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春膳»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李昂2007年在台湾发表的一部饮食小说。她在小说扉页上将饮食，这个每个人一生中日复一日重复着的行为，比作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不过，«鸳鸯春膳»远不是一部简单的饮食之旅。作者以咖喱饭，以牛肉面等特色饮食故事为依托，串起台湾近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以及作者对这些变迁的思考。一碗牛肉面既从侧面写出白色恐怖时代的残酷现实，也折射出对政治隔绝中的对岸的种种想象与现实的差距。“国宴”菜单的演变记录着台湾从威权统治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路程，也流露出某种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迷茫。对中华文化中传统的食补文化的细腻描写，带领读者去思考饮食背后人与身边世界与动物与植物间，吃与被吃的关系，也由此引申到男女两性间的权力关系乃至广义的政治与社会关系。花都巴黎米其林三星酒家享用法国香槟时的陶醉，则暗含着对当时台湾政坛种种混乱的不安与担忧。与其说«鸳鸯春膳»是一次饮食的华丽冒险，不如说这是一把了解政治与社会变迁形塑出的台湾的路线图。 2023年初秋，«鸳鸯春膳»法文版出版。我们有幸在巴黎Asiathèque 出版社与李昂女士见面，一起来看看那些巨细靡遗的饮食书写背后的政治与社会思考。
咖喱饭与国宴：对历史的不同记忆
法广：李昂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部的采访。您这次来巴黎是为«鸳鸯春膳»这本书的法文版出版。这本书在2006年就已经完成，2007年在台湾出版。
我们就从这本书中的咖喱饭的故事说起好了。在这个故事里，女主人公的父亲讲了一个故事，是一个日本作家接受台湾人款待。当时台湾还在日本占领之下，从日本来的作家当然就是座上宾。但是最后他只点了一份很便宜的咖喱饭。这个故事好像让女主人公非常有感慨。
同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章节讲到“国宴”。这里写了这个菜名非常神秘、好像深不可测的国宴菜单显出的那种奢华，它和当时戒严时代的台湾大众的穷苦生活形成一种反差。
您当时写这两个故事的时候，只是围绕饮食记录一段历史呢，还是它也反映着当时台湾面对这两段历史——日据时期和国民党来台统治时期的两种不同的感受？
李昂："这本«鸳鸯春膳»总共有八个章节。我从这个（主人公）小朋友时开始写起。她跟爸爸吃美食，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进到了复杂的台湾的过去的历史跟政治的变迁。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从日据时代开始讲起，用了一个章节。就是（主人公的）父亲去参加了一个日本人接受台湾人请客的故事，这个日本人对着满桌的美食，他没有点。本来客人应该先点，可是他没有点，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点了一份很便宜的咖喱饭。后来这个父亲才发现说，原来呢，他如果先点了这么便宜的家咖喱饭，那么其他的那一些在座文化圈的客人就不好意思去点什么牛排啊，鱼类啊等这些大餐……这样那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日本作家的那种修养跟文化。"
"另外的一个章节就来到了国宴。那时候已经是国民党来台湾统治之后了。早期，我为了找这些国宴的菜单，可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因为真正的国宴的菜单不会对外流传出来。 开始有完整的版本，让全部的老百姓都知道，要到陈水扁（当选总统以后）。他把国宴改得可以说很平民化，把很多台湾在地的小吃都放到国宴里。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国宴是怎么回事。所以这当然代表了台湾人对于被日本统治和对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之后的不同的看法。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明显的差别？好像日本人彬彬有礼，而国民党政府却是很权力的、一种集权的，而且是高层的那种神秘感，充分地维持像帝王那样的排场，那样的不为外人道的一个状况？我想，我活着的这些年代，台湾人对于这两个来统治的人的不同的看法，在你还没有提出来之前，我自己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到。我写书的时候完全是依照着我整个在台湾活过来的历史。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我这一次在波兰，因为有书出版，五月的时候我去打书。那个波兰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对于日本人的统治还心存着好感，而对国民党的统治会有这么大的恶感呢？我就告诉他。 理由很简单，因为很多台湾人认为，是异族的日本人（他的确是异国异族的统治）对台湾人的伤害，比国民党对台湾人的伤害还小。所以他们后来基本上觉得日本人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好。这是一个留在很多台湾人心中，老实说， 抹灭不掉的记忆。因为国民党政府一来的时候，在二二八（1947年）杀了很多很多的台湾精英，而接下来的白色恐怖使得很多的台湾人觉得，连在日本统治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对我们。 "
法广：您在书中记录了一个千惠小姐。千惠小姐年轻的时候被家里送到日本去生活一段时间。她后来回到了台湾，并利用她在日本生活是学到的技艺，发明了“艺术蛋糕”，振兴了家已经有些衰败的家业。我感觉台湾人对日治时期的这段殖民历史好像已经消化掉了，并没有那种仇日的情结。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台湾和大陆不同的历史记忆？
李昂："我想，人很容易把过去的事情淡忘。日本统治毕竟是过去的事情，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以及二二八杀那么多人是现在。人们当然对现在记忆得非常深刻。尤其是我想，台湾的整个西化过程其实是随日本时代来的，所以，一个好的家庭的女孩子会被送到日本去学习做点心。尤其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他们的西点等实在是非常成功。我可能要讲：比国民党的时代实在是优良很多啊。所以很多人都还会有这种观念，就是说在日本时代的台湾人学到了很多进步的、跟西方接轨的东西，而国民党来的时候，因为他是被打败嘛，是被那个伟大的毛泽东所打败——我一直很喜欢毛泽东。我要这样讲，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毛主席的追随者！信不信由你。因为他很贫穷出身，后来赚了钱，所以他始终知道穷人不容易。而他也没有在中国真的被毛主席统治过，所以也是一个遥远的幻想，就觉得那个毛主席真的带给了穷人一个翻身的机会，所以他是歌功颂德毛主席的。 最有趣的事情是，我常常爱讲给我的大陆的作家朋友听，他们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大陆人对于毛主席不见得有像我爸爸这样正面的、全面地好感…… "
法广：这可能也跟集体记忆有关吧。我想中国人有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一段更新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于您父亲这一辈人来说还是太遥远了……
李昂："所以因此我觉得日本人也不见得真的对台湾那么好，可是隔着距离跟时间，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出来。但我还是要讲，我是一个小说作家，我只是忠实地把我的生活环境周遭给我的一些讯息把它表现出来。也许别的作家，比如说从中国大陆来的作家，同样在那个年代里，他看待的事情可能会不一样。 "
春膳：吃还是被吃？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法广：“性”是您的作品中常见的一个主题。这本书的书名叫«鸳鸯春膳»。里面特别提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那“食补”，您对此做了非常细致的描述。但是您也从中引出了一种对”吃与被吃“的关系的思考，由此来剖析男女两性间的权力关系，同时也把它引申到广义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关系。
李昂："«春膳»这一章其实要讨论到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吃跟被吃”，究竟是谁吃了谁？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通常都是那个有能力的人吃那个没有能力的人，对不对？如果是为了生存，我们会觉得合理，就是为了吃饱，所以把别人的生命都吃掉了。 我们吃那些猪啊，牛啊，羊啊，我们也吃蔬菜，吃素食等等。可是如果有更进步的文明的话，你怎么知道菠菜不会哭，不会流眼泪呢？我们其实不知道。然后我们吃了，因为必须吃，所以你只有吃，对不对？可是我在«春膳»里面写的是一个不是为了生存而吃的‘食补’。而这个‘食补’，尤其是性方面的补，是吃掉别人的生命，只为了加强自己的性能力。而这个性能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够绵延自己的子孙。这是一种占领！我们都知道很多战争的时候，他们会去强奸他们要消灭的那个种族的女人，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种留下来。所以，这个食补在性方面，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事情。我们更可以看到，食补的通常是谁？是男人在补。 这个也是男女之间的非常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我想这个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因此我必得要讲，«春膳»这个章节，其实我选用了一个很好看的小说的方式，来彰显了这一个，不管是阶级之间，或者是不同的国族，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权力的不平衡关系。”
“可是我要强调一下：我写的那段小时候跟父亲吃野味的时代，那些野味都还不是濒临绝种的，是人类还在吃的东西，所以“我”父亲的那个长工才会有能力去给他拿来吃掉。跟现在那个保育类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定要非常的替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要解释一下。”
女性：活出自己一片天
法广：书中有一个人物，“二婶”。还有一个是和女主人公一起长大的表姐妹，千惠小姐。这两位在不同时代的女性，有一个同样的命运：她们都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她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面对丧夫事实的方式。“二婶”从此一身黑衣，吃素，建“功德堂“礼佛……您在书里写到：”她禁锢的就不只是魂魄，还有它自身。” 千惠小姐也同样是从此一袭黑衣，但是她一边在创业——她其实振兴了她家族已经开始有点衰败的糖果店——，同时一边在周游世界，甚至可能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还享受心动的那一刻……在您看来，当今世界的女性独立，是不是不仅在于有事业，也在于享受生活，这种享受是物质上的，是精神上的，也是身体上的？
李昂：“写千惠小姐这一章是我觉得我小说里面最喜欢的。我觉得我把那个千惠小姐写成了一种女人的原型，就是说，她们在遭到挫折——她被丈夫被背叛——，可是她用自己的方式真的是活出了另外的一片天。跟另一位女性完全就是礼佛，清斋古佛，这样来过一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很明显的我在台湾看到的一种进步。你必得要讲，我们台湾真的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女人走向了有自己的一片天，而且是勇于追寻，包括爱情。这个千惠小姐很了不起。 她开创了她自己的一片事业，把她们家族已经慢慢没落的糕饼店发扬光大，来做婚礼的艺术蛋糕，赚了那么多钱。 尤其是她后来那一种跟男人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的那个部分我最爱，因为她等于是给了男人所有的想象空间，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靠近她、拥有她……哇，这个我一边写，一边觉得：这简直是我们女人最好的榜样！ ”
中华文化？西方文化？本土文化？新台湾文化！
法广：您也被看作是女性主义作家。您刚才提到台湾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而且台湾这八年来一直都是一位女总统，这在亚洲国家还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民选的女总统。台湾应该还是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些影响。 那么台湾的女性如何可以这么快就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禁锢？
李昂：“啊，我可能要更正一下，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全部地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我会说，在日据时代，台湾已经从日本得到了很多从明治维新以来的西化的过程。然后国民党来统治，当然带来了中华文化。可是呢，这个中华文化，我觉得基本上是在教育方面落实得非常成功。你看我们都讲这么好的普通话，对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对于西方文化，不管台湾人或所谓的外省人，就是国民党带进来的这些外省人，都在追求。你看，台湾的有钱人把小孩送去日本，或美国或者欧洲去学习，国民党的这些权贵的子弟很多都送去美国！在至少我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看的小说其实都是西方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像鲁迅等这些人的小说在当时的台湾是禁书，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小说。那一些传统的中国小说，像什么«红楼梦»啊，«西游记»啊，对我这样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老实说，看不懂那么复杂的«红楼梦»的关系。«西游记»很有趣，«水浒传»离我作为一个女人又太遥远了。所以我必得告诉你，那中华文化在我的身上，很抱歉，其实影响不多。所以为什么台湾可以这么快的走向了一个女权主义和运动，我想是这么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
法广：说到中华文化。书中女主人公的父亲，在日治时期，很拒绝学习日语，但是终其一生，也没有接受讲随著国民党到台湾的“北京话”。但是您自小也学习了古诗词、三字经，而且，您在书中也特别提到国剧，就是大陆所说得京剧，在台湾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保护。你在书中说：“台湾人等于是在保存了这个民族的历史的精髓”。 台湾这些年本土意识不断加强，意识到自己的在地的多元文化，而不光是一个族群的文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文化和在地的多元文化之间是怎么样一种关系？怎样传承？怎样扬弃？
李昂：“应该这样子说，我们小时候背诗，我父亲教我唐诗，是用台湾话背，而不是用国语。 因为我父亲也不讲国语，他经历过日本时代，当然懂得日文，可是他也不讲。所以他唯一的语言就是台湾话。他用台湾话教我背唐诗，这个才是最有趣的，而且很好听喔。比如我念给你听，你会喜欢的
“所以我除了学校的用我们说的‘国语’的中华文化之外，我还有一个系统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很有趣。然后，我的教育，我父亲送我们六个小孩出国去读书，去欧洲，去美国。我是被送到美国。我们整个的文化就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 你看，我刚才用台湾话念给你的那首诗，学校教育教我一套国语的中国文化，我自己看的小说都是西方的，然后我后来又到美国去读书，所以，我觉得，整个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我们叫做台湾文化的东西，因为中国文化也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 然后这个特性，我觉得，使得我可以写像«鸳鸯春膳»这样一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小说出来，因为它充满了多元性，包括你没有问到、但我一定要讲一两句话的章节，就是在巴黎，她（主人公）碰到了一个在台湾曾经反抗国民党的党外运动的重要人士，他曾经自焚，等等：哇。 那个浪漫！ 所以说，我们有这样复杂的多元文化。 ”
“还要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当时对于国剧，就是你们说的京戏，会这么样子的沉迷？包括那个很漂亮的、后来白先勇老师把它做到一个高峰的昆曲。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我们一直被蒋介石政府教导说：中国大陆正在毁灭这些东西，在“破四旧”，在毁灭固有的文化。而固有的文化在台湾保存下来。我早期跟中国大陆作家接触的时候，我的古文基础，我从小不管用台湾话或者用国语背的那些诗词，都赢过那些中国作家太多太多了，因为他们生长在文革的时候……所以这简直是一团混乱。 混乱来混乱去，就混乱出了一个我认为就是现在的台湾文化。现在你叫我们完全再走回那个中国文化，我想也不可能了，因为你打开了这样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不管是毒蛇猛兽或者天使神，或者什么其它都来了，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 ”
法广：北京方面一直都在强调两岸“同文同种”。 实际上，在台湾来说，中华文化已经是另外一种形态，它和在地的文化有了一个相当的结合……
李昂：“没错。这个结合产生了一个叫做台湾的本土文化。虽然我想每个文化都有光谱的两端。有人会本土到完全否认被中华文化影响；有人像我一样站在比较中间，我觉得中华文化的确影响我，可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包括我爸爸叫我用台湾话背诗。然后呢，有人是极端地认为，台湾完全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所以，这个光谱非常大。那么我把它统称就叫做新的台湾文化了，只好如此。我们有西方的，有台湾的。抱歉，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台湾原住民的文化不是像现在这样被我们知道。这个是后来我学习的，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
历史轴线中“国”的困惑
法广：这部小说主题是饮食，但是饮食只是一个引线，它穿起了台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但我从中好像看到有一种“国”的困惑。书中讲到从“日据时代”的”殖民母国“的内地，然后到”新的统治者“，”从中国大陆来的祖国“，然后，1971年中华民国不再在联合国有席位。您在书中说，只有在两蒋时代的四十年里，”岛屿曾确实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一个有国宴，有单一国剧的国家，但国宴中的‘中华民国’已经不再存在。" 台湾的确现在已经民主化，但是这个国的概念好像始终有一种困惑。几天前总统马英九宣布说，他今年不去参加双十节的庆祝活动，因为执政党把这个节日写成了：Taïwan National Day。蔡英文总统经常说的是”中华民国台湾”，也有人说“台湾中华民国”，还有人就只说“台湾”。您怎么看？这个国的意义是什么？
李昂：”我必得要说，我是比较认同蔡英文说的‘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中华民国’，因为这个代表了一个结合各方面的，不管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谓外省人，或者是所谓的本土的台湾人。我想，你的问题可能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说需要一个“国”这样的存在？理由我觉得很简单。我给你举个很清楚的例子。我们前阵子发起了一个运动，救援一个叫做富察的人（富察，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2023年前往中国上海时被捕——法广注）。我们要先讲一下富察这个人，我才能够告诉你，为什么台湾会现在觉得要有“国”这样一个概念。很简单。 因为富察是个中国人，来到台湾后娶了个台湾老婆，办了一家出版社。他想要拿台湾国籍，就要到中国大陆去把中国籍给退掉。没有想到他一到中国就被抓了。我们在研究富察这个事件的时候，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跟台湾的反对运动，就是这些异议分子站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参与了很多的活动，争取台湾的民主跟自由。救援富察这样的人跟我们当年救援被国民党抓去关起来的这些人，其实是一样的。我的男朋友施明德，民进党的前主席，他被关了25年又五个月。那时候我们救援施明德，现在我们救援富察，我们马上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富察仍然是中国人，因为他拿的是中国的护照。 我们台湾不晓得要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来救援他，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台湾’，还是‘台湾中华民国’，还是什么其它身份，就陷入了一种好像有一点说也说不清楚的感觉。尤其是最近加拿大发起了一个联署，希望联合起来去救援这些到了中国，然后因为种种原因被消失或者被囚禁的人。已经有七十几个国家签署。我们就马上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台湾不是国家，那我们可不可以被包括在这样一个救援的行动？如果是，我们自己都很可能碰到问题。我告诉你一个很悲惨的事情：我一直很爱与中国有各式各样的交流，可是现在连我都不敢去。我们有300多人签名救援富察，这300多人都不敢去（大陆或香港），因为有一个台湾人在香港转机的时候，被叫去问话四个小时！所以现在我连香港都不敢去了。这样的状况其实是非我所愿。 我是很希望能够像过去那样，我们两岸可以有那么多文化的、不涉政治的，尤其美食等，在各方面的交流，我的中国大陆作家朋友也可以很容易地来台湾。可是这个美景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国”的概念重不重要呢？否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
“有些人提出一个概念说，同文同种，所以你就依靠过去中国大陆就好了。很抱歉，目前我实在不想（这样做），因为我真的怕被他抓去。 富察现在还下落不明，这个真的让我们害怕。然后每天有那么多的飞机在台湾周边环绕。老实说，我是一个不要战争的人，可是我都怕万一中国来攻我们的时候怎么办。因此，针对那些觉得我们应该依靠中国的观点，有人就提出另外一种说法，说也可以让英国跟美国（合并）嘛，那两个独立的国家，也都讲英文，也有很多移民是从英国来的啊……老实说，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在现在没有解答。 很抱歉。因为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可是它造成了台湾很大的分裂，这是我觉得最最不想看到的！ ”
假新闻才是对台湾最大的伤害
法广：这本书中文版出版的时候，有一个引言，说它“写在2006年台湾政治最混乱的时刻”。书中在开始的时候，以牢房的牛肉面，提到了白色恐怖时期。书在结束的时候，女主人公在巴黎见到这位党外活动人士，感叹他曾付出的代价。当时在巴黎这段期间，正好也是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陈水扁2004年谋求连任的时候。此后的台湾已经经历了第二次、第三次政党轮替。现在又到了选举的时候。您怎么看台湾今天的政治环境，和20年前相比——2006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快有20年——，这种混乱是不是已经平息？还是说它换了一种形式？
李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最不乐意看到的，就是说随着台湾的大选，随着中共的军机绕台，台湾整个撕裂了。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仍然有一些人口看得很清楚地想要台湾能够跟中国合并在一起。 可是大多数的人，包括我，都是那种维持现状派，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独立不可能，那么维持现状就是现在对大家最好的一个办法。可是我们担心的是，光是台湾人想要维持现状也不见得维持得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的话，中国随时可以像俄罗斯去攻打乌克兰一样。这种事情谁都说不准。所以台湾就处在一个完全撕裂的状况……”
法广：这种撕裂是否是蔡英文政府的错呢？
李昂：“我不觉得是蔡英文政府的错，理由是蔡英文之所以会被选上来，是因为台湾人投了700多万票给她！所以她代表的是台湾的大多数民意。大多数的民意希望台湾能够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可是另外也有一些人，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不介意中国现在的独裁，以及那里没有自由和人权，就像富察那事件等好几个例子，包括我现在连中国、连香港我都不能去，真是很痛心，因为好多好朋友在香港。所以如果蔡英文代表了一个主流民意，而她带领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当然不是蔡英文的错，因为蔡英文代表的是一个民选的总统带领的台湾的方向。可是这一次的选举就看到了非常多的撕裂跟斗争，包括我自己前阵子也被骂，说我是一个专门写“华国美食”，就是中国美食的作家！我听了就哈哈大笑。我说我全世界吃了两三百颗米其林的星星（米其林星级饭店——法广注），居然落到说我是专门写中国“华国美食”！所以，网络上的假消息，台湾据说是最多的地方，而这些假消息没有经过查证，就满天飞，使得我们现在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攻击我的很多都是假消息，可是你要辩白，也很困难，因为每天都有这样的假消息乱飞。明后天又换了另外一批假消息，或者是这个那个新闻。你辩解也无从辩解。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台湾才是最大的伤害。 ”
跟随世界的律动定锚台湾
法广：您这本书引言里面还有一句话，您说您成了“一个窜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但是您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几年台湾政局的变化”：当时是2006年、2007年。您是否可以谈谈这部作品的“窜改”经历：是因为什么？是在大陆“窜改”，还是在台湾“窜改”？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有？
李昂：“都不是！很抱歉。我要告诉你，我的‘窜改’是跟着世界潮流在一起。 OK，我们过去大概有二三十年，整个全世界的主流都在走一个全球化。我写的那部«杀夫»（李昂中篇小说，首发于1983年——法广注）有大概15个国家的翻译本。所以我在很多的国家间走来走去，包括旅行：我一年可以有半年时间在全世界到处旅行。 我当然感受到那个全球化的效益。所以在我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会从全球化，这个当时的主流，来看台湾，觉得台湾这样的政治轮替到底会把台湾带向更全球化，还是更本土化的地方？所以呢，我与之呼应的这个‘窜改’，很抱歉，不是跟中国有关，而是跟整个全世界的律动有关。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会用全球化的指标在当时来做一个定锚，要把台湾定位在哪里这样的一个问题。 ”
“那现在当然我又篡改了自己一次，在哪里呢？因为现在地缘政治的关系使得整个全球化裂解，不管在经济还是在其它各方面。所以随着世界的潮流，我又要来‘窜改’一次：那我把台湾放在哪里呢？这就有趣啦。你看我下一本小说，看我把台湾‘窜改’到哪里去了。 ”
作者：瑞迪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85%AC%E6%B0%91%E8%AE%BA%E5%9D%9B/20231015-%E6%9D%8E%E6%98%82%E4%B8%93%E8%AE%BF-%E4%BB%8E-%E9%B8%B3%E9%B8%AF%E6%98%A5%E8%86%B3-%E7%9C%8B%E6%94%BF%E6%B2%BB%E4%B8%8E%E7%A4%BE%E4%BC%9A%E5%8F%98%E8%BF%81%E5%BD%A2%E5%A1%91%E5%87%BA%E7%9A%84%E5%8F%B0%E6%B9%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