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以來，實際上所有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都消失了，主要原因就是低效和低增長。如今來看，市場、價格信號、分散管理、刺激措施以及回報驅動的投資幾乎是各國經濟的普遍特徵。這並非因為市場經濟在道德上更勝一籌。而是因為，與其他工具相比，市場工具在刺激措施、效率和創新方面擁有巨大優勢。
但市場並不完美，它時常表現不佳，而且有著根本性的弱點。具體來說，大多數的國家都有其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目標，在當今快速全球化的世界裡，其中最重要的目標是穩定、分配公平和可持續性。而事實上，市場和競爭的目的，卻並非是為了實現這些目標。
先談穩定。我們生活在一個各種網絡分散布局，而且日益變得復雜的世界裡：電子網絡、供應鏈和貿易網絡以及金融網絡。市場的刺激促使當事人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運營網絡或改進部分網絡。
有一種假設認為，這些網絡總體上而言仍是穩定的。事實上，這種觀點並不准確。比如，高效的網絡常常沒有恢復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去年海嘯襲擊日本後造成的全球IT供應鏈中斷。它自身的高效造成了高度敏感性，從而降低了承受衝擊的能力。
在金融市場，局部會出現過度杠杆化及其他形式的冒險行為，這會破壞金融系統的穩定性。而為了使其實現平衡穩定，我們就要知道如何采取措施預防上述現像的產生。事實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場自身無法做到這一點。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節省勞動力的技術變革以及數億新工人融入全球市場，二者是如何影響全球各地的收入分配、教育回報以及就業機會的。在各個發達國家內部，收入分配大不相同：在美國，頂層20％的平均收入是底層20％的8.4倍；在英國，這一數字為7.2倍；在德國只有4.3倍。而在中國，這一數字高達12.2倍。這些不同的結果反映出市場力量和社會契約的獨特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勞動力供不應求而不是供過於求，這是因為全球範圍內的勞動力流動是受到限制的。與拿當前的客流量作為公共交通系統規劃的固定參照點一樣，制定固定的勞動力需求水平和組成成分也是錯誤的。在這個以及其他問題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供應會影響需求。這就是考慮解決這類匹配問題潛在需要至關重要的原因。
而針對上述一系列挑戰，不要依賴市場自身能有效地進行解決，公共政策和公共部門的投資也至關重要。事實上，人們的注意力已經在日益集中到國家的作用上，尤其是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上，這是對的。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擁有良好資產負債表的國家，能更好地應對如今的穩定性、分配和可持續性挑戰。包括承受衝擊和作出反周期反應的能力，以及在投資資本的收入比重不斷增加（對分配不利）時期，將收入返還到家庭手中的能力。
此外，各國還需要定期增加和維持公共部門對技術的投資，或者共擔風險，以便適應變化的競爭環境或應對衝擊。在獲取競爭好處的同時，少量國有企業可以提供資源，並確保通過政府的收入，普通民眾能增加部分收入。
相對狹隘地關注效率和經濟增長可能在二戰後的前幾十年發揮了作用，但現在僅僅這樣已經不夠了。穩定、公平和可持續性的挑戰已經變得非常重要，因此與市場相關的國家作用可能需要重新考慮。
重新調整政策框架著眼於更加長遠的未來，以更加平衡和前瞻性的眼光關注穩定和公平，這似乎對於滿足各地人民的需要、希望和期待來說必不可少。實際上，這是解決可持續性問題的關鍵。
作者為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傑出訪問學者、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但市場並不完美，它時常表現不佳，而且有著根本性的弱點。具體來說，大多數的國家都有其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目標，在當今快速全球化的世界裡，其中最重要的目標是穩定、分配公平和可持續性。而事實上，市場和競爭的目的，卻並非是為了實現這些目標。
先談穩定。我們生活在一個各種網絡分散布局，而且日益變得復雜的世界裡：電子網絡、供應鏈和貿易網絡以及金融網絡。市場的刺激促使當事人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運營網絡或改進部分網絡。
有一種假設認為，這些網絡總體上而言仍是穩定的。事實上，這種觀點並不准確。比如，高效的網絡常常沒有恢復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去年海嘯襲擊日本後造成的全球IT供應鏈中斷。它自身的高效造成了高度敏感性，從而降低了承受衝擊的能力。
在金融市場，局部會出現過度杠杆化及其他形式的冒險行為，這會破壞金融系統的穩定性。而為了使其實現平衡穩定，我們就要知道如何采取措施預防上述現像的產生。事實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場自身無法做到這一點。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節省勞動力的技術變革以及數億新工人融入全球市場，二者是如何影響全球各地的收入分配、教育回報以及就業機會的。在各個發達國家內部，收入分配大不相同：在美國，頂層20％的平均收入是底層20％的8.4倍；在英國，這一數字為7.2倍；在德國只有4.3倍。而在中國，這一數字高達12.2倍。這些不同的結果反映出市場力量和社會契約的獨特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勞動力供不應求而不是供過於求，這是因為全球範圍內的勞動力流動是受到限制的。與拿當前的客流量作為公共交通系統規劃的固定參照點一樣，制定固定的勞動力需求水平和組成成分也是錯誤的。在這個以及其他問題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供應會影響需求。這就是考慮解決這類匹配問題潛在需要至關重要的原因。
而針對上述一系列挑戰，不要依賴市場自身能有效地進行解決，公共政策和公共部門的投資也至關重要。事實上，人們的注意力已經在日益集中到國家的作用上，尤其是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上，這是對的。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擁有良好資產負債表的國家，能更好地應對如今的穩定性、分配和可持續性挑戰。包括承受衝擊和作出反周期反應的能力，以及在投資資本的收入比重不斷增加（對分配不利）時期，將收入返還到家庭手中的能力。
此外，各國還需要定期增加和維持公共部門對技術的投資，或者共擔風險，以便適應變化的競爭環境或應對衝擊。在獲取競爭好處的同時，少量國有企業可以提供資源，並確保通過政府的收入，普通民眾能增加部分收入。
相對狹隘地關注效率和經濟增長可能在二戰後的前幾十年發揮了作用，但現在僅僅這樣已經不夠了。穩定、公平和可持續性的挑戰已經變得非常重要，因此與市場相關的國家作用可能需要重新考慮。
重新調整政策框架著眼於更加長遠的未來，以更加平衡和前瞻性的眼光關注穩定和公平，這似乎對於滿足各地人民的需要、希望和期待來說必不可少。實際上，這是解決可持續性問題的關鍵。
作者為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傑出訪問學者、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1/michael-spenc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