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劍豪: 「中國人」身份不再安全

信報財經新聞 3-2-2012 本地媒體討論內地人在香港的行為時，非洲短短一周便發生兩宗中國工人被擄走的事件。早前二十九名中國工人在南北蘇丹交界的南科爾多凡州被親南蘇丹的人員擄走後，周二在埃及西奈半島工作的二十四名工人及一名翻譯被當地的「貝都因人」綁架。 在埃及政府斡旋下，所有工人獲釋，但已響起警號。此外，近日劍橋大學接獲神秘中國基金的捐款風波，均顯示「中國人」的身份在國際不受喜歡。 中 國人在南蘇丹和埃及被擄，與英國大學師生質疑捐款目的，原因不盡相同，但廣義上都涉及中國的國家安全及外交政策。相對傳統着重軍事上的安全及穩定，著名國 際關係學者布贊（Barry Buzan）修訂了安全的概念，包括環境、經濟、社會及政治四個非傳統的安全理念。布贊認為，安全並非客觀挑戰，而是某程度上對身份認同的挑戰。 以非洲各國為例，中國崛起後，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可與歐美媲美。在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蘇丹等局勢較動蕩的地區，西方因政治理由，多杯葛或減少投資當地，於是中國佔那些國家的海外直接投資（ＦＤＩ）比例甚高，這本身已構成客觀誘因，令反對政府者擄劫中國人。 更 重要的是，中國外交政策雖然打着互惠互利的旗號，但當地受惠的從來都不是老百姓，而是軍閥及官員。當百姓受中國公司剝削，便會把「中國人」塑造為殖民侵略 者，與舊日的西方無異。因此，「中國人」身份成為在非華工的催命符，即使他們也是受剝削的一群。同樣地，上述分析也可套用在劍橋師生反對大學接受中國的資 助。 當中的結構問題有二︰中國外交強調和平共處，不干涉他國主權，但她的經濟行為卻成為國內人民「干涉」當地政權的最佳武器。中國企業不代 表所有中國人，但其經濟行為影響當地經濟及社會安全，衍生中國身份的攻擊性，最後惹來當地人反撲，這是中國至今未能突破西方圍堵的重要原因。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6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