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Persistence Of Party Power Over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发表：2011年6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新华社揭示了共产党加诸于私营企业的影响力。据报道，中国的基层党组织数量从1978年的210万个已经增加到现在的大约380万个，私营企业、私立学校和NGO中都有基层党组织。虽然有数据表明在2006年年底，共产党在25万个企业中都设有党组织，拥有300万党员（包括如沃尔玛在内的外资企业），另有80万自主创业者是党员，企业中党组织的精确数字仍很难确定。今天，由于党员的总数已经从7000万增加到8000万，私企中的党员数量肯定也有所增加。新华社的报道表明，共产党的目标是每个私企中，至少需要有80名员工为党员。
共产党从未掩饰过其政治主张，即以政治引导整个经济。在一个政党仿照政府和国家机构的设置控制了所有规模的商业机构的国家，对私营经济采取同样的控制方式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惊奇。如果自由市场经济的定义是政党不起主导力量的经济的话，那么中国压根就不存在自由市场经济。
2002年党启动了一个增加私营企业中正式代表的政策，数据显示该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过，这是否能说明私企的商业目标如何能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以及国家精英的结构是如何被改变等问题呢？老一辈精英还会牢牢掌握着新经济吗，还是他们的力量仅仅是暂时在发挥影响，随着主要的行政力量被市场机制逐渐削弱，他们的力量也会逐渐减弱？亦或是老一辈精英只会被那些最近在商业大潮中发财了的新人取代？
我们怀疑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答案。地方党委会已经“暂时”在私营企业中参与决策了好几十年了，而这种已经习以为常的模式也已深入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中。对于企业来说，资助成立党组织就相当于取得“红顶”，因为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依赖于当地企业兴旺带来的经济发展。官商的利益共享制约了改革的推进。在中国，对于企业来讲，政治资本和金融资本同等重要。企业一旦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就更容易通过政府关系获得稀缺资源，比如资金。还可以降低企业最不愿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尤其是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政党来讲，将国家经济的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做法可得小心。经济要更加自由化、国际化和产业化都需要企业能有更加专业化的管理。在现代企业中，价格控制、计划实施和配额设定等技能并不是经理人应该掌握的核心技能。
国企本来在政治上介入的程度就相当深，其公开上市的子公司可能会引发一些令人玩味的法人治理和股东批露等问题。也许这样的企业应该在他们被要求提供负责人和高收入者名单时，也在年报中列出其共产党员高官的名字？
对于旁观者来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经济的开放一直伴随着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持续掌权的政治精英，他们都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可观的利益。不同于俄罗斯，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私营化，尤其是支柱产业，着重注意避免政府的干预，因此不会建立大规模的私有企业。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吸收崛起的私营企业力量的方法，而在其他地方，逐步工业化的经济可能会演变出政治力量的新中心。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半独立的地方政党负责人，于是中央以反腐败运动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周期性的打压。
共产党从未掩饰过其政治主张，即以政治引导整个经济。在一个政党仿照政府和国家机构的设置控制了所有规模的商业机构的国家，对私营经济采取同样的控制方式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惊奇。如果自由市场经济的定义是政党不起主导力量的经济的话，那么中国压根就不存在自由市场经济。
2002年党启动了一个增加私营企业中正式代表的政策，数据显示该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过，这是否能说明私企的商业目标如何能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以及国家精英的结构是如何被改变等问题呢？老一辈精英还会牢牢掌握着新经济吗，还是他们的力量仅仅是暂时在发挥影响，随着主要的行政力量被市场机制逐渐削弱，他们的力量也会逐渐减弱？亦或是老一辈精英只会被那些最近在商业大潮中发财了的新人取代？
我们怀疑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答案。地方党委会已经“暂时”在私营企业中参与决策了好几十年了，而这种已经习以为常的模式也已深入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中。对于企业来说，资助成立党组织就相当于取得“红顶”，因为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依赖于当地企业兴旺带来的经济发展。官商的利益共享制约了改革的推进。在中国，对于企业来讲，政治资本和金融资本同等重要。企业一旦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就更容易通过政府关系获得稀缺资源，比如资金。还可以降低企业最不愿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尤其是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政党来讲，将国家经济的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做法可得小心。经济要更加自由化、国际化和产业化都需要企业能有更加专业化的管理。在现代企业中，价格控制、计划实施和配额设定等技能并不是经理人应该掌握的核心技能。
国企本来在政治上介入的程度就相当深，其公开上市的子公司可能会引发一些令人玩味的法人治理和股东批露等问题。也许这样的企业应该在他们被要求提供负责人和高收入者名单时，也在年报中列出其共产党员高官的名字？
对于旁观者来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经济的开放一直伴随着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持续掌权的政治精英，他们都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可观的利益。不同于俄罗斯，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私营化，尤其是支柱产业，着重注意避免政府的干预，因此不会建立大规模的私有企业。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吸收崛起的私营企业力量的方法，而在其他地方，逐步工业化的经济可能会演变出政治力量的新中心。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半独立的地方政党负责人，于是中央以反腐败运动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周期性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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