護着一個公平、公義、自由的社會。可是,回歸以來,市民對行政失望,對立法會的吵鬧不以為然。剩下的司法,尚可存一點信心,但在數次「人大釋法」的衝擊之下,市民對法治的信心變弱了,對法治狀回答不滿意的由去年的26.6%,跳升到32.3%

一國兩制的矛盾是在一九九九年爆發的,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官司帶來「人大釋法」,社區組織協會的何喜華親手掀開序幕。當時他站在終審法院門外,和港人內地子女一同舉起V字勝利手勢,歡喜地說居港權案贏了。怎知數個月後,時任特首董建華尋求人大釋法,推翻了終審判決,終審法院不再終極,司法獨立打開了缺口。

政府主動引爆民情

「其實在九七之前我已經有很大的問號,我們未來的新政府是否真的依法辦事?是否可以具體地落實基本法裏的條文?」十多年後,何喜華談起這件事仍覺心痛。

當時政府指,會有一百六十七萬人由內地湧來香港拖垮這彈丸之地,煽動香港人的恐懼,而建制陣營亦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肆意批評和矮化,何喜華感覺心寒。「恐怖在於他們煽動人心,用不正當的手段去煽動人心,去打擊他想打擊的對象,這一點令我感到『得人驚』。」

何喜華直言,是政府首先帶起民粹作風,今天社會失卻和諧,往往把爭拗推向激進,是昨天的因,收今日的果。他慨嘆道:「市民只關注自己,從私心出發,由此去打擊一些社會上弱勢的人,這點我反而最擔心。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社會上多數人的觀念,令他們明白到我們尊崇的價值觀和信念呢?」

活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人,其實並非無所感,只是無力感愈來愈強。「痛心還痛心,失望還失望,但你不應該放棄。內地的同胞和維權律師,他們可以為自由、為人權付出生命,香港現在未到這個地步,我們沒有條件去說放棄。」梁家傑說時有點激動。

這些年來,梁家傑都在擔心「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口號背後會不會是一個「過橋抽板,打完齋不要和尚」的犧牲品呢?他是最早以「溫水煮蛙」這寓言提醒香港人要注意水溫。「今日隻蛙就算未熟,都六七成熟,我好希望不會煲熟了,到不能再翻生才猛然醒覺,原來失去了我們的價值與制度。」

回歸十五年以來,政制發展爭拗不斷,民生問題裹足不前,說是政不通、人不和,絕不為過。翻看《鏗鏘集》十多年來就回歸所作的民意調查,你看到的是香港人無論對房屋、教育、經濟,以至政府的表現都是愈來愈不滿。香港過去引以為傲的公務員隊伍怎麼了?市民的褔祉,只是高官們掛在口中的華麗台詞而已?

意興闌珊的前政務官

邵力競回歸後不久加入政府,當過十年的政務官,後來意興闌珊。他形容現在的政治體制四不像,社會發展都沒有寸進,令人沮喪。他在二○○八年辭職離開官場,開始在報章評彈時政。「政通人和這點其實好複雜,核心原因是,香港的反對派知道會在這個制度下被排除。在一種排他性的制度下,是不可能有真正溝通的。」

站在新政府總部,邵力競並沒有「門常開」的感受,反而是一種距離感,有如身在孤島。「將自已和一般市民分隔開來,也有一種對立的感覺。」他覺得這種對立的關係,表現在回歸後不久就圍起舊政府總部的圍欄。「特首和他的官員處於圍欄內覺得很安全,但其實根本是在孤島上,人家當然沒辦法破壞、衝擊到你,但其實是一個虛假的安全感。」

錢鍾書在《圍城》有這樣一句:「城外的人想衝進來,城裏的人想逃出來。」曾在「城」中的邵力競這樣形容:「在這個政治制度裏是彼此令大家沮喪,想發展的人覺得反對派永遠阻撓,支持民主的人又覺得建制派他們無法向前。最終,是整個社會內耗嚴重。」

上兩個星期,邵卻又參加了候任等首梁振英就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公開招聘,為什麼又要走入「熱廚房」?他說這城市仍然美麗,仍想為香港做點事。

比邵早三十多年加入政府的黃錢其濂,看過的是另一番政治風景。中英雙方在一九八四年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後,黃太時任民意審核處副處長,要為這份決定香港命途的文件諮詢大眾意見。「我記得來了大約二千份文件,在當時是非常踴躍的回應呢﹗結果發現,大部分香港人都接受聲明和當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提議,儘管有點無奈的意味。」

黃太翻看着這本諮詢文件,想起當年港人的憂心忡忡,突然舒懷一笑:「幸好當年我們那麼着緊言論自由、出入境自由和法治等問題,所以到今天這些權利還好好保留下來。反而當時沒擔心的,問題在今天盡顯露出來。」

她說的問題,是行政主導。「殖民地時期行精英制,政治風氣尚未開放,行政主導當然行之有效。現在,我每星期看立法會直播,議會中也是精英雲集,不少議員才思敏捷,跟官員搶白一番,而且他們有民意授權,沒有市民作『後台』的政府精英很蝕底!」

回歸前,香港人的意願被摒之於中英談判桌外,直到一切塵埃落定簽署聯合聲明了,才由民意審核處在事後問問香港人的感受。回歸後呢?在朱凱迪眼中,回歸後拆天星、皇后碼頭、到建高鐵、珠三角融合等,港人同樣沒有話事權,都是政府說了算。

繼續抗爭的人

在這種單向「港人治港」、社會閉塞的氛圍下,擧發了一班回歸後成長的八九十後青年,這當中包括了朱凱迪。他在二○○九年反對興建高鐵,包圍了立法會好幾天,甚至和幾千人跑上了禮賓府,要求與曾蔭權對話。那夜,瘦削的他大聲疾呼,要奪回管理自己城市的權利。「九七後我不再想自己是一個飄泊的人呀,所以我就覺得要為這個地方的前途着想,我就重新認識她。我的方法就是靠介入壓迫的抵抗。由英國人到北京做『老闆』,過程中缺乏了我們的覺醒,要去把握我城命運的那個鎖匙。」

然而,愈是覺醒,愈是發現來自內地的干預和壓迫難以抗衡。「我們九七後一直沒有機會走自己的路。高鐵是內地大工程,我們便要跟着做、五區公投碰不得、普選遲一點……這種無法自主的焦慮是需要宣泄的。既然大事要北京話事,那我認命,情緒便向其他小事爆發,所以人們就去批評簡體字餐牌,去DG反對自由行。」朱凱迪深信,香港人的反抗意識萌芽了,不會再做只顧經濟發展的順民。

保衛菜園村一役後,朱凱迪更確定要留在這片土地上繼續抗爭。他為年初出生的女兒,起名「不遷」。「當年在皇后碼頭,說要為下一代保留歷史,但那時只得二十多歲,又沒有孩子,講起來實是不對勁。現在有了『不遷』,我更緊張當下身處的環境,將來會如何被下一代去認識。」朱爸爸望着不遷,溫柔而樂觀地說。

(標題為編輯所擬)

香港電台《鏗鏘集》回歸15年特輯,將於明天(71日)晚上7時至8時,無铫電視翡翠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視像直播及提供重溫。

作者為《鏗鏘集》資深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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