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期，輿論及社運圈都因雙非來港產子而引起大量討論。雙非問題所涉及的並非僅僅一些枝節的政策問題，政策背後，還有一大串對兩地人民、政經關係、國族想像以及未來政治願景等等的理解。很多人都會質疑，左翼在這議題政策是怎樣呢？或者在討論具體政策的同時，或者我們都是需要從政策條文以外的角度去進行一連串的思考、辯論與蘊釀。本文即希望作為拋磚引玉的第一稿，我們在日後亦會有其他相關的文章上載以擴闊對此議題的討論。
從人口遷徙看雙非問題
文： K.T.
人類本身正是不斷集體遷徙的物種，只是實踐的形式隨時代變化而不同。因此移民就是人類自古皆然的常態。遷徙/移民反映人類生老病死不同階段的生活需要的變化，也與個人/族群身份構建密切相關，不同的是遷徙的形式、程度、距離、時間長短以及背後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等的歷史性因素。
有權者和無權者的遷徙
香港二戰後至少經歷兩次重大的集體遷徙。第一次是戰後至八十年代因中國各種政治不明朗因素，居於大陸的華人不斷遷移香港。他們推動輕工業發展的勞動力，成香港經濟發展的支柱群體，部份更能在殖民地政治及經濟結構內躍升及被吸納為精英。第二次是六四事件後，當時不少前述曾經歷自大陸遷徙香港的而及後躋身政經精英階層的華人，再一次自香港移民海外，不過這次集體遷徙的特性更為複雜：第一，只有精英階層能享有遷徙自由。他們遷徙的國家，主要是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傳統工業衰落及發展高技術及知識產業，而且這些國家都發展了成熟的移民政策，故它們頂多吸納小部份擁有高學歷及技能、或擁有投資本錢的工商政界精英，並能透過嚴格的出入境制度和現代邊境把關技術拒絕不符合資格的一般市民大眾移民；第二，這批華人在香港其實已建立密切人際網絡和擁有難以立刻轉移之不動資產(例如房地產)，以及權力。因此他們只是以家庭(或者只是家庭中個別成員，例如父親)為單位，人身上移民海外，但其實與香港甚至中國仍是藕斷絲連，為日後可以重新以精英姿態回流香港及中國埋下伏筆。
然而，未能同步在六四事件後得到外國居留權的大多數在港華人及其在香港出身的下一代，則處於大陸政權及社會主義制度的陰影下，渴望離開但又不能離開現時居留地(香港)的狀態。之後他們留港愈久，對香港愈加熟識，對大陸愈加陌生，同時兩地經濟交流日益頻繁和互相糾結依賴，包括看得見的旅遊、工商貿易及專才交流，以及看不見的資金於房地產、股票及貨幣市場交易。這批在港華人對大陸政權的恐懼心理與兩地融合與日俱增的矛盾狀態，回歸後逐步擴展為對內地人口移居的恐懼，並出現一種弔詭心理：視香港為家的同時，藉緬懷殖民時代表達對移居(除大陸外的)海外的盼望；在表達對香港回歸後社會變遷種種失望的同時，卻鼓不出勇氣追求基進的社會改革，亦拋不出/不願思考完整社會改革圖像。總而言之，是處於既想留又想走但又走不了，既想變又想不變又不知如何變的狀態。
看待現代人口流動，特別是不同形式的遷徙和移民，必須全面分析全球資本主義下地域勞資分工與國家政府人口及產業政策的互動關係和變化，也要將研究地區及對象群體的特殊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甚至該地民眾的文化心理因素列入考量。這才是研究當下流行討論所謂雙非問題的基礎。雙非家庭是世界各式各樣個人及集體遷徙的其中一種表現形式，可惜由於現存關於這問題的報道/分析文章，都沒有交代雙非家庭的詳細背景，一些重要資料例如父母的確切籍貫/原居地、任職行業和職級、收入分佈、生活狀況等都欠奉；並且與自由行購物行為、房地產投機、法律及本地福利制度混雜一起，對嚴謹分析某一特定流動形式及提出相關改善建議非常不利。因此，我只能提出幾個問題及可能性，冀望補充現有討論之不足。
雙非童的融合問題
第一，先由現存數以十萬計的所謂「雙非童」角度出發。他們雖然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但可預期當中不少人的生活處境將會是非常困難。首先，如果他們選擇在香港就學，就必須每天處於穿梭兩地的生活狀態，同時承受的歧視目光甚至傷害行為，對他們建立人際關係、自信和學習動機都有不利影響；其次，即使雙非童父母稍後獲得資格移居香港照顧子女，由於父母皆為新移民，因此父母肯定長時間無法享有香港的部份福利，同時由於失去國內戶籍，也失去國內的各種公民待遇，整體生活成本因此大幅上升，甚或可能在港不能順利建立人際網絡之餘，也失去與內地的親屬/朋友的支援。由此可見，所謂雙非父母其實要承擔高昂的移居/遷徙成本，選擇在港產子取得港人身份是一種冒險行為。
第二，有人會根據上一點提出這樣質疑：「既然香港生活如此艱苦，那不如滾回大陸生活吧！為何還要移民香港？」其實這條問題該是反過來這樣問：「為什麼所謂雙非父母一定程度明知未來在港生活未必好過，還要選擇冒險來港產子？」即使雙非父母在移居前對香港生活的想像會跟移居後的現實體驗出現落差，一種合理猜想是，不少雙非父母想到在內地生活不是長遠之計，估計未來生活可能逐漸走下坡，而產生移居境外的念頭，但由於與香港沒有任何血緣聯繫，又不符合香港的投資移民資格，所以才選擇以在港產子作為移居海外的踏腳石。所以，他們不時一時衝動及瘋狂野蠻「衝閘」這樣簡單，是香港、中國社會的共同結構問題的呈現，並與世界政治經濟局勢越趨不穩定相關。這會否反映了內地的政治及經濟危機日益加深呢？競爭是否加速和加劇？失業情況惡化？這些國內及國際因素，如何使部份受損者或預期自己是受損者的家庭，決定把未來希望寄託於海外和下一代？可惜，由於有關從雙非家庭為出發點的人文研究付諸闕如，所以這裡只能拋磚引玉提出詰問。
筆者相信，如果將雙非產子趨勢與兩地的經濟狀況 – 特別是產業結構分佈、就業率及工資率 – 比較的話，會有重要發現；另外，如果將雙非產子趨勢的速率與近年海外精英華人(及其伴隨的資金)回流中港兩地的速率比較的話，也許對研究人口流動對資本流動的關係，特別是勞工/資本在不同國家/地區出入的關係，有重大的裨益。
因此，對於所謂雙非家庭的問題，進步左翼除了要盡快對其背景及與中、港及國際整體結構的關係進行研究外，依據研究所提出的主張，要特別留意雙非家庭之中處於弱勢的一群。這種務實做法，與不停重覆散佈雙非產子數字N倍增長以求製造恐慌的做法有根本分別，數字只是表徵，我們此刻比任何時刻更需要細膩仔細的研究和溝通，了解數字背後的真正故事。
雙非問題的短期方案
由於現時能協助我們作出有效判斷的資料嚴重不足，筆者唯有提出以下方向，冀能協助思考短期的解決方案：(一) 雙非問題可能反映中國一孩政策正在失效，中港兩地政府必須正視這事實，共同討論對策，在雙非童於中國境內的公民身份/待遇未及釐清前，短期而言要考慮兩地政府共同承擔雙非家庭的福利開支；(二) 進步左翼應主張取消投資移民，即使短期內無法實現，也應該高度限制投資移民的性質，只接受與實體經濟有關、切合香港現在和未來實質需要、能提高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良性轉型的投資；(三) 雙非家庭反映背後的中港人口遷徙/移居問題，是應得到正視而非一刀切堵塞，在提高投資移民門檻的前提下，應深入調查雙非家庭的背景狀況，為這一類家庭，及未來可能成為這一類家庭的移民，度身訂造一套適合的移民方案；(四) 正視已移居及正申請移居本港的雙非家庭之處境和生活需要，也意味著要承認雙非家庭在香港的身份，以及賦予正面的評價，而非將他們標籤及污名化。
人口必然流動，其實人口一詞本身就包含流動的意思，愈為流轉不定的人類劃下邊界，界線就愈含糊，界線愈多，例外也隨之愈多，愈想堵塞就愈阻擋不了。移民政策不能只靠分辨你/我/他及判別政府有甚麼權限就能解決的問題，思考移民政策，最基本是首先要承認人類就是會因不同情況而不斷移居/遷徙，這才有助我們思考具有人文性、進步性、建設性、彈性和適合移民人口全面發展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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