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沉船危局孕育中国新一場革命>
在紀念辛亥百年的時候，有些急於為中共補台的人，把一百年前的政治形勢描述成「改革和革命賽跑」，革命的槍聲斷送了「晚清新政」，否則中國可以建立君主立憲的開明專制。這套說辭其實是當政者想說又不好意思開口說的。背景就是：自「六四」事件後，中共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唯以發展經濟的所謂「硬道理」忽悠人民。隨著腐敗越反越不可救藥、越求穩定越不穩定的惡性循環，執政者肆無忌憚的用黑社會手段偏袒既得利益，革命的思潮重新浮上台面，故有「改革和革命賽跑」之說。今春，中東的茉莉花革命有可能轉向中國之際，又被說成是「改革和危機賽跑」──中國正在接近革命的臨界點。
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說法是：中共「不改革亡國，改革要亡黨」；或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其實這正是中南海的思維方式作祟，在改革取得了進展（如避免了文革後期崩潰性的政局危機等）尤其是經濟崛起之後，中共反而喪失了繼續改革的動力，甚至出現政治、經濟制度全面倒退。大陸眼下山雨欲來的時局，與一百年前越來越相似，再光鮮的「崛起」、「盛世」，也無法掩飾這條喪失方向的巨輪，面臨著隨時觸礁沉沒的危險。當政者今天屢屢踐踏底線的死硬做派，暴露其內心的深深恐懼，他們所作的一切就是在和沉船的速度賽跑──搶在沉船前撈一把。
對此，有人心急如焚。部分前中共高幹的子女或家屬們，近一個時期來連續就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抓捕四人幫等，頻繁舉行聚會，反映了中國社會急切尋求政治出路的努力，即使超過國防軍費的維穩，也難以改變民間日益不滿的嚴峻現實。值得注意的是，當年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方式受到了「激賞」，無意中觸碰到中南海的一塊心病：即中共執政六十二年來，但凡大的變化包括最高權力更替，很多是通過政變完成的。這就解釋了中共官方何以從來不正式慶祝此事。文化大革命乃是毛澤東發動的對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的政變，作為毛的主要副手林彪受命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這裡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疊打』」。從文革歷史看，這完全是以防政變的名義搞政變，後來這個講話被中共稱為「政變經」。五年後，林彪被逼折戟沉沙，被定性為政變未遂；再過五年四人幫被抓，無疑是地地道道的政變了。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等老人幫一手策劃「六四」鎮壓，就是一場流血軍事政變……
<沉船危局孕育中国新一場革命>
當中國長久走不出政治僵局的時候，政變之途受人「激賞」是難免的，既然主張政改的溫家寶在中南海孤掌難鳴，有識之士也論證了中國走不通第三條道路的國情，加之政治倫理全無底線的惡質環境，用非常手段達成目標的選擇便呼之欲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政改？還是政變？這是一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當政者拒絕政治改革之時，客觀上就開啟了政變之門。
有一種說法，辛亥革命除了外部因素，袁世凱也在清廷內發動了一場「政變」。無獨有偶，前蘇聯解體前，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蘇共中的保守派發動了一場未遂政變。後來的歷史演變證實，人民對於這類政變無需懼怕。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前蘇聯解體，都沒有出現中共渲染的血流成河之恐怖。這種代價遠比繼續維持中共目前的一黨專制要低。
《完全政變手冊》一書的作者愛德華‧魯瓦克在今年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政變就是民主的試金石：凡是能夠用政變的方式奪下的政權，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權。」但是通過政變奪下專制獨裁政權，積極推行政治轉型，還政於民，它就是一種革命。這種案例古今中外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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