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华裔知名专家严歌苓女士谈了她最终与中国的政治审查制度决裂的经历以及首次不需要考虑政治审查的新书«米拉蒂»写作过程中的心境。«米拉蒂»以女主人公米拉的成长经历以及她对身边家人以及友人的生活的观察为主线，既重现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桎梏、百废待兴的中国青春躁动般的生机，也揭示出中国一次次政治运动对个人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以及过去四十年间中国作家、艺术家在时松时紧却从未消失的政治审查制度和商品化大潮双重压力下的扭曲与挣扎。而贯穿过去四十年变与不变的红线，正是一次次政治运动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烙印。严歌苓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反思文革，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进步。”
华裔作家严歌苓
Yan Geling, who lives in Berlin, spoke out following an outcry over a woman kept in chains © STEFANO MAZZOLA/AWAKENING/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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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家、艺术家与八股合体……
法广：«米拉蒂»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创作自由。通过书中人物的经历，您从各个层面剖析了创作自由与审查的关系，写出不能在无法无天的想象力中自由创作，不能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的困境，对创作者的扭曲。其中人物父亲米潇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作品虽然频频获奖，名利双收，但又走不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基因密码，他为此而痛苦。您在中国长大，青年时期也是在中国度过，您自己是否也曾经有这样的困惑？
严歌苓：我觉得我好像比我爸爸他们那一代人要幸运很多，因为首先我出国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就是刚刚人在成熟的这个年龄，而且我很快就用英文写作了，因为我在读文学写作硕士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阅读和写作都是英文。我觉得这给了我一个空窗期，从那种套话里跳出来。还有呢，就是我一边在给学校写功课，用英文创作。另外一方面我用中文写小故事，像«少女小渔»，«扶桑»，都是那个时代应该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要在台湾得奖和发表、出版，我就要尝试写一种中文——就是用即使没有共同的生长环境、生长背景的中文读者也能懂的中文。因为我有时候讲话，我的表姐、表哥、表嫂，他们都就觉得：哎，你们这个中文怎么好像跟我们台湾的那种中文是不一样的……这就可能产生一些理解上的隔膜。
实际上，在民国、五四时期，在1949年之前，无论香港、台湾，还是大陆，都是在同一种语境当中。也许香港有粤语的影响，但是在书写文字方面，基本上我们是一种同样的语境。但后来，因为我们不断地政治运动，隔一两年就有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政治运动就产生一大堆的套话。 这些套话造成我们的表达习惯实际上是不可流通的，因为文学肯定是表达你的内心活动，表达你的思想感情，表达人类共通的一些感情。如果你用这种实际上很套路化的一些话，人家就不懂。我觉得（人物）米潇可能就已经就成了这样，他画出的作品被他的女儿总结说，是一种“八股“式的表达。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无论你想怎么样去打破这种八股，但是因为你已经变成与八股合体，你自己在制造八股、八股在制造你，这种互相依存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的作家，艺术家，这些根本就拆解不开，都是血肉相连。 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其实生活在国外的时间比生活在国内的时间多，我对此比较有自省意识，比较能够意识到什么样的表达应该是最新颖的最中文的，而不是最大陆中国化的那种中文。 所以我几十年都一直在提醒自己怎么样写出一种中文的中文，而不是大陆化的中文。
“我们民族的一种弱点：没有自省意识，没有反思的习惯”
法广：从您这本书可以看到您这几年表达的一些观点，对中国社会的一些观察。比如说在关于”铁链女“那篇文章里，您质问：你为什么不愤怒？在”瞒，瞒，瞒“这篇文章中，您提到国人的这种”“忘性。这本”米拉蒂“里也写了李真巧这个人物面对让她彻底心死的王汉铎表现出的某种宽容：“国人一次次从血泊里站起来，擦干身上的血，又把他们赖赖唧唧的日子过下去了……”。 您怎么分析这种所谓“既往不咎”的“忘性”或“宽容”？
严歌苓：就是无原则呀。没有原则，没有自省意识，没有反思的习惯，所以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悲剧，不断地制造悲剧，不断地害人，也不断地害己，就这样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
法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弊端呢？还是……
严歌苓：当然是弊端，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弱点，一个缺陷。是我们从心理上到文化上的（一种缺陷）。应该说，就当代中国来讲，根本不应该再发生了，因为我们现在跟全世界都连着呢，只要你主动一点，就可以明白什么信息是在骗你，什么是真正真实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大陆，你只要想得到真相，总是能得到。可能不像在国外那么容易，但是很多东西你不必去通过媒体去取证，你其实是凭自己的直觉。 如果你对整个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有所反省的话，你就发现：哦，原来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每一次的运动，每一次发生的悲剧，对老百姓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如果说你对整个的当代的中国每一次的悲剧都记住了，都反思过了，都反省过了，都检查过了的话——就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一份子，你去检查，你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这么愚蠢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就像在一个运行轨道一样，逃脱不出它的那种引力。
整个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民族。说要“向前看“。什么叫向前看？就是被人家咬了，被人家打了，都从来不去追究为什么，是我招打，还是这个人就是一个恶棍？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就没有搞清楚根性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悲剧的根在哪里？每一次都没有（思考），所以悲剧就重复发生在这个民族身上。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以后的这么多年，它想让你忘掉，它可以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忘掉，用媒体，用导向，用洗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本来一个民族就没什么记性，记性就很差。唐朝的杜牧在写«阿房宫»的时候就已经说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只有两代人：”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哀的都是前人，而你自己正在重复前人的悲剧！ 为什么会重复啊？因为你老在不为自己悲哀。这就是重复的根结。我就觉得中国人命真苦啊，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民族性格。
“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烙印已经嵌入到中国文化之中”
法广：这部作品的另一个凸出主题是“美与丑”，“好与坏”的评判。主人公米拉/米拉蒂以“美丑” 来看世界，任何被看作是“做人的艺术”的违心表现，都被她视作“丑”；书中“真巧“这个人物是一个被社会看作是被“毁”了的女性，然而却很有女侠般的勇敢。好像中国社会这种美与丑，好与坏的评判被彻底颠覆了，人们好像再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是一种 “见仁见智”的结果，还是更是一种价值颠倒或缺失？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混乱？
严歌苓：我在最开始受到启发，实际上是在读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一篇散文的时候。他在那篇散文里说，他发现，凡是坏的政权，凡是专制独裁的政权，他们的办公室也好，楼房也好，他们整个的审美观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你看希特勒的那种国家大团体操式的、法西斯式的那种审美。 再看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出来的汽车、盖出来的楼房，都完全好像丧失了（传统的审美）。其实像东欧也好，像俄罗斯也好，他们在革命之前，在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前，原本是有很好的（文化）底子的。 俄罗斯的绘画、音乐和文学都曾是世界上一流的。但是，他们实施了这种意识形态之后，很多东西就变得愚蠢、笨重、煽情……那么，到底是谁毁了这些民族原本所具有的好的那种审美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假大空的表达，这种煽情。所以，米拉蒂这个小小的孩子，意识到一个人的表达失度。 无论是做人，还是表达，这种失度——就是度数错了好多，过度了，在她眼睛里就是好难看、好丑。她的父亲在最后生命终结的时候说：我是那样丑过的人。 那些基本的作为艺术家的审美能力怎么可能不被彻底的伤害掉了呢？！他曾当着众人，挂着牌子，说“我有罪，罪该万死……”。在那种时候，个人的尊严已经被个人丑化到这种程度！所以他在最后对他女儿讲到了丢勒兄弟（阿尔布雷特·丢勒，15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德国著名画家——法广注），说：我多么希望我代替你小吴叔叔（吴可，书中人物——法广注）去“丑”，就像孪生兄弟一样。 让我们之间有一个人的尊严这种对自己的爱保存下来。如果这种尊严被保存下来，我们就还没有彻底地丑过，那我们就有救了。他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救，因为我曾经那样彻底地丑过……（«米拉蒂»p.250: “人失去自尊、体面、美感，就没法子自我嫌恶，自我认丑。一度自我认丑的人，精神的伤残，可是比阿尔伯特伤残的手，要严重得多。”）
法广：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文革，包括此前的反右等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留下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实际上已经嵌入到中国文化之中了……
严歌苓：是的。我觉得，知识分子自己出丑和丑化别人这种过程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我在«米拉蒂»里揭示了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要给这本小说取名«米拉蒂»，就是书中的米拉蒂形成了一种道德审美判断。
“不反思文革，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进步”
法广：您有好几部作品以文革为背景。在这部«米拉蒂»里也可以看到您早期发表并且搬上银幕的小说«天浴»的影子。但中国社会其实好像已经忘记反右，忘记文革，您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已经半个世纪之后，还在继续写文革？是不是也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留下来的烙印始终就没有办法再从中脱离？
严歌苓：文革从来没被否定过。如果这个根子没有被挖出来的话，文革式的精神，文革式的话语，文革式的情感，就永远都还会重复下去。现在这些不是正在中国死灰复燃么？！相互揭发，互害互斗， 这不都是在文革当中推到登峰造极的么？现在不就又开始在登峰造极么？！不反思文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永远也不可能挣脱这样一种桎梏而去真正的进步。
法广：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创作力、想象力其实也就会长久地困在这种钳制之中……
严歌苓：是的，是的。这种过度的表达，歇斯底里式的感情，缺乏理性，缺乏度数，现在不是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吗！这个是很可怕的。
法广：这本书也写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在文革之后的那种爆发性的活力。但中国近几年自由的空间在不断地收紧，文革也在回潮。您觉得，如果，比如换一个领导人，或者发生其他变化，中国还会再出现、重复八十年代那种爆发式的解放么？
严歌苓：我想，重复大概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我觉得世界已经走到现在，文明已经甩了我们好几条马路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再有一次整体的文化复兴的话，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的，就是一两年，要不就是五六年，最迟不过十年，它迟早一定会复兴的，因为这就是一种规律，谁也不可能把一个民族压制到这种地步，还能持续，因为这个民族已经睁开眼睛看到了，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进步，看到了其他的跟我们平行走着的这些国家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像北朝鲜。北朝鲜从来没睁开过眼睛，它的国门从来没有开过，它也没有真正的和外面联网。
挑战：走出潜意识里的那条红线
法广：我感觉«米拉蒂»这本书好像对中国过去这四十年走过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也对您自己的创作生活做了一种总结。现在开始这种新的、完全独立于中国审查之外的创作生活，您是否也觉得在创作上也有一个转折呢？
严歌苓：当然。我觉得我首先要把自己解放出来，那些各种各样的对审查制度的揣摩等意识，过去我是有的，因为这在潜意识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自己的一道红线。你要怎么样把这些红线都给自己解开？不是说在潜意识里形成的一些东西能够在显意识中很快解开。所以，我会有意识地来做这些。我觉得我在将来的创作中，当然一定会更加地自由和独立吧。 现在我也很难讲能够做到、做好多少，因为这种长期的毒化，你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今后的写作，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怎么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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