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江南的冬天，阴沉沉地冷。北来的寒风传来了噩耗：高华教授在12月26日的深夜，悄悄地走了。
消息是那样地突兀，让朋友们猝不及防。高华的病已经多年，每一次的病情加重，都被他的坚强与乐观超越，以至于我们都相信奇迹会一再出现，顽强的生命意志能让他走得更远。病榻中的高华，总盼着再去一次台湾，说是去治病，但我猜，恐怕他想在来日无多的生命里，去台北会会老朋友，看自己所爱的宝岛最后一眼。朋友们因此还为他募捐，祝福他在来年的开春一遂宿愿。但是，春天尚未到来，高华却倒在凛冽的冬寒之中。
高华兄，难道你真的走了吗？
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真正深入的交往，也是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11年前，一帮在绝望中彷徨的学界朋友，决定参照《剑桥中国史》的模式，携手重新书写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二十余位作者之中，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占据了4位，这都是高华热情推荐的。从此宁沪之间，常来常往，有了密切的互动。这个时候，他研究的虽然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但真正的兴趣却是20世纪的中共革命。他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令他从孩童时代就蒙下了阴影，早早被打入另册，考取外国语学校却被拒之门外。文革之初他亲眼目睹父亲因躲避杀身之祸而离家逃亡，家门口贴满了捉拿父亲的通缉令。家与国的命运如此残酷地纠缠在一起，使得他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好奇与敏感，早早萌发了对伟大领袖的怀疑。当文革的阴霾终于散去，国家恢复高考之后，高华报考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他要从诡秘的政治风云之中捕捉孩提时代一直笼罩在心头的疑问：20世纪中国的革命悲剧，究竟渊源于何处？
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80年代，他的骨子里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这种关怀与生俱来，深深镶嵌到血脉之中，是那代知识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像太史公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差不多从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默默地收集资料，为后来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艰苦的准备。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中共革命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会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之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从事的，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他曾经有过犹豫，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什么是历史学家？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缺乏生命和社会关怀的乾嘉考据只是史学的末流。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是史学的，又超越了史学，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华都沉浸于此，无法自拔。他从各种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当中反复爬梳，回味思考，逐渐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网络。他对人脉细节烂熟于心，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恰巧刘小枫、钱文忠和我都在那里。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就是请高华为我们摆龙门阵。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他似乎百问不倒，每次都用生动细致的史料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历史记忆就驻扎在他的心里，信手拈来，皆成痛史；犹如老树上的年轮，斑驳离奇，又历历在目。
虽然高华烂熟史料，但他并不认为个别的史实能够代表整体的真实。我最敬佩高华的，是他的贯通能力，擅长将支离破碎的个别史实，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从复杂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能够将历史读通的史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一个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识人。我常常惊叹他不曾有过从政的经历，也非贵族后裔，何来如此老辣的内幕观察。我以为，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他的天才想象力和对人性幽暗的敏锐，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我与他关怀相近，亦常常有热烈的争论。相比而言，作为政治史家的他，注重的是一代枭雄毛“王”的面相，而作为思想史家的我，更偏好毛“圣”的一面。圣与王、神与魔之间，既是一念之差，又同为一个角币之两面。争论的结果，我常常从高华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丰，他也承认毛有其圣的另一面。事实上，早在80年代，他参与翻译的墨子刻先生的《摆脱困境》一书，对此已有深邃的分析。不过，以其对家国历史的沉痛反思，他搁不下历史魔性对中国的摧残，毕其一生与其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着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
正当高华的研究进入佳境，癌细胞却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躯体。他一次又一次被病魔击倒，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不，即使他躺在病榻上，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倒下过。他的乐观、坚强和生存意志里感染了每一个去看望他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前，见到他的朋友向大家报告的，依然是“精神状态不错”的好消息，以至于我们都错以为还有下一次再见的机会。然而，就在2011年即将翻过的时候，他骤然而去，决然告别，将自己坚强的微笑留到了最后。
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时代而骄傲。逝者
高华
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11年12月26日在南京病逝，57岁
文/张明扬
高华老师走的这天下午，我和几个同事还说起明年要采访他。2012年是整风运动70周年，我们想再让高老师谈一谈延安整风。我当时就准备打电话给高老师敲定此事，手边一忙，就将这个计划中的通话推到了第二天。当时的我怎会知道，这个没有拨出的通话永远错过了。
2011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数万人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前同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们或许毫不关心的是，中国当今最著名的毛泽东研究者之一的高华也在当天的22时15分去世了。
高华老师的老朋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在一则微博中说：“12月26日是红太阳升起的日子，高华却在昨晚撒手西去。他是要在这天去天国继续追踪真相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许纪霖教授与高华在《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一书的编撰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都做现当代中国史研究，交流 看法时有很多心灵契合的地方。“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当时已经开始做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这一块我们一般都不大敢踏入，因为很难发表，很多搞历史的都自觉 不自觉地回避。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搜集资料，整个90年代都在做这个研究。从这点来说，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关 怀，完全超越了功利。”
高华老师成长于“文革”的动荡岁月。“文革”爆发时，他还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当时他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在南大北园的 阶梯教室里，高华曾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教师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 威”。
在“文革”期间，高华老师阅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 受，他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 乎都与它有联系”。
带着对那一段历史的疑问，1978年，高华老师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1979年，高华读到了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周扬在文中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从那时起，高华萌生了一个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 风史书的愿望，“我难以忘记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 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1991年8月19日，高华从自家的收音机中听到了苏联政变的消息，当时他突然觉得，自己致力十余年资料搜集和反复思考的整风运动是时候开始动 笔了。用《南都周刊》今年一篇高华专访的话说，“在收音机里爱国歌曲的伴随下，一切准备就绪的高华，摊开大幅稿纸，郑重开始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写 作”。
许纪霖说，“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涉及这部分历史，一般来说都要用点鲜为人知的史料或秘闻，而高华全部是用国 内公开发表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回忆录，他所用的所有史料的来源都是公开的。”许纪霖指出，高华擅长从支离破碎的细节里，把这些几乎是破碎的东西整理出来， 编织成一个他所理解的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不是由支离破碎的个别的历史组成，这里面涉及他作为一个一流的历史学家的理解。“他的理解绝对是一流的，到目 前为止无出其右。那本书能出来，大家都很高兴，那差不多是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许纪霖说。
许纪霖认为，现在评价高华的学术成就还太早。但“现在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有很多，高华独一无二。有些研究是所谓秘闻式的，有 些纯粹是史料性的，高华却非常严谨，他不仅有具体的事实，而且对这段历史有他整体的理解。他的脉络感和逻辑感非常强，特别擅长把握政治当中的诡秘。很多东 西是他分析出来的，但这些分析都有所本。每一次听他谈这些历史，都是知性上的享受”。
而高华也为他的研究付出了代价。许纪霖说，高华在体制里被边缘化。这种代价对一个学者来说，是杀伤性的，但高华有这种担当。“其实他并不是一个 胆子特别大的人，人很谨慎，父亲是‘右派’，他少年时期曾因此受到过创伤，这种恐惧感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他深知这可能会给自己带 来什么，但他最后战胜了各种各样的恐惧，担当起来了，这不容易。”
说起来很惭愧，我是南京大学2002年毕业的，但自命是历史迷的我，上学时却无缘听过高老师哪怕只有一堂课。但可以肯定的是，高老师在大学里远 不是时下的什么“明星学者”，后来听几个历史系毕业的校友回忆，高老师授课认真，课堂满座是经常的事，但平日里却很少提到那本与自己的名气一样正如日中天 的专著。
现在我却觉得，作为一个南大人的最大荣耀就是，我和高华老师在同一所大学的屋檐下，当我进校的时候，高老师正在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收尾。无论他在或不在，这种荣耀在冬日的下午仍然晒得我暖洋洋的。
大约是在2008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见到了高华老师。这本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但悲伤却接踵而至。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高老师被查出患有肝癌已 经一年多了，他当时是来中山医院复诊。谈话中高老师非常乐观，读了很多关于治疗肝癌的资料，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高老师继成为一名党史专家之后，又多了一 个癌症专家的头衔。
2010年还是在一个秋天，我和《私家历史》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了高老师家。高老师住在南京龙江小区的一座普通高层公寓楼里，附近密密麻麻的 全是高层住宅，那一片据说是江苏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为高校老师所建的一个安居项目。敲开高老师家门之后只有一个印象——到处都是书，这让本就不大的房子显得 更加局促。很多书都是捆上摞起来。但就是这个房子让高老师已经很满意了，据说他当年开始写专著时，家里连厨房都是和别人共用的。
自从2007年4月高老师发现患病之后，他的病情就成为了学界以及历史同好者之间一个关心的话题，这几年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传说高华老师病重的消息。当那次我们问起病情时，他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前不久刚刚从一次病危中恢复过来。
我想我很难忘记，那个我们围坐在高老师身边的下午。刘师母拿着一张小板凳安坐在我们的对面，始终面带微笑地看着高老师，开心地听我们聊了大半个 下午。当高老师想起一个很生僻的历史名词时，刘师母会很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们家高华读书多，记忆力好。”当高老师和我们讲起历史段子习惯性地卖关子时， 刘师母会显得比我们更加心急地催促问下面发生了什么。在我有限的认知范围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学者的夫人以如此一种热爱的姿态对待丈夫的学问与工作，她 并不需要知道太多，但她坚定地知道丈夫热爱的东西就是她值得爱的。我想，高老师是幸运的，这种简单却内涵丰富的爱正是在那些最困窘的年代中一直支持着高老 师的，他曾熬过了写作著书时的清苦与资料匮乏之痛，承受了专著出版后常人难以想象的边缘化。
记得高老师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革命年代》的自序中曾经说过：“我希望自己能够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 的历史。”在那一次的访谈中，高老师在谈到“国共政争”的话题时精神非常好，但用语非常谨慎，让我们这些想听到一些私淑刺激话语的“愤青”“愤中”们颇感 不过瘾。但事后一想，高老师这种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有一分事说一分话的治学态度，正是让他超然于当代史学界的那种珍贵的东西。在那个流行站队、流行表态 的时代中，我们见了太多情感深陷于毛泽东时代不能自拔乃至一叶障目的“套中人”，也不乏见理论先行，公共而不知识的激进精英，缺少的就是高华老师的“约束 主观性”，缺少的就是那种对历史的敬畏，“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2011年12月27日，当高老师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网络上微博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哀悼与惋惜，成为了这一天最大的微博热点。可惜高老师看不到 了。高老师的儿子高欣对我说，高老师住院期间一直都在看书、思考，也经常看微博，只要是新一点的学界以及社会热点，他都在关心。就在上周，父子二人还就金 正日之死聊了很多。
据高欣说，高老师这次是11月16日进的医院，包括高老师在内都认为与以往一样，这也是一次可以渡过的难关。为了对付难熬的病中生活，他准备了 整整两大包书带在身边读。除了每天读书之外，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看望，很多朋友都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就在上周，杨奎松先生和沈志华先生也一起赶去南京探 望，他们当时的合影被网友称作“党史三大巨头峰会”。
在高欣和刘师母眼中，高华有这么多朋友是很有福气的事情。事实上，自从高老师患病之后，前来探望的朋友就一直络绎不绝，让高家全家感到“很温暖”。这其中，也有不少陌生人。大半年前，现在红透半边天的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带着许知远等几个媒体人专程来南京拜访高老师。
高欣还记得，龙应台前一段时间也专门联系上了高老师，表示想帮忙安排他到台湾去看病。但谁也没有想到，高老师竟然这么快就走了，一切美好的计划转瞬成空。
高华患病后，许纪霖到医院看望他，高华的乐观、坚强给许纪霖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刚刚做完大手术的他，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很好，满面红光，让 人感觉不到死亡的阴影已笼罩着他。我都不敢提他的病情，但他谈自己的病就像谈别人的病一样，很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病情，脸上带着一种微笑，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还计划着要做些什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写作，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萧功秦教授应当是最早探望高华的那一批人。2007年4月30日晚，萧功秦看望了刚刚手术过的高华，他对高华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 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的。”萧功秦在之后一封群发朋友的邮件里伤感地说，高华可能要求不高，只希望上天给他五年时间，“也许他觉得五年对于 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谈话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表明他进入人生战斗的决 心。”
不知道萧先生回忆他几年前的这番话时，是否会觉得造化弄人。在即将进入第五年的2011年岁末，高华老师走了，他战斗到了最后。
高欣说，父亲并不是一个太喜欢表达感情的人，但在父子之间的谈话中，高华还是偶尔不经意地表达出他的遗憾，“父亲觉得，他几年前学术上的感觉来了，在他进入学术高峰期的时候，本可以多写出几本有分量的东西，他本来已有了一系列写作计划，要不是这场病……”
我们的确应该感到遗憾，高华病前曾应承下来一项庞大的写作计划，撰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牵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在计划的10卷本中，作者队伍会集了国内多位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流专家，杨奎松、林蕴晖、沈志华、卜伟华、韩钢，高华老师因病退出。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健康的高华，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里，还能够为我们解开多少历史的谜团。
据说高老师的遗作，载于台湾《思想》的《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文中有多处可看作高老师“夫 子自道”的文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 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 主题，让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 抱的梦想、希望……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我想，当五十七岁的高华先生离开时，他所思所虑的又何尝不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他曾告诉了我们太阳从何处升起。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桃）林。”——《山海经》。
（早报记者田波澜对此文亦有贡献）
原载《东方早报》201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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