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刊发荷兰学者、中国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的文章，指外国人看中国有一厢情愿，总认为中国会经济强盛政治开放制度会民主，但不承认所面对的中国，哪怕是称之为改革开放，也从来没有改变红色中国的本质。
冯客是香港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兼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的最新著作《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超级大国的崛起》现已出版平装本。他的书改变了历史学家看待中国的方式。
冯客在文中提到，大约一年前，澳大利亚前总理、汉学家陆克文（Kevin Rudd）写道，红色中国又“回来了”。他认为，如果北京能够清醒过来，回归其40年来成功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好了。但陆克文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将虔诚的希望建立在错误的分析之上，他们的分析如下：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一个因文革混乱而与世隔绝的国家。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冯客指出，这里关键词显然是“改革”。几十年来，形形色色的外国政客、企业家和专家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意味着从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在经济改革之后，他们向我们保证，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使中国即使不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也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利益相关者。中国是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改革，但政治转变从未发生。这些算命师都没有费心去真正阅读这个国家的宪法，聆听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或了解中国的过去。
据该文，一种普遍的观点是，由于毛泽东之后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三度被清洗；习近平15岁时被下放农村），他们非常了解其中的危险，就是一只反复无常的手所掌握的权力。但事实恰恰相反。1966年夏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他首先允许被挑选出来的被称为红卫兵的学生，然后是广大民众，去搜查和谴责每一个可能对他的领导和整个革命心存疑虑的党员。“炮打司令部”，鼓动他的追随者。其结果是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的社会爆炸。党内官员惊恐地退缩，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拖去参加批斗会、游街示众、受到侮辱、酷刑，有时甚至被锁起来，钥匙被扔掉。毛泽东利用人民来清除党内真正的和疑似的敌人，但随后在1968年又利用军队来清除人民，确保没有人能站出来能挑战他。毛泽东去世后，领导层决心不再允许老百姓批评党。
邓小平长期警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于1982年将这一方针以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这四项原则归结为两个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直到今天，每一位领导人都经常援引四项基本原则。
文章认为，尽管邓小平希望他的国家“开放”，即欢迎外国资本和技术，但他经常发起反对外国“精神污染”的运动。这不仅仅是一个老人对长发、牛仔裤和流行歌曲的抱怨。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非常清楚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于1957年首次提出的“和平演变”概念。杜勒斯建议美国及其盟国利用和平手段，包括贷款、商业和艺术，加速苏联轨道上的国家向民主转型，从而缩短共产主义的寿命。这正是波兰人民于1989年6月4日投票退出共产主义时所发生的情况，就在同一天，邓小平派出了200辆坦克和大约10万士兵，在天安门广场将民主运动碾成了灰烬。
甚至在几年后苏联解体之前，邓小平指定的继任者江泽民就让共产党高度警惕“资本主义阵营”通过“和平演变的阴谋”渗透和破坏党的行为。时至今日，这一所谓的阴谋仍然是中国政权最大的恐惧，它在一个可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受益于更多外国善意的国家助长了偏执和恶意。从江泽民统治下消灭米老鼠到习近平统治下消灭小熊维尼，一切都被视为推翻共产党的狡猾计划。每当一个克林顿(Bill Clinton)或布什(George Bush)在北京暗示，随着经济改革，政治变革即将到来时，他们其实都在向中国政府领导层提供一切所需的证据，以证实他们的观点，即险恶的外国势力正试图推翻中国的政权。
冯客称，甚至经济改革也被夸大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它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来重建。但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政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该政权追求的愿景是振兴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完全放弃它。过去激进的集体化被抛在了后面，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所有权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1992年，当邓小平提出租赁土地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时，他称之为“社会主义手中的资本主义工具”：当国家控制一切时，为什么还要害怕资本主义美元呢？2000年后，江泽民确保在私营企业中也设立了强大的党委，使得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区别几乎变得毫无意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正是中国能够向特定企业提供无尽补贴和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信贷额度的原因。这确保了自2001年获准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参与中国竞争。
冯客的文章称，1987年，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在柏林会见了75岁的昂纳克（Erich Honecker）。这位东德党领导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表示热切关注。赵紫阳解释说，这一政策只是暂时的：将来，一旦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就会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时“自由化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小”。几个月后，在北京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赵紫阳解释说，“我们永远不会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文章结尾写道，“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预测。东德早已消失，但红色中国从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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