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者、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近日的一场内部演讲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篇演讲被认为"真实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困境，包括有效需求不足和中产阶级的消亡”。付鹏直言，当前的经济救助措施已难再现2008年经济危机时的成效。
中国经济学家付鹏11月24日在汇丰集团内部活动中发表的讲演，尽管多次遭删除，但内容仍广泛流传。付鹏指出，从近年来的数据和调查样本看，经济问题早已显现。最初是底层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感受到生活压力，随后逐渐向中层传递。今年尤其突出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迅速萎缩。
中产阶级的萎缩与有效需求危机
付鹏分析认为，“今年突然冒出的2000万网约车司机，很多都是原本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收缩直接导致总需求持续下滑。他强调，自2019年以来，中国总需求线便不断下降，而这一趋势的出现早于疫情和外需崩塌。这意味着，即便在全球化红利期内，中国的有效需求也首次转为负值，表明中产阶级消费意愿明显降低。
房价与债务的恶性循环
付鹏回顾了2015至2016年房价飙升时期的经济现象。他指出，当时的高房价短期内刺激了消费预期，但并未以收入增长为支撑，反而积累了巨大债务。例如，一套价值200万元的房子以600万元成交，买家如果收入不增长，实际上是背负了未来数十年的沉重债务。随着消费断崖式下降，经济正逐渐回归真实收入水平。
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居民的杠杆率虽然表面上比海外低，但背后缺乏高福利支持。中国消费者面临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压力，因此实际杠杆率已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通过加杠杆刺激经济已难奏效，而降杠杆措施如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可能会更有效。
人口转折点与经济可持续性挑战
付鹏认为，中国内需的本质是“人口收入的债务函数和杠杆函数”。随着人口红利消失，能够承担债务的年轻人口数量也在减少。
他特别提到，“80后”一代曾是中国消费的主力，他们凭借三代人的积累（父母、祖辈的“六个口袋”）、自己的收入以及金融杠杆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然而，当这一代人不再具有消费能力，经济压力便迅速显现。
未来，付鹏预测，化解债务的可能途径包括提高税率、引入遗产税和房产税。在人口和收入难以显著增长的情况下，这些税种的实施几乎是必然趋势。
全球视角与结构性问题
付鹏还分析了产能过剩、中日经济对比及新兴市场危机等问题。他认为，2016年是全球经济的关键年份，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实质上是各国内部经济分配矛盾的显现。无论是内部分配还是外部分配问题，其本质都反映了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后，各国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演讲引发广泛讨论
付鹏的这场演讲因内容敏锐深刻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但同时也引发监管关注，有传言称他已被约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付鹏否认了这一传闻。
这场演讲不仅揭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问题，也引发了关于政策应对与未来发展的深刻反思。如何在中产阶级萎缩、人口转折与内外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找到突破口，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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