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报今天发表台湾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在自由开讲栏目中讨论台湾鸡蛋风暴，感慨“蛋蛋危机”与“仇恨值”。
朱敬一的文章这样开头，2018 底，吴音宁在众多舆论压力、政治势力意图切割、社会一片围剿氛围下，辞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我那个时候人在欧洲，详细情形掌握不多，只能从媒体片段得知吴音宁“社会仇恨值非常高”。台北市长柯文哲对她口出恶言、若干媒体把她描述为“250 万实习生”、“特支费图利特定对象”等。当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两则关于吴音宁的故事”，贴在脸书，后来也转载于媒体。文章内容只是记述我对此人的了解，用这样的了解来反差社会对吴音宁的印象。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如果我观察的吴音宁是如此平和正直，那么为什么她的社会仇恨值会那么高呢？
几天前，农业部长陈吉仲辞职获准，而不必讳言，他今天也是一个“社会仇恨值超高”的人物。陈吉仲是我三十几年前任教台大时的学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套用前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的话，我对他的人格操守有相当了解，因此我起初也弄不懂他身上的“仇恨值”从何而来。
陈吉仲任职农委会到农业部长达七年，当然有许多风雨纷争，我未必尽知详情。即使这次的“蛋蛋危机”，我的讯息也不见得完整。但我是在“供给／需求”分析里打滚数十年的经济学者，要建构一套“政府进口鸡蛋又受批评”的思考架构并不困难。
按照朱敬一梳理，台湾蛋蛋风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1）因为禽流感，各地鸡蛋产量锐减，台湾如此、全球亦如此。2）人民缺蛋必将产生政治压力；为了舒缓这样的压力，就要想办法进口鸡蛋。3）部分进口蛋效期逾期，最后销毁，谁要负政治责任？4）鸡蛋进口有利润，农业部有没有趁此机会图利特定业者？
要分析上述几个问题，首先要厘清“进口鸡蛋”的政治目标。我认为政治目标概有三项。第一，要舒解社会大众“缺蛋”的民怨，因此进口数量不能少。若是进口太少，几个星期之后再来一次缺蛋民怨，那就等于政策失败。第二，进口数量也不能太多，否则鸡蛋效期过了就得销毁，当然是国库损失。第三：鸡蛋进口之后放在仓库里，每天“释出”市场的数量也不能太多或太少，否则或是冲击台湾在地蛋农，或是顺遂了盘商的炒作。所以简言之，政策目标有三：舒解民生压力、避免国库损失、维护本地蛋农利益。
但是要达成以上这三个目标，恐怕不容易。为了舒解民生压力，进口蛋量只能宽不能紧。为了维护本地农民利益，例如万一这几天台湾自产的鸡蛋量充足，政府就只好减缓释出，以免“蛋贱伤农”。而一旦政府如此调节供给，堆在仓库里的蛋增加，最后的销毁数量就一定增加。用比较理论的方式说：政府的政策“手段”只有两个 （进口蛋的数量与释出蛋的数量），但是政策“目标”有三个 （舒解民生压力、避免国库损失、维护本土农民利益）；用两个手段同时解决三个目标，经济学理上就注定不能周全。
不周全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1）有几天的鸡蛋量过期，必须销毁，或是 2）有几天的鸡蛋量不足，民众有若干不满。无论 1）或 2），都有社会成本，农业部也一定挨骂：蛋不足则社会不满，蛋太多销毁则浪费公帑。
据朱敬一认为，大家会问：这件事要如何评断呢？我要请读者注意：由于蛋的效期是以“天”为单位，因此评断是非的单位也是“天”。简化来说，如果最后台湾社会还是有“两天”缺蛋，假设一颗都买不到，则以一天平均2500万颗计算，就表示政府当初进口量短少了5000万颗。而如果最后台湾销毁5000万颗蛋，仍以一天平均2500万颗计，表示当初多进口了“两天”的蛋。台湾的情况大致是后者。
事后检讨，农业部这“两天”的误差，算不算大呢？算不算有过失呢？我认为，如果考虑前述“维护本地蛋农利益”的因素，就很难苛责了。若是我担任农业首长，我也没有把握能做到更好。有名嘴说，销毁5000万颗蛋就是有错，我想是把问题太简化了，没有考虑到在地蛋农利益的政策目标。
至于进口蛋有没有图利特定人士，这事关政府法律规范。台湾过去从来没有从外国进口这么大量的鸡蛋。在全球蛋荒时要承接这种数量的鸡蛋进口，其货源、仓储、运送、检验，都必须是老手才能胜任。准此，这个采购案应该是有资格规格限制的。此外，由于这类进口业务是偶发的，一般企业大概也会成立一家子公司来操作，避免财务报表的波动，因此帐面上看到的进口公司资本额，恐怕不能反映其财力。无论如何，图利是严重的指控也是重大的犯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做灰色讨论。
朱敬一说，蛋蛋危机的供需分析已如前述，但是纷争还没说完。例如市面上发现逾期蛋啦、有商家改了到期日啦、有学童吃到臭蛋啦、农业部里面有杂音啦、将来也许还有别的纷扰啦。今天纷争吵得这么大，超越前述供需分析，就与“仇恨值”有关了。一位官员的仇恨值高，表示马路上有一大群人随时打算跟这位官员“算总帐”。例如，社会上有没有鸡蛋有过期？有没有商家改效期？我想一定有，任何时候都有；我过去一个月也曾经买到过期商品，被人嘲笑。这一类的事情与进口鸡蛋未必有关系，但陈吉仲仇恨值高，就一定会有人趁这个机会拿出来“算总帐”。一旦算起总帐，原来的“进口鸡蛋帐”就未必是重点了，解释难以服众、纷扰越滚越大。
朱敬一在自由时报自由开讲栏目中问，为什么一个老老实实的陈吉仲会累积这么高的仇恨值，着实令许多人不解。也许把陈吉仲与吴音宁放在一起，能猜测一些端倪。吴音宁与陈吉仲都是标准的农家子弟，凡是接触过的人，都能体会他们的憨厚、朴实、坚持原则。我这几天在想：农家子女与一般商人、公务员等家庭子女，有没有什么不同？农家子女的特质，会不会在官场形成一种“另类”？
每个做生意的人，都要周旋于商场；每个公务员，都得在长官部属之间应对；每个面对升等压力的教授，都在与全球其他的教授做研究竞争。但是农民不太一样：传统上，农民的“对手”似乎是“天”。不论是干旱、淹水、虫害、瘟疫，似乎都是老天爷搞的鬼。因为“天道无亲”，所以当面对种种“天灾”，农民的反应就只能努力做、努力做、努力做。干旱就引水灌溉、虫害则结网防范、海水倒灌则重新回复、瘟疫扑杀后就咬紧牙关再重新养殖。在农民的基因里，大概殊少“盘算计谋”，遑论“布局斗争”。农民子女应对方式如此，恐怕不会是官场应对的高手。他们唯一会打的球种，就是“直球”。
进入政治圈，处理事情的方式人人不同。今天上午，陈建仁院长对于“造成的社会纷扰”向社会道歉，这就是面对“非直球”优异的挥棒姿态。政务官推动政务，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支持，反躬自省绝对不会错。我们学者投稿有时候明明是评审没看懂，而提出错误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标准回答永远是\" “I am sorry that I might have misled the reviewer …”，即使评审看不懂，都还要说是：“大概我误导了你，令你看不懂，真是抱歉”。政务官肩上的担子非常重、面对的可能误解非常多。陈建仁的态度，绝对是陈吉仲可以学习改进的参考。
据朱敬一称，在北农事件中，有许多对吴音宁当时的指控，现在看来都是十足恶意、断章取义，都是“伸卡球”、“滑球”、“大角度曲球”。也许农家基因就是不太会打这种球、不太会处理这些场面，有时候甚至治丝益棼，莫名其妙地累积自己的仇恨值。吴音宁辞职几年之后，事过境牵，我相信许多民众都有“当时受到误导”之憾。然而政治圈是残酷的；吴音宁当年所受的屈辱，今天似乎还在重演。我们没有办法限制政治圈的“球种”，但还是感慨与不舍优秀直球打击者的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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