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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3 June 2012

吳雄:(六四23周年)夫子憶六四:唯奴才與昏君難養也!

信報財經新聞 4-6-2012

每年六月四日晚上,大家都齊聚維園用燭光和歌聲呼喚民族的亡魂,也希望能喚醒統治者的良知。人稱「夫子」的前文匯報記者劉銳紹,二十三年後回首往事 仍忿忿不平,一班奴才加一個昏君製造了這場悲劇,整個民族眼前的曙光也變成了血色黎明。孔夫子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劉夫子則該嘆句:「唯奴才和昏 君難養也!」

外號夫子的劉銳紹1986年已常駐北京,當時本港新聞界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常駐記者只有兩人而已。因此,六四事件發展的來龍去脈,夫子一清二楚,「每年此時都要出來說說,不能讓歷史受蒙蔽。」

誠 然,最近前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也在香港出書,為自己鳴冤叫屈,把責任推在鄧小平身上。「我用三點反駁他:一、他說鄧有很多訊息渠道,自己沒誤導他,我想問他 身為北京市長提交的資料,有沒有加速他作錯誤決策?4月25日的報告是不是你提交的?二、他說人大常委會的報告是照讀稿,稍懂得中共運作的都知所有報告都 是開會得出來的,他是政治局委員怎會沒參與討論?三、他說對他的審判是文革以來最不公正的。別傻了,誰信?這其實是他和江澤民政治鬥爭的結果;還有你本身 有沒有貪污犯罪?」

敵人也起不到的作用

從4月15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到6月4日屠城,夫子在初期撮合學生 與官方對話,可惜最後變成悲劇。「我不希望看到矛盾升級,最初統戰部部長嚴明復和學生代表項小吉的對話就是我們協調的,當時學生領袖還不是柴玲、王丹。可 惜後期被定性為動亂,又有其他力量(主要是李鵬)利用學生的不成熟激化事件。事情後來演變成那樣,是我們非常痛心的,但也不是我們所能干預的,那是高層政 治角力造成的。」

事後,夫子還被陳希同打成「動亂菁英」,這個帽子實在太大,直至2000年還被拒絕進入內地。

中共從三個方面認定夫子是動亂分子,「主要是我出席了胡耀邦私人朋友舉辦的悼念活動,我發言時提到胡在處理一些問題上忍辱負重,受到不合理對待。這些言論後來被有關方面視為替反革命製造輿論。此外,當時我們駐京辦事處中外記者混集,結果他們覺得所有謠言都從我們那裏出。」

最 不可思議的是,夫子推動學生和當局對話,這片苦心也被看成是背後黑手,「還不是你?把學生領袖和趙紫陽等人連在一起,不是黑手是什麼?我好心幫忙,結果被 看成是搞政治鬥爭。還有一篇獨家報道,提到全國人大很多會員希望舉行緊急會議,結果被有關方面認為我為罷免李鵬造輿論。當時趙紫陽已經靠邊站被軟禁,萬里 剛從美國回來,全國人大很多委員簽名要求開緊急會議。還說我當時起到的作用,是敵人也起不到的作用,完全是莫須有!」

事情原本是政治改革的良機,結果卻變成反革命流血收場。這在夫子看來主要是由昏君和太監導致的。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鄧 小平的思想是典型封建王朝的延續,他不能受下面挑戰。古代是家天下,唐朝姓李、宋朝姓趙……現在是黨天下,但不姓江、鄧或胡,而是姓共。4月25日北京市 委書記李錫明、陳希同的報告,跟古代的太監、宦官謊報軍情,瞞騙皇帝有何分別?把局勢說得那麼緊張,鄧小平一看還不馬上批(清場)?當時趙紫陽在北韓訪 問,是李鵬直接把報告拿給鄧小平。」夫子悻悻然說。

夫子覺得學生的動機是善良的,「跟歷代中國知識分子、學生運動出發點差不多,他們純樸地 希望監督、推動國家事務。我不質疑他們的動機,尤其看最早期項小吉、周勇軍等人領導時期。周勇軍5月4日帶領大家遊行後,在廣場直接宣布表達完畢,要學生 回校爭取並復課。他們是請教過很多學運前輩的意見,是很有理有節的表現。」

然而,太監、奴才們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鵬卻覺得這不正 好證明背後有人做軍師嗎?人家是教學生不要太激進,但在他眼中卻看成教學生造反,懂得用軟招對付政府。陳希同的報告指出背後有黑鬍子(外國勢力),說六四 前大學校園就有很多沙龍,其實那是外國人和中國學生練英語用的,王丹也搞很多沙龍。即使後來方勵之跑進駐華使館,也不能說明整個運動是精心策劃的。其實外 國勢力四個字最能刺激鄧小平神經,李鵬在利用奸臣的讒言把政敵打倒,而鄧就扮演了昏君的角色。」

其實,初期官方也肯定整個學生運動,「當時中央很開放,想按力所能及慢慢改革。政治局常委胡啓立到《中國青年報》參觀,當時還問我有什麼好新聞,我說你給我就有,不給我就沒有。」

那 麼,那些事件發生,導致形勢急劇惡化?夫子繼續說:「一、426社論把運動定性為動亂;二、胡耀邦5月20日舉殯,19日那天很多人聚在新華門,要求當局 給予胡好的評價,學生希望把花牌放在新華門就走。然而,官方卻安排很多公安驅趕,我當時在場還被人踢了屁股。其實談不上衝突,新華社卻發稿說有人衝擊新華 門,其實就是便衣、公安趕人走,人家理論幾句而已,學生事後很生氣。」

槍聲響起滿地屍骸

「還有一件事讓矛盾激 化。5月開始戒嚴,5月4日周勇軍提出回校復課,當時大家是等上面回應,但當局沒理會。5月19日戒嚴之前趙紫陽出來,當時他已經被軟禁。後來李鵬跟學生 代表對話,學生提出現場直播、不能剪接,並在黃金時間播,當局覺得很沒面子。你可以說他們不成熟,不能說學生把事情升溫。」

坦克車輾過天安 門,槍聲響起滿地屍骸的晚上,夫子來回奔波於天安門和北京飯店,最後一點多回酒店發稿和相片,淩晨兩點多想重返現場卻已封鎖。「四點多關燈,軍隊進入廣 場。官方說廣場沒死人,但整個行動死很多人,當時軍方已經下了清場的死命令,陳希同在全國人大平亂報告也承認死了兩百多人。6月3日夜晚,樓上很多人也中 了流彈,不只是街道上。」
六四期間《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寫上「痛心疾首」,結果社長李子誦、副編輯程翔、總編輯金堯如先後被迫離開。屠城後夫子從內地逃回香港,孤身在《文匯報》坐了兩年多才遭辭退。為何當時他不選擇共同進退?原來他有兩個目標。

「我當年白天在《當代》雜誌義務工作,當時沒對外說是副老總,晚上則回《文匯報》坐冷板凳。只工作四小時,充分享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當時我在探索如何在體制內保持個人自由度和空間。」就算《文匯報》扣夫子的工資,仍然迫不走他,還趁空閒學習電腦。

當 時《文匯報》的氣氛跟六四前夕很像,有人收到上面的死命令要趕走夫子。「我完全理解執行指示的朋友,死命令下來一定要執行,但我分清楚哪些是加碼派,哪些 是同情派,中國政治文化最害死人的就是加碼派。我理解一些身不由己的朋友,比如鄒平濤,他非常好,經常來遊說我。但我飯教他如何跟上面交待,就說我冥頑不 靈,最後他雖然執行不了命令,也沒有遇到刁難,我很善待這些人。至於加碼派,我與人為善姑諱其名,他們盲從上面的錯誤政策,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夫人 說。

至於短期目的則是為「四大寇」討回清白,他們是李子誦、程翔、金堯如、劉銳紹。

「當時《文匯報》內部謠傳,有四大寇要出 賣《文匯報》。還說李社長要把《文匯報》賣盤,當時他打算在《信報》出廣告,宣布自己要辭職。當時新華社調官員進駐《文匯報》,讓他受很大壓力。沒想到有 人向新華社說他要出賣盤廣告,導致新華社社長張浚生衝入《文匯報》,把李社長炒掉。事後證實有人慌報軍情,但那個人後來只是不受重用,並沒有任何懲罰。他 在製造另一個冤案,你們卻姑息他!」夫子兩次訪問均氣定神閑,談到李社長的冤屈,聲音帶着急促,嘴唇也有點顫抖。

被指出賣《文匯報》的歲月

「當 時我覺得一定要留下,一定要讓所有人知道事情真相。我當時面皮厚得很,一進報社大門就有人指着我罵,但我沒有怪他們,他們其實都是愛國、愛《文匯報》的好 員工,於是我只是笑笑口。有些同事本來一起坐電梯,後來看到我就不進來。《文匯報》還有餐廳,我每吃消夜或午飯,就拿着菜坐下,我就不信他們冷靜下來不想 知道真相。一開始,一坐下他們就端着飯跑開,慢慢用了三、四個月一個個解釋,讓他們明白不是我們出賣《文匯報》,當年廣告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二十三年過去,夫子承認中共在經濟發展上有很大變化,但搞好經濟不等於要壓制政治改革,「我不否定經濟成果,但力所能及之下應進行政治改革。政治不改革,所謂維穩其實是維護政權,而不是維護國家發展的基礎。」

政 府始終一成不變,人民卻變聰明了。「有句話叫:十億人民一個樣,同心協力騙中央。他們不反你、也不推翻你,卻懂得分辨政策對錯,對的鼓掌要你繼續,不對的 也不出聲,任你去做,自己做自己一套。這叫軟對抗,沒有槍炮,沒政權,怎麽玩得過你。但大家思想清晰,我形容這個時期叫目標清晰,方法多元。」

筆 者問何時中國能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夫子斬釘截鐵表示已經不再信任政府,只能靠百姓。趙紫陽當年不開明嗎?夫子不以為然:「他在位期間相對開放,不是開 明。記得當時有個報道涉及到他,他也派人來查我,施加壓力。他的開明是在喪失權力後,才明白民主的重要性。」夫子希望中共領導人在政治改革上,能做好接棒 的工作,而不是把棒丟在一邊。

談完內地,筆者把焦點拉回香港。很多當年出廣告、聲明譴責中共屠殺的人,今天連六四兩個字也不敢提,這些大概就是夫子口中的奴才和太監了。

從政者要有四合院

不 從政的夫子自誇很有政治智慧,他覺得從政者要有政治道德、政治智慧、政治勇氣,缺一不可。「我過去提到三合會(合情合理合法地爭取),現在多一個合乎操作 原則,變成四合院。」夫子最為人樂道的是牙籤功,「遇到不接受的事情,就用牙籤捅它(中共),不讓他流血,共產黨見血就想起死亡,然後就會發瘋。」

香港回歸沒幾年,香港的高官已經與內地官場看齊。曾蔭權的貪威識食本來不是問題,但最可惡是該做的事都沒做,夫子直斥當奴曾:「乞人憎!」

「我 對香港有寄望也有擔心,以曾蔭權為例,我這樣總結他:很努力地破壞兩制。他可以把兩制執行得更好,頂住上面的壓力,或努力減低大陸對香港政治的影響,但他 不是,他是努力破壞兩制,乞人憎!比如政制發展,他其實可以在中央面前說說話爭取一下,他知道政策是死的,於是只是順從。你在體制內可以好言相勸,但他完 全沒有,只懂得奉迎。」

談起貪曾醜事,筆者自然繼續追問下去。

「小至領導人訪港的安排,他也是什麼都不做。有人建議創造機會 讓泛民議員與上面打好關係,官員不用跟泛民議員握手,但中聯辦官員可以跟他們握手。有一次吳邦國來港,按慣例需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出席,當時建議能否讓泛 民代表與曾蔭權碰杯,吳在旁邊可以點點頭或碰杯,但他連推一把的力也不出。之後還搞出個大笑話,他擔心議員亂來沒面子,居然在每張飯桌上放一個牌子,寫 着:請勿隨便離座。老外嘉賓透過翻譯得悉覺得很奇怪,心想若人有三急要去廁所怎麼辦?」

六四天安門鎮壓一年一年過去,我們看到內地社會、經 濟在進步,也看到政治上的不足。但相對比較進步的香港卻出現倒退現象,愈來愈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甘心變成奴才和太監,特區的領導人也樂於成為奢侈的昏君。 也許再過幾年大家天天都在悼念,呼喚得而復失的民主、自由、廉潔、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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