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所引發的警權風波和新聞自由爭議，猶如一記暮鼓晨鐘，預示香港政治的未來。
去年政改通過後，香港的政局不但未見好轉，各種矛盾反而不斷激化：「區議會改良方案」雖受到部分民主派質疑，但方案畢竟擴大了巿民投票權利，令立法會民選議席數目，首次突破一半門檻；但在選舉權利有所進展的同時，香港社會原有的自由空間，卻面臨整個政權機器的壓制，北京對泛民主派的壓迫分化不斷升溫，特區政府的管治手法日趨強硬，警方對社會運動的控制持續收緊。香港政治在這種「一放一收」之間，正經歷前所未有的震盪。
如果我們站得高一點，從比較政治理論的角度去反思當前局勢，可能會發現香港正出現「新加坡化」及「馬來西亞化」的趨勢。
從「自由威權政體」到「選舉威權政體」
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看，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都可以歸類為「混合政制」（Hybrid regime），但其政治特點卻截然不同。
真正的民主政制，應該同時具備「多黨普選」（multiparty elections）以及「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兩個條件。而所謂「混合政制」，是指該政體只具備其中一個條件，因此不能視作真正的民主政制。按照這個準則，「混合政制」可以細分為兩類，包括具備多黨普選形式，但反對派及公民自由備受執政黨打壓的「選舉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以及巿民享有基本自由，但未建立全面民主選舉的「自由威權政體」（Liberal authoritarianism）〔註一〕。
今天的香港是典型的「自由威權政體」，港人大致享有言論、集會、結社、新聞等各種公民自由，但普選制度卻尚未建立。相反，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則屬於「選舉威權政體」。
新馬兩國雖有多黨普選，但執政人民行動黨及巫統為了維持政權，一直打壓反對黨及限制公民自由，包括操控選區劃界及選民結構（人民行動黨及巫統都經常透過重組選區，削弱反對派的選票基礎）、對選民威迫利誘（例如巫統候選人常到農村大派禮物）、限制新聞及言論自由（人民行動黨及巫統都透過關係密切的傳媒集團，間接操控及影響大眾輿論）等等〔註二〕。這些打壓反對派及限制公民自由的手法，港人有否感到似曾相識？
混合政制下，香港政治何去何從？
今天以「混合政制」的視角去看香港政治，不難察覺香港似乎正逐步由現時的「自由威權政體」、走向新馬模式的「選舉威權政體」：
北京雖然已定下「普選時間表」，但特首普選可能設有篩選機制、立法會功能組別繼續存在的疑慮卻從未消退，加上近年各種破壞公平選舉（功能組別常見種票疑雲、選管會別有用心的選區劃界、建制派在地區大派資源等）、限制公民自由（親中商人收購媒體、政府限制記者採訪、警方強硬對付社運人士等）的事例有增無減，愈發令人擔心香港即使實現普選，極可能只是新馬模式的「選舉威權政體」。假如香港政治的未來，並不是走向港人理想的全面民主政制，而只是從「自由威權政體」過渡至「選舉威權政體」（附圖），這種改變對香港是禍是福？
事實上，從北京領導人的角度看，假如再難拖延香港落實普選，那麼新馬模式的「選舉威權政體」，便顯得極有吸引力。因為在現時一左二窄的統戰思維下，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底線，是絕不容許「政權變天」（即泛民主派上台執政），執政權力必須掌握在北京信任的建制陣營手上（即工商界、公務員及親中左派）。要確保建制派在落實普選後繼續掌權，效法新馬兩國政府，加強打壓反對派及壓制公民自由，對北京來說絕對是一個選項。
假如北京真的試圖將新馬模式移植香港，港人將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動盪。
一些北京強硬派也許以為，香港大多數巿民溫和務實，加上各種強力的經濟挺港措施，即使北京收緊香港的自由空間，主流港人亦不會強烈反抗，屆時泛民主派及社運人士將只能負隅頑抗，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應付衝擊。
關鍵時刻全民團結捍衛自由
但這種政治判斷的危險之處，在輕視了香港公民社會的動員能力，及可能引發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動盪。從2003年23條立法到今年的替補機制，都顯示香港公民社會的巨大潛力，必然會在政權機器的壓迫下全力反抗。而現時香港社會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一旦公民社會與政權機器全面對立，隨時會出現擦槍走火，將香港推向暴亂的邊緣，屆時不僅香港社會要付上沉重代價，北京在本港的龐大經濟金融利益也會受到衝擊。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在歷史長河之中，只有少數世代被賦予責任，在最危急的時刻捍衛自由。」（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worl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have been granted the role of defending freedom in its hour of maximum danger.）
面對來勢洶洶的政治巨浪，泛民各黨派及公民社會必須團結一致，在努力爭取落實普選的同時，亦要抗衡各種對公平選舉及人權自由的破壞，合力守護香港這片自由之地。
力抗香港走向新馬模式，應該是所有港人的共同使命。
註一：O'Donnell, Guillermo and Schmitter, Philippe C.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註二：Case, William （2005）, Southeast Asia's Hybrid Regimes: When Do Voters Change The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2）, 215-37
from 大政治家 http://brian-fong.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html
假如北京真的試圖將新馬模式移植香港，港人將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動盪。
一些北京強硬派也許以為，香港大多數巿民溫和務實，加上各種強力的經濟挺港措施，即使北京收緊香港的自由空間，主流港人亦不會強烈反抗，屆時泛民主派及社運人士將只能負隅頑抗，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應付衝擊。
關鍵時刻全民團結捍衛自由
但這種政治判斷的危險之處，在輕視了香港公民社會的動員能力，及可能引發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動盪。從2003年23條立法到今年的替補機制，都顯示香港公民社會的巨大潛力，必然會在政權機器的壓迫下全力反抗。而現時香港社會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一旦公民社會與政權機器全面對立，隨時會出現擦槍走火，將香港推向暴亂的邊緣，屆時不僅香港社會要付上沉重代價，北京在本港的龐大經濟金融利益也會受到衝擊。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在歷史長河之中，只有少數世代被賦予責任，在最危急的時刻捍衛自由。」（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worl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have been granted the role of defending freedom in its hour of maximum danger.）
面對來勢洶洶的政治巨浪，泛民各黨派及公民社會必須團結一致，在努力爭取落實普選的同時，亦要抗衡各種對公平選舉及人權自由的破壞，合力守護香港這片自由之地。
力抗香港走向新馬模式，應該是所有港人的共同使命。
註一：O'Donnell, Guillermo and Schmitter, Philippe C.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註二：Case, William （2005）, Southeast Asia's Hybrid Regimes: When Do Voters Change The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2）, 2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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