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亚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克莱夫·汉密尔顿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渗透西方的专著《无声的入侵》之后，又与长期研究中共大外宣问题的学者马晓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一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类著作的写作与出版却面临愈来愈大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中共的渗透无远弗届，让多家出版社知难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标榜的“政治正确”，将此类研究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论却畅通无阻。 这两位学者在著述和出版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种种困境和阻碍，他们没有屈服，如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勇敢迎战似乎力大无穷的巨人歌利亚，他们深知，中国虽然是巨人，却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书结合了详尽的素材与独特的洞见，揭穿中国共产党试图颠覆世界、一统天下的计划，以及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威胁超过了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及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民主期刊》评论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作者的勇气，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从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满以及不了解当中给戳醒。”两位作者指出：“当前的情势突显了我们在《黑手》中的主张——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进行斗争，乃是一场理念的斗争。这个世界已陷入意识形态的竞争。一边是坐拥庞大经济实力的一党专政体制，另一边是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国家所组成的松散联盟。”
本书指出，中国透过与西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对象间的关系，建立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门与中国的“友好”，加上政治献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渐进地影响各国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各国企业、媒体、大学、学术机构、智库、文化交流，乃至国际组织，越来越向中国卑躬屈膝。比如，欧洲议会有一个“欧中友好小组”，英国有一个“四十八家集团”，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家廉帮北京政府讲话而非捍卫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助纣为虐、替中国摆平身为瑞典公民的中国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国多届政府担任要职的赵小兰拒绝承认中国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美国亿万富翁、前纽约市长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彭博公然宣称“习近平不是独裁者”，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潮时高调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相谈甚欢……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川普执政之前的数十年间，“几乎所有华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级人士都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和‘建设性交往’的价值”。
中共对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国的手段很简单，软硬兼施、恩威并施，听话就有糖吃，不听话就吃板子。既然中国有金山银山，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纷纷趋利避害，成为中国的裙下臣。各国总统、总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国有庞大的生意，由此中国将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国史书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比喻牢笼、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亿万富豪，争先恐后地沦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断然扭转对华政策。本书作者对川普有很多批评，但诚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是第一个挺身反制中国影响力的美国总统。”
全球媒体，都来姓党
中国对西方的渗透，媒体是一个重灾区。经济学者何清涟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对此议题展开研究，她发现，中国用重金购买外国媒体版面，甚至直接在国外设立据点乔装成“外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但其研究报告被一家著名人权机构封存八年之后，才以《红色渗透》为名在台湾出版。出版后居然被台湾的旺中集团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开资料，这些资料足以证明旺中集团确实是“红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湾知名媒体人简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编辑台》一书，书中指出，时至今日，中国在台湾的媒体领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统，透过这套机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讯息，建立媒体的“产销生态控制”。一位广播人透露，中方是透过“台湾代理人”来电台联系，资金经中间人无违法之虞，经费充裕所以节目做得精致，甚至直接招待台湾青年去福建游乐参访。中国透过生意、补助、金钱游戏影响媒体老板，传媒生态链则从代理人到现在可直接指挥，甚至记者主动配合噤声。进一步，通过网红直播赞助资金，只要内容倾中就有声量与收入。中国利用民主社会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预新闻自由。作者举例指出，在共军单日出动九十一架次军机扰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这一天，竟有多家台湾媒体采用中国官媒《央视》的内容角度来报道此新闻。
《黑手》一书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实施宣传战的诸多方式：比如，所谓“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给西方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巨额广告费，将其宣传品——《中国日报》出版的特刊《中国观察》——像广告那样夹在正刊中传播。所谓“买船出海”，比如通过香港商人买下美国杂志《福布斯》，然后停掉经常撰写批评中国文章的专栏；又比如马云买下香港老牌媒体《南华早报》之后，该报纸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很多采编人员被迫离职。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挥之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中文媒体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钱出人组建“世界华文大众传媒协会”，有超过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体参加，这些媒体的老板和高管经常被邀请到中国享受红地毯、警车开道、五星级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规格接待，并接受中国使馆的补助。
最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逐渐开始自我审查——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共产苏俄，都不可能对西方主流媒体指手画脚，中国却成功做到这一点。彭博社封杀记者傅才德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与此同时，该媒体却对美国总统做出最尖锐批评。这一对比耐人寻味。 拥有更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更是如此，脸书老板的扎克伯格试图讨好中国，在办公室摆上习近平的著作；推特老板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多次发表谄媚中国的讲话。在脸书、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谈及六四、藏独、疆独、港独、台独等议题，都可能“被黄标”，导致不易触及受众，更遑论盈利。用户无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审查。只有少数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论审查和管制后奋起反击，形成舆论压力，让巨无霸企业暂时退让。居住在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亦武，因在脸书上发表一张西藏僧人自焚抗议的照片，被脸书封号，遂在传统媒体撰文抗议，得到各界人士声援，脸书罕见地收回处罚。
当全球媒体姓党之时，也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冷酷荒凉的现实之际。现在反击，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若继续开门揖盗，就是坐以待毙。
大学与智库，分食残羹冷炙？
大学与智库，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方向的重镇。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和智库的生命。 德国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的顶峰……其全体成员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因此，在这一圈子中，孤独和自由便成为支配性原则。”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术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扰》一文中论述了学术自由的核心精神：“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的主旨。”
然而，“人权观察”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世界上许多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学院和大学，或是有大量中国学生的高等学府，都没有准备好系统地解决极权中国对学术自由的威胁。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有些中国学者详细说明中国官员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胁他们，使他们不敢在课堂或其他场合批评中国政府。还有人述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一些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在中国境内开分校也成为棘手问题。美国高等学府为了跻身中国教育市场而不惜自我审查，对某些历史、文化和所谓“敏感”话题避而不谈。纽约大学为了让在上海的分校顺利运作，提前终止流亡人权活动家陈光诚的访问学者计划。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学生都要上毛泽东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课程——纽约大学校方对此熟视无睹。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渗透西方大学的手段包括通过让特务学生和学者进入西方校园、为留学生提供学费、使用外国研究发展军民融合科技、雇用顶级外国专家、利用学术外交打造软实力、以及利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对中国学生的意识形态进行监控。
《黑手》一书的两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国对西方大学和智库的种种渗透手段。他们发现，研究中国议题的各国学者，如未能帮助“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恐怕是各种威吓、胁迫，或直接拿不到签证，根本进不了中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因批评中共发动“六四”屠杀，“六四”之后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国际学术合作上最著名争议之一便是孔子学院。这个机构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广中国文化，实际上却是宣扬中国模式和中国专制主义，它如同一处法外之地，明目张胆地实施学术审查、打压言论自由。书中还点名批评布鲁金斯研究所这个美国最大、最知名的智库，它自称不分党派，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仰赖其研究成果，实际上明显倾向左派并亲中。其中国研究的经费来自一位知名的“中国之友”、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此人也是香港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专门帮中资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由于他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曾获颁中国政府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红顶商人沈栋在《红色赌盘》一书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库和大学，与西方学术界交往，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与前妻段伟红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因与孙政才关系密切而被习近平整肃，段伟红于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后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栋出书揭露部分内幕。 沈栋在书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业伙伴、作家和政府顾问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识》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绍加入阿彭斯研究所，并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学人的身份，认识哈佛大学教授迈可·桑德尔（红得发紫的左派学者），然后向哈佛大学捐献数百万美元，设立奖学金，资助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生。由此，他与段伟红成为第一对捐赠哈佛大学的中国商人夫妇。 温家宝家族及中共的脏钱通过此一渠道染红了哈佛大学。 十多年后，段伟红被捕，哈佛大学一直对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学等常青藤名校也成为技术流失的重灾区，哈佛大学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国出卖技术而被捕并被判有罪。
海外华人是中共牵线的风筝？
作家哈金写过一首诗：“多少年来我四处流浪，/像一只风筝，从你手上挣脱/那根灵活的线。 /无数次我的翅膀折断，/被雨水浸蚀，被风吹垮。然而，我仍然直冲浮云，/寻找一个面孔，以把我脑海中的火花/变成灿烂的诗行。/我怀着一颗沸腾的心在空中/飞翔，追逐一片壮美的迷雾。”哈金本人奋力挣脱那根线以及拉着那根线的人，飞向至高的天际，拥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华人却安于做风筝的命运，愿意与拉着那根线的主人建立某种利益共同体关系。他们离开了中国，从未考虑过回中国定居，却将中国当做一处淘金的风水宝地，他们的乡愁是半真半假的，他们需要的是衣锦还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中国政府才能给予。因为中国有发财的机会，他们对中国的“忠诚”超过对移居国的忠诚。如果说海外华人是对移居国最少忠诚度的少数族裔，这种说法可能会被扣上以种族来划线的帽子，但毋庸讳言，海外华人中的亲共的乃至甘当中共走狗、间谍、辩护者的名流贤达比比皆是，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移居美国的越南裔，普遍对越共政权深恶痛绝，但移居美国的中国裔人士，却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中共政权的马前卒，甚至当年拿六四绿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国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书指出，全世界约有五千万到六千万华人，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数。中国的统战工作原本是以中国国内非共产党组织和群体为对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范畴已扩大到海外华人社群。 从事这一工作的，除了驻外使馆，还有统战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形形色色的部门和机构。这是中共体制的一个特点，并不让一个部门或机构完全掌控某一领域，而是让若干部门和机构共同参与，以此形成某种竞争机制。这样，即便一个部门或机构受挫，其他部门和机构就能迅速填补空缺，中共就像是九头蛇，砍掉一个头，很快就有另一个头长出来。
《黑手》一书中专门列出海外华人参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过华人参政来培育其代理人，让这些代理人进入西方国家的核心部门。作者以英国为例，描述了两名在英国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亲共华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李贞驹，在北京、香港、广州和伦敦都有律师事务所，二零零六年创办“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她是中国驻伦敦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也是国侨办法律顾问，还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英国，她是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的秘书，曾给工党重要议员、布莱尔政府的部长加迪纳捐过二十万英镑政治献金——后者出任“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席，李家驹的儿子为该机构副主席，另一个儿子则在加迪纳的办公室工作。此人可谓中英两国两边通吃，风光无限：中国党媒《人民日报》高度赞扬她“带人挨家挨户鼓励华人投票”，党的喉舌很关心英国华人投票权，却从不敢直面中国人从没有投票权的事实，推动基层选举、自己出马竞选区人大代表的人权律师许志永被投进了监狱。另一方面，英国首相梅伊颁发“光点奖章”给李贞驹，肯定其对英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国的李雪琳——在这一年移居英国，拿的是不是“六四”绿卡，暂且存疑。后来，她在英国从事房地产致富，成为全国侨联的海外委员。她的先生贝兹是保守党上议院议员，当过副部长，是英国政界亲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过习近平的亲口赞扬。李雪琳给每个首相都捐款，成为唐宁街十号的座上客，不仅给唐宁街十号门口贴上春联，还为室内装饰各种中国摆设，以营造英国首相也过中国新年的氛围。这对夫妇在访问中国时，曾获得中共宣传部副部长颁发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我很喜欢看“零零七”系列电影，对“零零七”及其服务的英国军情六处深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国的国安和情报部门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对政治核心部门施展美人计，侵门踏户，为所欲为。
中共的邪恶在于，它非常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如贪财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野蛮扩张。 中共的目标是将地球上所有陆地和海洋都变成其殖民地，与之相比，希特勒当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民主国家在保持开放社会特质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御和反击机制，乃是其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关人类文明的存亡，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闲视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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