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4-6-2012
1989年，我讀大學一年級。往後的日子裏，雖然跟朋友一直有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總覺得意猶未盡。我們試過在晚會後漆黑的維園球場作小圈子討論，曾深夜步往當年新華社或後來的中聯辦抗議，送國殤之柱與民主女神像到 大學是較為媒體注意的新聞。大家總認為，六四的意義不止於悼念，甚至不是要求領導人平反六四那樣溫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又無法結束，那些我們該做什 麼，是大家持續關注與爭論的話題。今年有人甚至決定不去維園，認為不應「被騎劫」，寧願另覓地方辦各式活動，百花齊放是好事，也說明有別於支記式悼念的關 懷，近幾年愈來愈不再是小圈子的事。
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
有人認為，六四的意義是要守住香港抵抗中共暴政，有人提出要在香港進行人民抗爭。我對這些看法沒有異議，內涵如何或可再爭論。去年六四期間，我寫了 一篇文章，補充了一個主張，提出了要認識清楚「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專制資本主義的支配與壓迫，我以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作出抗爭，這也是上世紀 70年代東歐知識分子提出「後極權主義」對我的啟發。一年過去了，我覺得要實踐這個主張愈來愈困難，困難不在於我們感受不到壓迫，而是缺乏認識的耐性。
讓我舉一個例子。友人梁文道早前在香港報章寫了一篇短文，提出了一個觀察與疑問：反拉布的群眾為何會為了蠅頭小利甘願受土共組織擺佈，為一個自己不 甚了解的議題而當爛頭卒？他們明知會遭受媒體質問與批評，還會被自發前來支持拉布的群眾喝倒彩，還要坐旅遊巴士來，就是為了幾百元的酬勞？梁指出，其實我 們對這些爛頭卒的想法與生活世界並不是很明白。
在我看來，梁文道的提問既合理亦平常，就連二戰時德國納粹支持者的動機還有人認真研究，世界上有什麼集體行為或行動不能問因由呢？但出乎我意料，網上有不少批評之聲，罵梁竟然同情反拉布群眾，更有人說他早已北上賺人民幣，所以為親北京陣營說項。
控制與動員
這種讀者反應有違我對梁為人的認識，也違我的常識。常識可以打破，但也要講講道理。我以為，梁文道不單沒有為親北京人士辯護，還提出一個重要但為人忽略的問題。
除非我們滿足於冷戰思維，把中共及其香港政治代理的社會控制與動員簡化，視為極權主義——群眾不是被恐嚇洗腦，就是被無恥地收買當奸民，否則我們沒 理由覺得，土共的群眾沒有什麼好探究與認識。再推一步，六四後中共打出來的新天下，以至它在香港的政治代理如何控制與動員群眾，有太多值得探究的課題。
1980年代以來，英美的中國研究就是由反思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另有譯作全權主義）的解釋架構開始。例如，著名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研究毛澤東時 代的國營企業單位制，提出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解釋社會控制。他認為，相對意識形態灌輸或政治威嚇，領導與下屬之間的伺從 關係（clientism）更重要，才是社會控制的核心。由上往下看是利誘，從下往上看是工人對單位的依賴，包括工資、伙食、住房、子女教育等等，而領導 又可以選擇性地給予好處優惠。由此，單位制構成了層級與網絡，培養出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隨覑市場經濟改革，雖然像工廠這一類的國營企業大幅減少，但單位制仍在。在中共日漸放棄大型政治動員之時，物質利益網絡更進一步擴大。例如，我有一 些在中國大學任教的朋友，基本工資不高，但總收入已達中產階級有餘，他們大部分的收入來自工資以外，如地方政府的研究項目經費，甚至可以把個人開支在公費 中報銷。同時，這些利益分配亦多由上面各級領導控制，至於個人升遷，更不在話下了。
日益膨脹的城市人生活多樣化，單位以外的世界亦更複雜。例如，近年研究城市居民的學者如張鸝與吳縛龍等指出，房地產泡沫帶來的社會變化，一方面是頻 繁的拆遷，瓦解老居民悠久扎根的社區組織，造成老社區成為抗爭與龐大的「維穩部門」角力的戰場；另一方面，房地產開發了大量無根的住宅社區，由物業公司在 圍牆內管理，中產階級住戶想像自己可以逃避世俗塵囂，活在自己的「小天堂」；這間接讓城市基層管治（如居委會及街道辦），或偶一為之的社會動員（例如近年 各種全國或地方盛事），能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生活空間中發生。
研究與爭論多，沒有清晰結論，但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就覑中共侵犯人權的事件，批評為極權主義，可能無可厚非，但對解釋近20年中國變化，沒有太 大說服力。第二，政權能控制及動員群眾，跟過去20年發展起來的中國資本主義分不開，由物質利益引導的去政治化方式，是後極權主義的特徵。
學者高柏（Gao Bai）稱中國是魔方國家（Rubik's Cube State），相異甚至矛盾的特性並存，的確不易有簡單統一的解釋。至於香港這個小城，也不是一本容易讀懂的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如何培育他們的群眾，發 展他們的影響及動員力？學術界更少有研究，研究起來也不容易。可是，在梁振英時代來臨之際，對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中的反對陣營來說，這個問題更是迫切。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貧乏，並不能以提升敵意來取代，至於到處說人「投共」或「媚共」，更適得其反。
兩個問題 探究與思考
我無法提供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想提出兩個問題與大家一起探究與思考。
首先，芸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中，所謂土共在香港歷史最長久，在工會、街坊組織及商會等早已形成自己的「圍內」世界。由於六七暴動的原因，以及長期的「圍內」意識，他們打媒介戰或形象戰並不出色，更常招人訕笑與惡搞。但是，在「數人頭」的戰場上他們一點也不輸。回歸後他們掌握更多政府及商界資源擴大版圖，運用去政治化的手段網羅群眾，這在區議會選 戰中盡顯力量。正如梁文道後來點出，所謂「蛇齋餅砀」等非政治性的日常活動，如何及是否構成伺從關係及利益網絡？如何觸成政治動員？與近日經常號召群眾反 議會的梁振英又有何關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心探究的。反過來看，若我們不願意搞「蛇齋餅砀」，香港民主運動又該如何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擴大戰線，爭取更多 市民支持與加入？
此外，從梁振英政府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他組班子的困難，另一方面亦看到建制派新冒起的精英網絡，例如，與陳冉與馮英倫有關的華菁會及菁英會。這些新 政商精英網絡的重要性，比起地下黨不遑多讓，也與中國經濟近年在香港的位置及角色很有關係，隨覑全球金融資本蔓延開去。例如，最近大家突然關注文化局長大 熱門許曉暉，媒體都大談她的幹部父親，卻較少留意她的丈夫——一位在金融界的中國「海歸」。金錢不一定能收買人心，但卻肯定可以編織商界精英網絡，留待日後政治之用。同樣，我們亦可反過來問，資源及政治機會匱乏的反對派，又該如何凝聚活躍分子？
政治終究不單是在網上或街頭向敵人喊口號與舉拳頭，還是一項長遠的組織工作，20多年前的北京學生與市民早已知道，所以才有高自聯與工自聯，今天前景並不樂觀的香港公民社會更不可不知。
若然我們民主運動的反共與恐共情緒，遠遠高於認清形勢的能力，恐怕真的只會被愈來愈限制在小圈子之中。
有人認為，六四的意義是要守住香港抵抗中共暴政，有人提出要在香港進行人民抗爭。我對這些看法沒有異議，內涵如何或可再爭論。去年六四期間，我寫了 一篇文章，補充了一個主張，提出了要認識清楚「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專制資本主義的支配與壓迫，我以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作出抗爭，這也是上世紀 70年代東歐知識分子提出「後極權主義」對我的啟發。一年過去了，我覺得要實踐這個主張愈來愈困難，困難不在於我們感受不到壓迫，而是缺乏認識的耐性。
讓我舉一個例子。友人梁文道早前在香港報章寫了一篇短文，提出了一個觀察與疑問：反拉布的群眾為何會為了蠅頭小利甘願受土共組織擺佈，為一個自己不 甚了解的議題而當爛頭卒？他們明知會遭受媒體質問與批評，還會被自發前來支持拉布的群眾喝倒彩，還要坐旅遊巴士來，就是為了幾百元的酬勞？梁指出，其實我 們對這些爛頭卒的想法與生活世界並不是很明白。
在我看來，梁文道的提問既合理亦平常，就連二戰時德國納粹支持者的動機還有人認真研究，世界上有什麼集體行為或行動不能問因由呢？但出乎我意料，網上有不少批評之聲，罵梁竟然同情反拉布群眾，更有人說他早已北上賺人民幣，所以為親北京陣營說項。
控制與動員
這種讀者反應有違我對梁為人的認識，也違我的常識。常識可以打破，但也要講講道理。我以為，梁文道不單沒有為親北京人士辯護，還提出一個重要但為人忽略的問題。
除非我們滿足於冷戰思維，把中共及其香港政治代理的社會控制與動員簡化，視為極權主義——群眾不是被恐嚇洗腦，就是被無恥地收買當奸民，否則我們沒 理由覺得，土共的群眾沒有什麼好探究與認識。再推一步，六四後中共打出來的新天下，以至它在香港的政治代理如何控制與動員群眾，有太多值得探究的課題。
1980年代以來，英美的中國研究就是由反思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另有譯作全權主義）的解釋架構開始。例如，著名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研究毛澤東時 代的國營企業單位制，提出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解釋社會控制。他認為，相對意識形態灌輸或政治威嚇，領導與下屬之間的伺從 關係（clientism）更重要，才是社會控制的核心。由上往下看是利誘，從下往上看是工人對單位的依賴，包括工資、伙食、住房、子女教育等等，而領導 又可以選擇性地給予好處優惠。由此，單位制構成了層級與網絡，培養出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隨覑市場經濟改革，雖然像工廠這一類的國營企業大幅減少，但單位制仍在。在中共日漸放棄大型政治動員之時，物質利益網絡更進一步擴大。例如，我有一 些在中國大學任教的朋友，基本工資不高，但總收入已達中產階級有餘，他們大部分的收入來自工資以外，如地方政府的研究項目經費，甚至可以把個人開支在公費 中報銷。同時，這些利益分配亦多由上面各級領導控制，至於個人升遷，更不在話下了。
日益膨脹的城市人生活多樣化，單位以外的世界亦更複雜。例如，近年研究城市居民的學者如張鸝與吳縛龍等指出，房地產泡沫帶來的社會變化，一方面是頻 繁的拆遷，瓦解老居民悠久扎根的社區組織，造成老社區成為抗爭與龐大的「維穩部門」角力的戰場；另一方面，房地產開發了大量無根的住宅社區，由物業公司在 圍牆內管理，中產階級住戶想像自己可以逃避世俗塵囂，活在自己的「小天堂」；這間接讓城市基層管治（如居委會及街道辦），或偶一為之的社會動員（例如近年 各種全國或地方盛事），能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生活空間中發生。
研究與爭論多，沒有清晰結論，但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就覑中共侵犯人權的事件，批評為極權主義，可能無可厚非，但對解釋近20年中國變化，沒有太 大說服力。第二，政權能控制及動員群眾，跟過去20年發展起來的中國資本主義分不開，由物質利益引導的去政治化方式，是後極權主義的特徵。
學者高柏（Gao Bai）稱中國是魔方國家（Rubik's Cube State），相異甚至矛盾的特性並存，的確不易有簡單統一的解釋。至於香港這個小城，也不是一本容易讀懂的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如何培育他們的群眾，發 展他們的影響及動員力？學術界更少有研究，研究起來也不容易。可是，在梁振英時代來臨之際，對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中的反對陣營來說，這個問題更是迫切。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貧乏，並不能以提升敵意來取代，至於到處說人「投共」或「媚共」，更適得其反。
兩個問題 探究與思考
我無法提供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想提出兩個問題與大家一起探究與思考。
首先，芸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中，所謂土共在香港歷史最長久，在工會、街坊組織及商會等早已形成自己的「圍內」世界。由於六七暴動的原因，以及長期的「圍內」意識，他們打媒介戰或形象戰並不出色，更常招人訕笑與惡搞。但是，在「數人頭」的戰場上他們一點也不輸。回歸後他們掌握更多政府及商界資源擴大版圖，運用去政治化的手段網羅群眾，這在區議會選 戰中盡顯力量。正如梁文道後來點出，所謂「蛇齋餅砀」等非政治性的日常活動，如何及是否構成伺從關係及利益網絡？如何觸成政治動員？與近日經常號召群眾反 議會的梁振英又有何關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心探究的。反過來看，若我們不願意搞「蛇齋餅砀」，香港民主運動又該如何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擴大戰線，爭取更多 市民支持與加入？
此外，從梁振英政府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他組班子的困難，另一方面亦看到建制派新冒起的精英網絡，例如，與陳冉與馮英倫有關的華菁會及菁英會。這些新 政商精英網絡的重要性，比起地下黨不遑多讓，也與中國經濟近年在香港的位置及角色很有關係，隨覑全球金融資本蔓延開去。例如，最近大家突然關注文化局長大 熱門許曉暉，媒體都大談她的幹部父親，卻較少留意她的丈夫——一位在金融界的中國「海歸」。金錢不一定能收買人心，但卻肯定可以編織商界精英網絡，留待日後政治之用。同樣，我們亦可反過來問，資源及政治機會匱乏的反對派，又該如何凝聚活躍分子？
政治終究不單是在網上或街頭向敵人喊口號與舉拳頭，還是一項長遠的組織工作，20多年前的北京學生與市民早已知道，所以才有高自聯與工自聯，今天前景並不樂觀的香港公民社會更不可不知。
若然我們民主運動的反共與恐共情緒，遠遠高於認清形勢的能力，恐怕真的只會被愈來愈限制在小圈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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