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经济学人》本周最新一期指出，在亚洲，数据流成为新大博奕一部分（In Asia data flows are part of a new great game）。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及数字保护主义却可能破坏数据的更好地联通。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开头写道，电报电缆在19世纪开始为人们传输信息，这是现在光纤电缆的前身。随着网络的发展，海底电缆已成为约99%洲际网络流量的管道。而如今，连接亚洲的数字链接比以往来得紧密，该地区对数据需求的成长速度快于世界其他地区。
《经济学人》文章说，随着内容提供商将数据中心及内容移至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数据在亚洲地区流动。亚洲内部数据流占该地区宽带逾50%，高于2018年的 47%，而同期流向美国及加拿大的比例从40%下降至34%。
该文援引美国电讯市场研究公司TeleGeography的数据显示，2022年，亚洲的国际宽带使用量成长了39%，而全球平均水平为36%。日本信息科技NEC公司海底网络部门的太田贵久（Ohta Takahisa）表示，不断扩大的用户群及不断成长的经济让亚洲成为新网络基础建设「全球极热门的其中一个市场」。然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保护主义法律、混乱的数据管理规则可能会阻碍数据的自由流动。
过去，建设网络基础建设往往是国家之间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但近年来，由于中美摩擦不断加剧，有利环境已经恶化。两国持续增加竞争建设及控制对方无法获得的数字基础建设。《经济学人》续称，正如路透社最近一篇报导指出，美国将澳大利亚及阿曼之间一条私人建造的电缆秘密连接到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的美国海军基地，迪戈加西亚岛是英国在印度洋的前哨基地。
文章接下来提到，对通讯基础建设安全的担忧与海底电缆本身一样有着悠久历史，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资深研究员卡瓦讷（Camino Kavanagh）指出，「电缆遭破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一个大问题，近年来，这种担忧有所加剧。
一些人担心黑客与间谍，一些人则考虑与潜在冲突有关的恶意活动风险，尤其是台湾周边地区。日本网络先驱村井纯（Murai Jun）指出，亚洲最拥挤的电缆线路也最具争议性，南海是海底电缆的「主要街道」，尤其是在日本、新加坡、香港之间。
这篇文章强调出，自然危害及环境危害则是亚洲另一股破坏力量，2022年初，火山爆发及海啸切断汤加唯一的光纤电缆，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基本上与网络断绝。随着拖网渔船越来越普遍为东南亚不断成长的人口提供食物，电缆意外断裂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媒体与治理教授土屋大洋（Tsuchiya Motohiro）表示：「网络非常非常脆弱。」
地缘政治正重塑亚洲数字基础建设的建设方式及地点
《经济学人》表示，地缘政治也正重塑亚洲数字基础建设的建设方式及地点，随着中国在亚洲的领土主张不断扩大，一些地区获得建设许可变得更具争议。此外，中国一直与美国及其盟国日本及澳洲竞争为偏远的太平洋岛国提供网络电缆及融资。美国加强监管电缆建设，否决连接美国及香港的数个新电缆计划，美国国会也正审议新的《海底电缆管控法》（Undersea Cable Control Act）。
据文章认为，替代途径及节点正出现。香港传统上是亚洲三大数据中心的其中一个，与日本及新加坡并列。日本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信息科技教授江崎浩（Esaki Hiroshi）表示，现在西方国家「需要一个新枢纽，基础建设第一线正发生变化」，菲律宾及关岛（Guam）已成为有吸引力的替代选项。
美国谷歌架设的全球海底电缆「Apricot」是连接新加坡、日本、关岛、菲律宾、台湾、印度尼西亚的新电缆，避开了南海。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执行长佐藤佳雄（Sato Yoshio）表示，其目的是增加「路线多样性」。然而，《经济学人》指出，现在谈论数字脱钩为时过早，虽然美国营运商及中国营运商基本上已停止铺设电缆，不再形成新的直接连接，但（美国及中国之间的）网络仍然相连，这不像媒体报导的那么极端。
《经济学人》注意到，亚洲其他国家也正尝试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新加坡成为新数字贸易协议的先驱，例如《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全球因特网与科技公司产业团体「亚洲网络联盟」（Asia Internet Coalition）总经理潘恩（Jeff Paine）表示，其对跨境数据共享规则进行调整及现代化的务实方法让其成为该地区最佳实践的参考。
文章提到，2019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通」（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概念，这个想法正成为对抗数字保护主义（digital protectionism）的全球规范。然而，新加坡顾问公司「亚洲贸易中心」（Asian Trade Centre）执行长埃尔姆斯（Deborah Elms）表示，对许多亚洲政府来说，中国模式引起共鸣：「如果数据是新石油，那么我想拥有它，我的想法是……人们可能很难看到让数据自由流动的好处。」
文章认为，结果往往是混乱且冲突的规则，更重要的是，监管数字贸易比监管牛肉及钢铁更复杂。技术往往变化太快，规则制定者无法跟上，大多数政府缺乏具有相关技术专业知识的政策制定者，而且大多数的数字问题跨越不同领域，超出贸易谈判者的传统职权范围。
在地化措施及其他跨境数据流动的障碍将增加成本，这对中小企业的伤害最大。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学家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表示，如果没有区域协调，这种数字保护主义就会生根，「这意味着放弃数据用于生产目的之大部分能力」。
《经济学人》文章总结称，最大的挑战可能不在于打造或保护跨境数据传输的基础建设，而在于制定管理数据的规则，美国华府智库「信息技术及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贸易政策专家柯里（Nigel Cory）表示：「管理数字贸易的规则、规范、协议存在真空。」
（《经济学人》文章链接：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3/07/10/in-asia-data-flows-are-part-of-a-new-great-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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