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江畔的外滩仍带着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最近，美国知名政经杂志《大西洋月刊》网站转载了该刊合作伙伴《民主》杂志的长文《为什么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将在一代人时间向民主转型》。
戴蒙德认为，相较目前正在进行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转型，未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更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的在东亚展开，而东亚国家有更好的机会，建立更加稳固的自由民主政体。戴蒙德甚至断言，在未来10到20年，中国将面临着民主化的全新机会，甚至可能比阿拉伯世界更快。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严防茉莉花革命波及中国，对大批异议者和激进知识分子、维权律师等进行了预防性抓捕、失踪和重判，一时间，风声鹤唳。
年底，知名博客作家韩寒发表了论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三篇文章，表达了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的悲观，但坚称将致力于争取基本自由权利。
随后，对韩寒文章讨论进入了口水战和抹黑阶段，但公众对民主化、政治转型的期待和迷惘更加显著，网民们忙于对中共18大后政治形态的猜想，甚至亲官方的《环球时报》也不再像传统官媒一般，对敏感话题保持沉默，而是以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立场，主动参与讨论和“舆论引导”。
以上种种，显示虽被打压，但技术的进步和政治讨论的深入，却使民主化转型问题，越来越广泛地进入中文公共空间，政治民主化以及其条件，路径等种种话题已经成为愿意严肃思考中国命运的难以不重视的话题。
拉里•戴蒙德-是美国政治学家，是《民主》杂志的创始共同主编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政治转型和民主化问题的知名学者。本期《上海视窗》将介绍戴蒙德关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预测分析，提供公众参考。
戴蒙德的文章首先分析了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诸国的民主前景，文章尤其对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进行了分析。
文章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化已经具备基本条件。目前，目前，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仅略微超过马来西亚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但仍在迅速上升，已经接近了韩国民主化时期（1987-88）的人均年收入水平。
政治学者亨利罗文预测，即使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5％的速度递增，到了202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阿根廷在2007年（约15,000美元，也相当于目前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水平）。
而且，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放缓至每年6％，中国仍然会在2020年之前达到年收入13,000美元的水平。这相当于匈牙利在1990年，墨西哥在2000年，两国开始向民主过渡进程时的人均收入水平。
除了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外，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和随着收入上升带来的信息自由传播，也将日益增加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动力。
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教授就认为，随着两岸更多交流，从两岸三通到卫星电视的落地，目前台湾激烈的政治民主实践，台湾的种种政治新闻，将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转型提供额外的刺激和促进。
戴蒙德承认，罗文的预测有些机械主义，似乎经济增长将顺理成章地给中国带来逐步而平稳的政治民主化，但事实上，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更可能是突然而有破坏性的。
目前，中共的领导层并无意启动认真的导向选举民主政治改革，这正是几十年前，台湾的国民党蒋经国时代所做的。让北京的统治者心惊肉跳并引以为鉴的，是戈尔巴乔夫启动的，并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公开性改革。
通过将权力分散到各个部门和省份，以及种种的利益团体，中国政治领导人忙于做各种投资和开支的日常决策，冻结了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可能。
正如福山在《民主》杂志上的文章所注意到的，目前表现出色的中共政制，一个重大缺憾是缺乏适应性。这个政权的专长是快速经济发展，而其僵化是潜在的致命缺陷。日积月累的腐败，例行公事的滥用权力，不假思索地抑制意见表达，公民的不满正在累积。
目前，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每年数万起，称得上此起彼伏，互联网上，虽有严密的管制，但不满和颠覆性的言论，在中文网上仍然随处可见。
如裴敏欣所声称，中国政府的强大力量是一种假象，它其缺乏弹性，由于腐败，官商勾结，犯罪行为，并限制自由表达的挫折感上升，很有可能，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发性危机的很有可转成政治崩溃。
此外，福山认为，中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快速老龄化，和男女比率失调问题，将恶化未来的中国经济表现。
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年后停止增长，并开始回落，城市化显著放缓，教育的增长到了极限，高校毕业生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提供的白领就业机会，但蓝领工人却日益短缺。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国企业将不得不支付迅速上升的工资，随着越来越多人退休，养老保险，福利，医疗融资将给企业和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压力。中国政府还必须处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挫折感，房地产和金融的稳定也是一大问题，在这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稳定将是越来越困难的挑战。
事实上，中共面临的是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经典冲突。如果经济没有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没有继续增长，党的统治就会面临挑战。而这一切的发生可能并不是渐进的，而是某种突发的致命危机。
目前，中共体制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是现政权能够稳定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矛盾在于，如果目前的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延续下去，经济发展带来的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则迟早会动员起来，要求民主，终结目前的体制。
戴蒙德说，他曾一度怀疑，是否这种分析有些过分乐观了，“也许，中国的民主进程，将还得等到25年或者30年后。”
现在，他认为，由于目前的体制无法提供开放的、负责的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的统治，或者将使这一进程加快。戴蒙德说，“我怀疑中共统治的结束会来得更早，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
不幸的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将很可能接续的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威权主义政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很可能如此。金额能将导致某种国家主义的军事统治，向外挑衅，以激发民众效忠。
不过，戴蒙德认为，未来中国可能的军人统治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因为军人政府难以应付社会的快速现代化，社会网络化，以及中产阶级国家必然出现的复杂的经济社会挑战。
无论未来具体发展如何，戴蒙德相信，中国不可能一面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收入水平上升、社会分化，却不经历和面对韩国和台湾曾有过的那种的民主变革的压力。RFI
年底，知名博客作家韩寒发表了论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三篇文章，表达了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的悲观，但坚称将致力于争取基本自由权利。
随后，对韩寒文章讨论进入了口水战和抹黑阶段，但公众对民主化、政治转型的期待和迷惘更加显著，网民们忙于对中共18大后政治形态的猜想，甚至亲官方的《环球时报》也不再像传统官媒一般，对敏感话题保持沉默，而是以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立场，主动参与讨论和“舆论引导”。
以上种种，显示虽被打压，但技术的进步和政治讨论的深入，却使民主化转型问题，越来越广泛地进入中文公共空间，政治民主化以及其条件，路径等种种话题已经成为愿意严肃思考中国命运的难以不重视的话题。
拉里•戴蒙德-是美国政治学家，是《民主》杂志的创始共同主编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政治转型和民主化问题的知名学者。本期《上海视窗》将介绍戴蒙德关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预测分析，提供公众参考。
戴蒙德的文章首先分析了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诸国的民主前景，文章尤其对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进行了分析。
文章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化已经具备基本条件。目前，目前，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仅略微超过马来西亚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但仍在迅速上升，已经接近了韩国民主化时期（1987-88）的人均年收入水平。
政治学者亨利罗文预测，即使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5％的速度递增，到了202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阿根廷在2007年（约15,000美元，也相当于目前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水平）。
而且，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放缓至每年6％，中国仍然会在2020年之前达到年收入13,000美元的水平。这相当于匈牙利在1990年，墨西哥在2000年，两国开始向民主过渡进程时的人均收入水平。
除了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外，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和随着收入上升带来的信息自由传播，也将日益增加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动力。
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教授就认为，随着两岸更多交流，从两岸三通到卫星电视的落地，目前台湾激烈的政治民主实践，台湾的种种政治新闻，将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转型提供额外的刺激和促进。
戴蒙德承认，罗文的预测有些机械主义，似乎经济增长将顺理成章地给中国带来逐步而平稳的政治民主化，但事实上，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更可能是突然而有破坏性的。
目前，中共的领导层并无意启动认真的导向选举民主政治改革，这正是几十年前，台湾的国民党蒋经国时代所做的。让北京的统治者心惊肉跳并引以为鉴的，是戈尔巴乔夫启动的，并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公开性改革。
通过将权力分散到各个部门和省份，以及种种的利益团体，中国政治领导人忙于做各种投资和开支的日常决策，冻结了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可能。
正如福山在《民主》杂志上的文章所注意到的，目前表现出色的中共政制，一个重大缺憾是缺乏适应性。这个政权的专长是快速经济发展，而其僵化是潜在的致命缺陷。日积月累的腐败，例行公事的滥用权力，不假思索地抑制意见表达，公民的不满正在累积。
目前，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每年数万起，称得上此起彼伏，互联网上，虽有严密的管制，但不满和颠覆性的言论，在中文网上仍然随处可见。
如裴敏欣所声称，中国政府的强大力量是一种假象，它其缺乏弹性，由于腐败，官商勾结，犯罪行为，并限制自由表达的挫折感上升，很有可能，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发性危机的很有可转成政治崩溃。
此外，福山认为，中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快速老龄化，和男女比率失调问题，将恶化未来的中国经济表现。
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年后停止增长，并开始回落，城市化显著放缓，教育的增长到了极限，高校毕业生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提供的白领就业机会，但蓝领工人却日益短缺。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国企业将不得不支付迅速上升的工资，随着越来越多人退休，养老保险，福利，医疗融资将给企业和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压力。中国政府还必须处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挫折感，房地产和金融的稳定也是一大问题，在这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稳定将是越来越困难的挑战。
事实上，中共面临的是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经典冲突。如果经济没有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没有继续增长，党的统治就会面临挑战。而这一切的发生可能并不是渐进的，而是某种突发的致命危机。
目前，中共体制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是现政权能够稳定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矛盾在于，如果目前的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延续下去，经济发展带来的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则迟早会动员起来，要求民主，终结目前的体制。
戴蒙德说，他曾一度怀疑，是否这种分析有些过分乐观了，“也许，中国的民主进程，将还得等到25年或者30年后。”
现在，他认为，由于目前的体制无法提供开放的、负责的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的统治，或者将使这一进程加快。戴蒙德说，“我怀疑中共统治的结束会来得更早，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
不幸的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将很可能接续的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威权主义政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很可能如此。金额能将导致某种国家主义的军事统治，向外挑衅，以激发民众效忠。
不过，戴蒙德认为，未来中国可能的军人统治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因为军人政府难以应付社会的快速现代化，社会网络化，以及中产阶级国家必然出现的复杂的经济社会挑战。
无论未来具体发展如何，戴蒙德相信，中国不可能一面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收入水平上升、社会分化，却不经历和面对韩国和台湾曾有过的那种的民主变革的压力。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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