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 80 周年。這兩個周年紀念皆紀錄了受盡當政者壓迫的人，憑着滿腔熱血和理想，從反抗到成功的歷史。
社會運作不能凌駕自由
1977 年的捷克，政府一黨獨大，遏制反政府的言論，這跟當年追捕共產黨員的國民黨政府相去不遠。捷克最重要的哲學家帕托什卡無黨無派，卻因簽署了有名的〈七七憲章〉而被警察拘捕，在長達 11 小時的審問過程中，腦出血而死。《雅恩．帕托什卡：哲學與文選》一書記載了他的生平和思想。在〈反抗不公的義務〉一文，他談到我們不能期待國家、商人或當權者為社會制定道德準則，因為我們之所以信賴那些準則，出於人們的自我約束，從而捍衞每個人的自由。這不是為了保證社會暢順運作，而是令人曉得尊重人性中最珍貴的東西，令人活得像人。
有些人總認為經濟發展應該凌駕人民的自由，甚至主張政府懲罰異見人士，以維護法紀。帕托什卡恰恰提醒我們：社會運作不能凌駕自由，懲罰異議者也不能令人信服社會道德。青年提出異見，非但無關個人名譽利益，而且冒着被控告的風險，捍衞一己信念，不惜跟社會道德相左，正因為他們相信道德信念不容任何條件來交換。近月接二連三有青年示威者被控，社會廣泛關注。曾任港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許地山，在 1941 年說過：「若以打人燒屋來讚揚『五四』運動當日的學生，那就是太低看了那次的學生行為了。」堅持信念而不惜挑戰權力，說的不正正就是帕托什卡的主張嗎？
質疑經濟學的匱乏假設
青年人勇於表達政見，正好反映了社會矛盾深重，下任特首無法不認真處理。第一個矛盾是，香港政府是否過度注重經濟發展而忽略了生活的其他價值？這兩年因高鐵衍生的社會爭議，就是政府長期襲用經濟學的語言來思考，如未來社會要跟內地融合才能保住發展優勢云云所致。《發展的幻象》裏，美國人類學家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文章，就質疑經濟學所謂「匱乏」的假設，「勞碌一生」而賺取生活所需的想像，實際上是主流經濟學塑造出來的生活方式。他指出不少早期的農業和畜牧社會，不但沒有「匱乏」觀念，而且更看重享受閒暇和家庭生活，即使沒有大量儲蓄，所謂「生活質素」絕對不比香港負債纍纍的中產階級差。
另一個矛盾是香港人、內地人和外傭之間的衝突。香港人指摘他們佔用社會資源的時候，法國哲學家巴理巴爾（Étienne Balibar）在《種族、國族和階級》裏提醒我們：「種族主義嵌入各種實踐行動之中（種種形式的暴力、蔑視、不寬容、侮辱和剝削）。」我們有必要反思，外傭的待遇是否合理？香港人和內地人的文化差異是否應當被尊重，以體諒和勸勉代替謾罵和鄙視，以免排外的情緒累積成種族主義，非理性地指摘外地人，破壞社會共融？
未來的特首，不應忘記歷史的教訓，令刺激社會思考的青年，變成受壓迫者。許地山的話言猶在耳：「我只要提醒諸位，中國的命運是在青年人手裏。青年現在不努力掙扎，將來要掙扎就沒有機會了。」
原刊於《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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