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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美中两国的间谍战近来正在迅速升级。对美国而言，在各种情报中，习近平的决定和意图，特别是习近平的对台意图最有价值，也最难获得。
最近读了两篇文章，谈中国经济放缓、政局动荡和中共发动战争的关系，觉得对思考习的对台意图，颇有参考意义。一篇是9月15日刊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题为“中国发动战争的谜思：国内动乱不会引发北京发动攻击，而外部威胁更有可能让北京作出反应”（The Myth of Chinese Diversionary War：Domestic Turmoil Won't Make Beijing Launch an Attack—but Will Make It More Likely to React to External Threats），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泰勒·弗拉维尔（M. Taylor Fravel）。另一篇文章是9月8日刊于英国《电讯报》（The Telegraph）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增长时代已经结束，就像1914年的德国一样，战争可能随之而来”（The Era Of Chinese growth is over. Like Germany in 1914，war could follow）。作者是记者兼经济学家萨姆·阿什沃斯·海斯（Sam Ashworth-Hayes）。
先谈第一篇文章。弗拉维尔教授说，中国经济增长严重放缓，西方政治家因此越来越担心，北京会采取猛烈动作，以转移国内对其内部问题的注意力。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称，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定时炸弹”，暗示中国困境可能会促使其领导人“做坏事”。弗拉维尔说，有不少学者和分析人士，持与拜登类似看法，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为了应对中国经济放缓，北京可以拥抱“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并加快台湾与中国统一的努力。学者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也提出了类似的分析，认为中国可能会寻求扩张以应对增长放缓，“使民族主义成为受伤政权的拐杖”。事实上，人们一直对中国利用扩张作为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感到担忧。
弗拉维尔认为，上述这些预测借鉴了国际关系术语“牵制性战争”（Diversionary War）的概念，指一国领导人为转移公众对国内冲突的注意力，捍卫自己继续掌权的狭隘利益而发动战争。根据该理论，在与外部势力发生冲突时，公民经常聚集在旗帜周围并增加对政府的支持。那些认为自己正在失去民众支持并担心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发动战争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分散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增强社会凝聚力，要么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有能力成为一名成功的总司令，从而加强自己对权力的控制。
然而，弗拉维尔发现，中国过去70多年在遭遇国内危机时，其领导人很少纯粹为了转移注意力而引发冲突。部分原因是，与其他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对舆论和社会不满拥有更多控制权。当中国经济衰退时，危险不是发动战争，而是中国领导人会感到软弱，对外部挑战变得更加敏感，可能会通过猛烈的动作来其展示实力，并阻止其他国家利用其不安全感。弗拉维尔认为，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很容易适得其反，并促使北京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而另一篇文章的作者萨姆·海斯说，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描述崛起大国威胁并试图取代守成大国，因而导致两国发生战争。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经济终结，北京与华盛顿发生冲突，不是因为中国崛起的实力，而是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衰败。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达到顶峰，随着轻松增长的枯竭和人口的减少，其经济可能正在进入永久性的放缓。这种状况就像1914年的德国，不仅亲眼目睹自己的经济奇迹受到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联盟的遏制，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也因为他们的军事集结而被威胁。
而美中发生冲突的地点就是台湾。中方可能明明知道和美军打仗肯定输，但也要打，因为中方已经丧失了和平统一的其他选项。对中方而言，接受统一的机会最终消失的事实是无法容忍的，而让中国的影响力高峰期过去而不采取行动也可能是无法容忍的。那些意识到机会开始从自己手中溜走的国家，都会试图抓住他们能抓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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