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进入第十年。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十年来，这项规模庞大、以大笔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倡议已经在世界各地15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铺展开来。但是这项配合着习近平任下的全球战略的倡议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的批评。不仅一些贫穷国家开始有落入债务陷阱之虞，而且一些西方国家意识到对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所暗含的危险，也开始重新审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的项目。继澳大利亚宣布退出在维多利亚洲与中国签署的两项“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之后，七大工业国集团中唯一与中国有“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意大利也开始思考是否应当退出2019年签署的相关协议。7月中旬，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应意大利参议员圣阿加塔·朱利奥（Terzi di Sant´Agata Giulio）邀请，出席意大利参议院会议，介绍他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观察与分析。杨建利也结合自己从事人权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建设“经济北约“的设想，针对当前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间的价值观对立，希望民主国家联合建立一种类似军事北约的机制，共同应对中国频繁使用经济胁迫手段对自由民主价值推广带来的威胁。
意大利为何考虑退出“一带一路”项目？
法广：意大利自去年更换新政府以来，提出了是否要考虑退出与中国2019年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的问题。意大利是七大工业国里面唯一一个和中国正式签署这样文件的国家。如今，也就不到四年的时间，意大利为什么考虑退出？它为什么要重新评估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呢？
杨建利：“正如您所说，意大利是G7，就是七大工业国以及还有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和中国签了“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而且开展了一些项目的合作和投资。四年下来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是从目前的经济收益角度，并没有看出来‘一带一路’给意大利带来特别明显的好处。比如说，拿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所得的利益相比，意大利并没因为签‘一带一路’而得到更多。第二点，中国把与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看作是自己重大的外交突破。中国在与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形成的自由民主世界竞争或者抗衡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战略，那就是分化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也就是分化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中国如果在意大利找到了这个突破口，这个战略的实施就更加容易了。但恰恰因为此，美国以及欧盟的很多西欧国家，对意大利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提出了很多批评，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深入到西方的“特洛伊木马”。
“这四年来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事情就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假信息战。有一段时间，假信息战的目标就是意大利，试图把意大利描述成疫情的源头。意大利人也发现，在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中，包括了和中国官方媒体的合作，意大利的很多大媒体公司和中国的官方媒体都有合作，而且是互换内容。实际上，中国那边不会发表意大利媒体中它认为敏感的内容，但意大利这边按照合约发了很多中国媒体的内容。这在四年内对意大利产生了很大的误导、影响。
“前不久有人权团体（法广注：总部设在马德里的非政府团体‘人权卫士’）揭露出來，中国在民主国家设立警察派出所的时候，人们发现意大利境内就有11个，也就是说在所有国家中最多！这和‘一带一路’肯定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也引起这个意大利社会的警觉。再加上最近中国的经济胁迫议题也引起几乎所有和中国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特别是G7的关注。G7在日本峰会（法广注： 2023年5月21日在日本广岛）特别发表一个声明，强调怎么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这一切都给这个意大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新的政府上台后，就考虑要中断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如果今年十二月份之前意大利不提出来的话，这个协约就会自动延续。所以，现在到了意大利必须认真考虑和中国的这个协议的时候了。我这次来意大利参议院参加这个会议，他们很想让我讲讲对这个‘一带一路’的看法。
意大利政府为何举棋不定？
法广：意大利政府总理虽然提出了考虑是否要退出“一带一路”。此前还有消息说，意大利有可能在5月在日本广岛的七大工业国会议上，就做出一个决定。但其实这个决定没有出来。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意大利有点举棋不定。能不能介绍一下决定退出与否的难点是什么？让意大利政府犹豫的是哪些问题？
杨建利：“意大利显然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其实不仅仅是意大利，实际上包括美国这个世界最强的经济体，还有欧洲最强的经济体，像德国等等，它们对中国的依赖性还都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意大利由于在‘一带一路’项目框架下，进行了很多经济上的合作，这种依赖关系就比其他的西欧国家又更加深入，依赖性相当强。如果退出，那就意味着意大利和中国经济关系未来有一种很大的不确定性。意大利的经济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实际上没有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比较令人信服的评估。
“第二点，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有一些意大利的商人获得了利益，他们想继续延续这种关系。所以，中国最近密切的外交活动都是针对意大利的工商界。换句话讲，就是以商压政。这是中国比较常用的一个伎俩。中国现在密集的和意大利的工商界沟通、联络、说服。很多具体的做生意的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得到了利益或者幻想着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利益，他们就对政府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意大利国内因此有非常激烈的辩论，这就造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意大利政府有些举棋不定的局面。这次的研讨会，我希望能对意大利最终的决定，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太自私的战略考虑
法广：意大利虽然是七大工业国以及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和中国签署正式签署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文件的国家。但是其实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只有意大利。匈牙利也与中国签有相关协议，而且匈牙利继续保持着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捷克、波兰等国也都和中国在大概在2015年就已经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但是，比如捷克，后来就对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感到失望，因为中国承诺的投资并没有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东欧国家和中国关系开始变得比较冷淡、紧张，并转向台湾。您怎么看中国既想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大规模地进军欧洲，但是实际上，很多承诺又无法兑现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其实是有雄心，没能力，是心有余力不足吗？
杨建利：“是这样，我在谈‘一带一路’的时候，会常常想到马歇尔计划这样的比较大的国际互相援助项目。那美国当时是为帮助欧洲战后复兴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同时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他是做好事儿，和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你要是仅仅为自己的战略利益，又不想做好事，不想把欧洲从战后重新复兴起来的话，（马歇尔计划）不可能成功。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做好事，美国人也不可能长久的去为欧洲的复兴无限制地投入下去。所以他必须是既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同时又在欧洲为欧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样，项目才可能成功。但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国的‘一带一路’更多的是体现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要到当地去做好事，这两边就失衡了。如果中国真的按照自己的承诺，比如基础建设或开发投资都能够到位，而且在做这些项目的同时，真正的关怀所在国的工人、民众的利益的话，那我相信‘一带一路’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成功。但恰恰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这样，中国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战略利益，而很少考虑在所在国能够做一些好事，这就造成了这个项目不怎么成功。所以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在非洲遇到了一些阻力，在南亚的斯里兰卡等这些国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在一些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国家，像巴基斯坦，像现在的阿富汗，中国依然要在那儿开展‘一带一路’，很多人都能不理解。实际上呢，中国是借着这种机会进行一些战略资源的掠夺，以及最后对某一些战略资产的侵占。一般来说，政治风险也是投资非常重要的一种风险考虑。但是中国依然到那儿去，为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在那里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或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但对方还不起钱的时候，我就要求ownership，所有权。到最后呢，很多战略资产控制权或是所有权，都落到中国的手里去了……所以，它有很多这样太自私的战略考虑，在世界各地一定会受到阻力。 ”
何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北约”？
法广：您这次来欧洲演讲，除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话题外，也是介绍所谓”经济北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经济北约“怎么一个概念？
杨建利：“这个话题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触及到了。，世界上每个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和中国的经济依赖关系都非常强，尤其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发达的国家，所以，在经济上，中国基本上不是他的第一贸易伙伴就是第二贸易伙伴，最差最差也是第三贸易伙伴。而且这种经济上的交叉依存关系已经到了不可分的一种地步。但中国的经济体量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来迅速的增长，如今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在很多领域里直追美国。由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力量很大，尤其是政府手中所控制的经济资源非常非常的大，可以说超过了所有的政府，中国在最近一、二十年来，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上的胁迫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
“我提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北约‘，主要是我从事的人权工作让我想到了这个概念。因为在我做人权工作的时候，无论去哪些国家谈论人权问题，对方一方面讲得很好，但另一方面，在执行的时候就大打折扣。最后我发现，其中原因只有一个字，就是钱！就是钱。其实，只要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其实没有任何力量，就只有钱的力量。在军事上，他也不敢随意就拿军事力量去侵略哪个国家，它还得掂量掂量：它毕竟还和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合作起来的力量，差距非常大。但是在经济利益上，它单个用经济力量来对付任何一个国家的话，他足以进行胁迫。中国的唯一力量，是钱！没有钱，实际上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力，没有任何软实力输出。如果说有软实力的话，我最近在Politico发了一篇纪念六四的文章，就是讲六四以及中国的‘实用主义的软实力’。什么叫实用主义的软实力？就是非道德，到哪里都不问是非，不管人权记录，只把我的钱放在你桌上……这就是他的软实力。其他没有。它就用这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它的战略利益的获取。这种方式在很多地方很管用，不仅在落后国家管用，在一些民主国家，也得以让很多国家向他屈服，尤其是当它与民主国家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或者为台湾面对的不公平的国际地位呼吁，或者是因为见了达赖喇嘛，或者是要求追溯新冠病毒源头等这些和价值观有关系的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无一例外地使用经济上的手段，来进行胁迫。比如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那实际上和挪威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诺贝尔和平委员会设在挪威。中国就对挪威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比如限制挪威的三文鱼、石油等等，对挪威造成很大压力，最后屈服。我现在在英国参加一个很重要的非政府组织的演讲。我在演讲中提到一个英国案例。在2012 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会见了达赖喇嘛。中国于是开始经济上的胁迫，就要断绝这个、那个关系，取消高层见面等等。后来卡梅伦和他的一些幕僚想了想，觉得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重要，到最后就认了错，带了一百多位商界的重要人物，到中国去访问，认错，签约。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当然被胁迫的还包括法国、澳大利亚、捷克、日本、立陶宛等等，一个个都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胁迫。那怎么办呢？ 其实每一个国家去单挑中国都很难，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政府的经济资源太大了。必须大家合在一起，进行集体防御。这就是‘经济北约’的概念。“
“我最早在2019年提出这个想法，因为我从事的人权工作造成了我的这些思维。但是今年我发现，英国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还有前丹麦首相等等，很多人其实都提到‘经济北约’。G7成员国中，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也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但是我所提的‘经济北约’和他们的还不一样。我主要是讲价值观冲突以后所产生的中国的经济胁迫，而不是仅仅在贸易中、或在生意中、在经济来往中，中国进行的一些不正当的经济手段。不正当的经济手段有其他的贸易组织去解决。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当一个国家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批评，当一个国家面对着中国坚持自己的民主原则和价值的时候，如果受到了中国的经济胁迫和打击，怎么办？我是建议民主国家能够逐渐的形成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北约。就比如立陶宛这么一个小国为例。立陶宛去年因为台湾的问题受到中国打压的时候，如果当时有这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北约的话，你稍微给他一点援助，就够了，因为这个国家很小，他就根本不需要怕中国，对吧？！而事情恰恰也就是那么发生的。立陶宛遭到经济报复的时候，台湾等国家都去支援。尤其是欧盟。欧盟开始还有点犹豫，觉得这么小一个国家，去挑战中国干什么，大家不想管它。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中国对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大打出手，结果惹起整个欧盟的愤怒，欧盟就给立陶宛批了1亿3000万欧元的支持。1亿3000万对于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家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所以立陶宛现在根本不怕这个中共……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经济北约’模式已经说出来了应该怎么办，现在就是把它要制度化。当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彼此互相帮助，就根本不需要怕中国的胁迫了…… ”
“经济北约”设想是否太理想化？
法广：但是，首先，经济体之间的联合运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次在民主社会呢，经济生活更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您提到，遇到人权问题的时候，有些国家对制裁中国很犹豫，因为它有经济利益。那么“经济北约”这样一个提案，就是希望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在有价值观冲突的时候联合行动：这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呢？
杨建利：“是比较理想化，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的建议，而是一个现实理想主义的定义。我在我的英文文章里边也专门讲了，我称它为practical idealist或是叫idealist realist。为什么呢？因为你最终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必须找办法。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就是：美国你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理想，不然我就骂你.。立陶宛，你必须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理想、坚持价值观，不然的话，我就骂你……这叫纯粹的理想主义。但我们要坚持理想，我们要坚持价值，但只有用这个办法做到了，才能够坚持价值，这叫practical idealist 。这是第一。”
“第二，‘经济北约’实际上也是可实行的。它和一个贸易组织不一样，我在我那篇主要文章里提到，这不是一个贸易组织。贸易的冲突，比如加征关税——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税还很重，他们之间可以自己讨论。这不涉及到价值问题，可以由贸易组织去解决。我这里所讲的问题，就像现在的军事北约一样，平时你不需要有任何军事行动，你只要准备好就行了。我们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多的在贸易上的相应调整和改变，但可能要设置一些基金。一旦遇到中国对一个成员国进行经济打击的时候，马上启动现有的机制，使用这个基金去帮助这个国家。说简单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保险公司，就是说我们每个国家都在这个保险公司里边买点保险。当然这其中还要建立一些机制。在某个国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就在这里拿保金呗。这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理想主义或者理想现实主义的想法：我必须坚持价值，但是我得找到可以坚持价值的方式。 ”
杨建利在他2023年3月发表的文章«是时候建立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北约”了»中指出，“虽然集体安全联盟和贸易组织是存在的，但它们并不能应对因价值冲突而产生的经济胁迫问题。”尽管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做出了些许共同应对的尝试，但杨建利认为，潜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努力能持续多久？文章特别指出，“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在考虑整体环境并计算各种可能行动的收益/损失和风险后，做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产生了集体非理性的结果，使得整体环境更糟，最终使每个参与者都成为受害者。”
不过，尽管民主国家近年来开始有共同支持其它民主国家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尝试，但仅以欧盟为例不难看出，即使对于这个经历了数十年的磨合的集体，制定一个共同的对华战略也并非易事。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85%AC%E6%B0%91%E8%AE%BA%E5%9D%9B/20230727-%E6%9D%A8%E5%BB%BA%E5%88%A9-%E4%BB%8E%E6%84%8F%E5%A4%A7%E5%88%A9%E9%87%8D%E5%AE%A1-%E4%B8%80%E5%B8%A6%E4%B8%80%E8%B7%AF-%E5%90%88%E4%BD%9C%E7%9C%8B%E4%BB%A5%E4%BB%B7%E5%80%BC%E8%A7%82%E4%B8%BA%E5%9F%BA%E7%A1%80%E7%9A%84-%E7%BB%8F%E6%B5%8E%E5%8C%97%E7%BA%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