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受邀以在线方式出席了由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和德国游说组织“大西洋之桥”共同举办的跨大西洋地缘经济论坛。谈及美中关系时，伯恩斯在发言中表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一关系非常复杂，因为当然，我们既与中国是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在努力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伯恩斯当天在讲话开始时说道，“我要简短地谈谈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那就是美中关系。但我期待着聆听你们的观点，回答你们的问题，并在充满美国人、欧洲人和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听众席上稍作交流，因为我认为，对美国和我们的欧洲盟友的未来来说，没有什么比正确构建对华关系并推动其向前发展更为重要。首先，我要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一关系非常复杂，因为当然，我们既与中国是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在努力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我知道这也反映了北约国家和欧盟所面临的战略困境”。
伯恩斯提及，“我会从一些好消息开始谈论美中关系，这些好消息可能会让大家在纽约的一个周四早晨感到安心。我将不得不在发言中间告诉大家一些坏消息，然后我们再从坏消息说起。下面是关于美中关系的相对较好的消息。我认为，自从拜登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旧金山峰会期间会见习近平主席以来，我们在过去九、十个月里已经稳定了美中关系。在此之前，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非常坎坷的时期。我于2021年宣誓就职大使。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我们对此表示支持，但这确实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低迷——严重的低迷。中国政府切断了两国间的许多重要战略渠道。你们应该还记得，2023年2月，一个奇怪的气球飘过美国国土，从阿拉斯加一路穿过大平原，到达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被美国总统下令击落。这导致我们与中方的关系陷入低迷”。
伯恩斯指出，“因此，我们经历了2022年大部分时间和2023年部分时间。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可行的重要内阁渠道。作为一名外交官，我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在两国关系中有时充满了尖刻和竞争，有时甚至怀有怨恨。你需要让最高层的人进行对话。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能够重新建立的。我们现在——布林肯国务卿与中国外长王毅有着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沙利文国家安全顾问（Jake Sullivan）正在与王毅进行战略对话。耶伦财长（Janet Yellen）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雷蒙多商务部长（Gina Raimondo）与她的对应方王文涛进行了战略对话。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建立这种关系，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有着非常牢固和持久的关系，至今已有十二三年之久”。
伯恩斯说：“那么，我所说的稳定关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重新建立了成功所需的内阁渠道，尤其是在困难的双边关系中。有哪些具体的例子？在我谈到的两次危机中，我们两军的领导人都没有保持联系。现在，我们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与他们的中国对应方建立了联系和关系。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领导我们的印太司令部的帕帕罗（Samuel Paparo）上将最近与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进行了两次会晤。这意义重大，因为我和我们很多人都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意外冲突——可能是舰船或军机相撞。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两国关系中曾经发生过。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你希望有能力让我们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保持联系，以降低温度，与意外的力量分开，并达成和平的结局。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奏效，建立更密切的两军关系”。
伯恩斯提及，“关于芬太尼问题——各位在座的欧洲人，芬太尼是美国18至45岁美国人的主要死因——这是一场真正的国家健康危机。中美洲贩毒集团制造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大部分前体化学品都来自黑市中国公司。因此，在拜登总统与习主席会晤后，中国政府承诺将与我们合作——我们在减少这些前体化学品的流通、打击为其提供资金的非法金融活动方面共同取得了进展，并尝试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共同解决这一涉及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重大全球健康问题。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走得还不够快，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我确实认为，我们至少能够一起朝着同一条道路前进。这给了我们一些安慰”。
伯恩斯续指，“人工智能是我们开始共同探讨的另一个话题。显然，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给我国带来的好处，但我们也看到了风险。我们已经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战略对话，以应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军事风险。我们的对话才刚刚开始，而且我们还会走得更远。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了。当然，与我们在北约的盟友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一道，我们已走得更远了”。
伯恩斯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那就是气候变化问题。中国约占全球排放量的28%。美国占10%。但我们是两个主要的碳排放国。我认为，我们明白我们对彼此、对我们的公民，尤其是对世界上80亿人负有共同的责任，要确保我们共同努力，履行2015年奥巴马总统在任时与习近平主席共同作出的《巴黎协定》承诺。波德斯塔（John Podesta），你们中很多人都认识，是我们的气候谈判代表，三周前他刚刚访问了北京；我认为，他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建设性的会谈”。
伯恩斯补充说，“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我们希望中方能在甲烷和氧化亚氮方面做得更多，并在未来一两年内作出非常积极的国家声明承诺。我们希望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看到进一步的进展。但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一致的。因此，在这些方面，我们在高层沟通方面的关系更加稳定。这使我们能够进行有时非常困难的对话，从而降低分歧导致冲突的可能性或概率，因为我们显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试图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来管控这一关系。所以，不管你信不信，这才是美中关系中最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
美国决心与盟友一起保持作为印太安全力量的领先地位
伯恩斯说，“第二点，这才是我真正想关注的，然后我会停下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第二点是，在很大程度上，美中之间的这一关系仍然极具竞争性。我们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两个经济体。我们是世界上最强的两支军队。我们是两个拥有巨大全球影响力和对世界产生影响潜力的国家。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处理这一关系。我们是制度性对手，我认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将是制度性对手。这种较量和竞争体现在四个不同的领域。当然，这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也发挥着作用，过去四年来，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做了大量工作，以加强我们与日本、大韩民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的安全联盟”。
伯恩斯补充道，“我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提出了一项非常有前景的战略倡议，即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这对于维持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以及提供强大的威慑力非常重要。就在上周末，我们的拜登总统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接待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携手合作，这是一个能力超强、实力雄厚的国家四重奏，其目的确实是就如何加强民主、如何加强市场资本主义、如何共同应对全球重大问题等积极议题开展合作。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加强了（联盟和伙伴）关系”。
伯恩斯说，“不过，我还想说，改变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北约和欧盟都开始考虑它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安全利益。当北约领导人开会时，我们有四个来自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它们在西欧、美国、加拿大或会议召开地与我们会面。这改变了游戏规则。我们看到大量的欧洲议会成员和欧洲各国政府议会的成员前往台湾，支持与台湾当局建立联系，我们希望这将维护两岸的和平”。
伯恩斯说，“在安全领域竞争如此激烈，美国当然决心与我们的盟友一起保持我们作为印度-太平洋安全力量的领先地位。这是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技术和经济确实占据了中心位置。你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商业竞争。但很明显，随着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对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的思考，军事领域的技术开发将以商业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为基础”。
伯恩斯补充说，“因此，美国决心保持我们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并决心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你们已经看到，美国关闭了美企向中国市场出口先进半导体的可能性。现在，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在华投资人工智能企业也受到了限制。我们采取这种‘小院高墙’的做法，并非真正出于商业原因，而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我们不希望解放军获得我们最敏感的商业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转化为军事能力。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也开始采取这些措施”。
技术是中心舞台，经济是中心舞台
伯恩斯说，“因此，技术是中心舞台，经济是中心舞台。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中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我们的北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已宣布，我们的财政部长耶伦在多个场合说过——我们并不试图将美中之间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去年超过6000亿美元脱钩，但我们将去风险。我认为，技术和经济的结合使其成为我们整体关系中最活跃、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而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重要”。
伯恩斯续称，“我们认为，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钢铁、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存在大规模生产过剩，其中一些领域的产量是中国国内需求的两到三倍，现在正试图以人为的低价向全球市场倾销这些产品。我知道欧盟正就欧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进行激烈的辩论。我不想评论欧盟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这取决于欧盟。但如果你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南非和土耳其都提高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国市场。智利、巴西、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伯恩斯说，“你们看到拜登总统对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电动汽车销售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方的所作所为在国际贸易中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绝不容忍美国出现第二次‘中国冲击’。在第一次‘中国冲击’中，我们失去了超过一百万个美国制造业岗位。我们将保护美国的这些就业机会。我认为，许多其他国家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让我们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伯恩斯说，“我们还应在经济国家安全领域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即数千家中国公司一直在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部件，以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并允许和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邪恶、野蛮、非法活动，以及向乌克兰发射俄罗斯火箭弹和导弹、无人机以杀害乌克兰平民。我们决心阻止这一切。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制裁了三百多家中国公司。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中方的行为有所改变。因此，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将继续采取这种惩罚性措施，以表明我们的态度，即我们不会坐视中国大力帮助俄罗斯加强其军备潜力和国防工业基础”。
伯恩斯表示，“因此，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技术问题、经济和贸易问题上，我们两国正在展开激烈的竞争。还有最后一个领域。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确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与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我们并不回避谈论这些问题。像维吾尔族企业家艾克拜尔·艾赛提（Ekpar Asat）及医生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这样的人，因为在新疆为维吾尔族人的自由和权利大声疾呼而被不公正地关押。西藏也是如此。香港也是如此。宗教权利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与中方存在重大分歧。我们与今天在座的各位所代表许多国家一道，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试图揭露中国政府那些可怕的人权做法。这就是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的激烈竞争的主要内容”。
致力于维护美中之间的和平关系
伯恩斯谈到，“不过，请允许我用一个稍微积极的观点来结束我的发言。我认为我们将与中国竞争。我们美国、欧洲国家和许多印太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如此。因为我们必须捍卫民主。我们必须捍卫法治。我们必须捍卫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不受解放军粗鲁恐吓的权利。但我们也要确保我们是这一关系的负责任的管理者。因此，我们致力于维护美中之间的和平关系。我知道这对欧洲国家和我们所有的印太盟国都是如此，但说出来很重要。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建立这些沟通渠道，与中方领导人进行无休止的会晤，以便我们之间的分歧可以和平裁决，而非通过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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