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称18日的降准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则上周中央与地方在房产调控与地方债上的博弈，当属意料之中，情理之中了。芜湖短命的调控松绑，及银监会对平台贷的展期，二者看似不同，其实可以合二为一，骨子里都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
简单介绍下背景。
地方政府在4万亿期间过度举债，大上项目，形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审计署数据表明，截至2010年末，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10.7万亿人民币，其中80%以上都是银行贷款。银监会的更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超过10000家，平台贷款余额9.1万亿元。2011年底，银监会警告称，未来三年内将有35%的平台贷到期，2012年春节前后就将迎来首个偿债高峰。
原本，由于地方债中的大部分都以土地为抵押，偿债的资金来源也以土地财政为主。当房价，进而地价处于上升阶段时，只要能控制住地方债的增量，再利用不断增长的来自土地的收入偿还存量的债务，地方债的风险其实可控，这本身也是地方政府大举借钱时的如意算盘。
坏就坏在（此坏针对地方政府而言），中央政府为降低房地产过热所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于2010年4月始开始进行史无前例的房地产调控，通过货币（严控信贷）、财政（兴建保障房）及行政（限购）等多重手段，令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部分激进的开发商如坠冰窖，也让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各地方政府苦不堪言——这厢债务压身，那边收入受限，放松调控需担心头顶乌纱，不放则实在揭不开锅。芜湖政府的艰难决定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作出，最终不过三天就在中央政府的干涉下被迫夭折。
芜湖放松调控的政策并无太多新意，无非“免税、补钱、送户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的反应——中央派调查组到芜湖检查指导，住建部官员重申“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不会改变和放松，各地方政府进一步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任重道远。地方政府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必须明确政策的尺度和范围”。芜湖的官员恐怕要为激进挑战中央权威的做法付出代价，不过也难怪，数据显示，芜湖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达90%，对于这样一个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出台新政，以销量推动土地收入增加的激励，足以让人出此下策。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不让楼市松绑，压身的地方债怎么办？考虑到这并非个案，而是全国各省市所面临的普遍情形，地方政府所背负的地方债风险无形中上交至中央，需要拿出统一的应对方案，以避免地方债这票深水雷在十八大前夕集中爆炸。
应对方案不难想，既然80%的地方债以银行贷款存在，而银行又直接置于政府的行政管控之下，以展期的方式让银行将这些贷款的到期日往后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换言之即是，地方债风险由银行来背。考虑到银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赚得盆满钵满，仅2011年全行业利润就达10412亿元，创历史新高，这种安排似乎也是一种次优。
须补充一些平台贷展期的细节，从中可窥得行政杠杆作用于经济的机理：
2月20日、21日两天，银监会将召集银监局和各大商业银行在深圳召开会议部署如何进行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
监管层向商业银行征求意见，或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根据对其融资的支持程度分为“支持类、维持类、压缩类、退出类”。第一是支持类，即指符合新增贷款条件，经总行审批可以继续予以信贷支持的平台；第二是维持类，指需保持现有贷款水平，贷款余额不能再增加的平台；第三是压缩类，指在原有贷款余额内，贷款到期要予以收回或提前收回的平台；第四是退出类，指满足整改为一般公司贷款全部条件，经过相应程序已经退出平台管理的平台。
此外，监管机构正在讨论的征求意见稿也要求银行按照“保在建、压重建、控新建”的要求，2012年平台新增贷款要实现“降旧控新”，全年平台贷款增幅必须明显低于全部贷款的平均水平。在投向上，监管层或将要求新增贷款优先保证重点在建项目需求，既要避免出现“半拉子”工程，又要防范融资平台假借“保续建”之名套取贷款。新增贷款一般投向四个方向：一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收费公路项目；二是国务院审批通过的、资本金到位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三是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四是2011年底工程进度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在建项目。
值得一问的是，展期能否顺利解决地方债问题？还只是基于政治考量玩庞氏游戏，将风险推到下届政府的任期内？标普的看法值得参考。标普认为，2012年中国很多地方政府都拥有足够的流动性，以偿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等水平的债务，“尽管在中央政府将规模很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标明为地方政府债务后，2011年地方政府流动性压力上升，我们依旧认为很多地方政府在未来12个月内能够偿债”。原因有三：第一，与发达经济体地方政府相比，中国东部地区部分省级政府负债水平温和。由于预算法限制了直接债务，部分缓解了非常高的间接负债对信用质量构成的压力；其次，2010年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借贷实施了更严格的财政纪律，以及地方经济增长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强劲，或将在未来两三年内进一步降低地方政府负债率；第三，未来三年中国多数省份将能够维持7%－8%的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标普授予投资级评级的全球其他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率中值。
经济增长是化解债务的良方，这是中国地方债比之欧债容易解决之处。
但仍有一重忧虑。若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维持着政府主导的模式，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将始终存在，地方债的风险可能会随时卷土重来。毕竟，当经济体量逐渐变大，增长速度的下降在预期之中，而地方政府投资的低效却不会有任何改变。在这点上，深入市场化改革，让市场而非政府承担经济增长的重任，才是规避地方债危机的根本要害。不过，短期内我看不到中国政府有任何放弃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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