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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过去三十四周年了，纪念六四的意义何在？八九年那种全中国规模的反抗运动还会在今日中国爆发吗？时为四通公司总裁，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认为，引发八九民运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大的因素就是极其严重的经济困境，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而今天的中国又陷入了新的经济困境，主要表现为高企的失业率。他认为任何社会变革的底层逻辑都是经济问题。所以，当前的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
法广：当年六四事件为什么因为被罢免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死亡一触即发，引起那么大范围的回响，那么多民众站出来响应？到底有什么重大原因促使这么多人参与了进来？发生六四事件的条件今天在中国还存在不存在？
万润南：对照现在，回顾当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对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和意义？温故是为了知新，回过头来看，最大的问题是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但这一改革开放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还是封闭的，其特征就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我把他称作是邓小平的“鸟笼政治”，而陈云搞的是“鸟笼经济”。八十年代的改革某种程度上是对陈云的鸟笼经济的一个改革。开放，把鸟笼经济部分地放开了。起码在特区，在共产党的一些国有企业放开了。邓在经济改革上要比陈云开放，但政治改革上仍然保守，这就引起一个问题：经济改革了，物价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间有一个转型过程。转型中的突出问题是商品价格从计划体制到市场机制的过渡。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其本质，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普罗大众历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改革确实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其中一部分是靠自己的专长，像一些富起来的农民，养殖专业户，像北京中关村的一些科技人员。但富起来的相当一部分，遭到群众痛恨的，却是因为价格的双轨制可以使他们利用权力去寻租。其中特别刺眼的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的康华公司就是权力寻租的典型。经济学家科恩曾经说：“重要的不是贫富不均本身，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富不均。如果贫富不均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人们会广泛接受。在众人眼里，成功者是他们的英雄和榜样。只有当贫富不均是贪污腐败的结果时，它才会激发起嫉富、仇富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敌意。”
法广：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从中牟利，引起民众愤怒。民众除了憎恶官倒以外，当时的价格改革他们是如何具体感受的？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万润南：当时价格改革，核心是物价，双轨制以后，市场价格一定会越来越高涨，最近我查了一些当年的数据，感觉怵目惊心。一般来讲，通胀2%左右被认为对经济有适当的刺激作用，但超过4%就会引起社会问题。但中国从1987年1月份开始，通涨系数已达到5%，然后连续26个月暴涨，到1989年2月时达到最高点28.4%。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从1988年5月份开始，中共准备搞所谓价格闯关，应该说缺乏经验。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时期，也都经历过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比如前苏联终结后，搞休克疗法，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结果把经济杀得血流成河。而普京这样一个极权主义者，也就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崛起。他把当年俄罗斯休克疗法造成的寡头经济重新收回国有，用这些资源来保障民众的福利，因此赢得了民意。
法广：按照您的解读，一个就是因为官倒，招致民众的普遍愤怒，一个就是价格闯关，引发惊人的通货膨胀，通膨在1989年2月达到高峰。民众的情绪已经在一个燃点上了，4月15号，被视为开明领导人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逝世，就成了激发民众群起而反抗的导火索。也就是说，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六四爆发有极大的关系？
万润南：是有极大的关系。我一直在思考，一部分人不满意，比如知识分子不满意，大学生不满意，可以理解，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也不满意，那又为什么呢？比方在八九六四当中，许多坚决支持学生运动的，都是个体户，比如当时北京有一个“飞虎队”就是如此。他们也不满意，因为官倒吃相难看，官倒们利用权力轻易发财，一部分生活更困难的，社会底层的就更愤怒了。所以，经济是出现社会变化的底层逻辑，如果在这上面出了问题，社会就一定安定不了，就一定要发生变化。八十年代为什么要改革呢？因为老毛搞文革，山穷水尽，中国已到了经济破产的边缘。商店柜台都是空的，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物资极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应运而生。八十年代的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由于没解决好价格改革，最后引起挤兑和抢购，物价飞涨。
法广：根据您的分析，经济因素是导致六四抗议全面爆发的一个很重大的原因。34年以后，在今天的中国，经济问题好像也很严重，那么，像当年引发六四事件的那样的环境，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今天存在不存在？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34年前对照，有没有可比性？
万润南：官倒的本身就是权力的腐败，今天权力的腐败更厉害了，当时，群众最不满意的是权力寻租引起的贫富差距，今天贫富差距更大了。整体的经济的水平是一回事，到每个人头上，柴米油盐又是另外一本帐。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了，但是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城市失业者的生活更加窘迫了。看经济指数主要看三个，一个是通膨，涉及千百万人的柴米油盐，这是生存问题；另外一个是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企业对于长远发展的投入，对远景的预期，第三个是失业率。从这三方面看，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出奇地低，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存在着严重的通缩。而采购经理人指数即便根据官方统计，已连续跌破50%的荣枯线，落入萎缩区域。从这个指数分析，中国的经济从长远看只会越来越差。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失业率，尤其是城镇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20.4%，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高。实际上，现在这种情况被视为是一种隐性通胀，中国在做统计的时候往往在玩弄数字，规定一些作为指标性的物品不许涨价，但是市场上买不到，买到的是一些高价的东西，等于把通货膨胀变相隐瞒了。
法广：当年中国民众似乎对中共政权的看法也同今天不太一样，虽然学生们希望推动民主化，大家还对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抱着一些希望？
万润南：当年因为胡耀邦逝世，点燃了六四运动。实际上社会上的多数，包括广大学生，对共产党还是寄予希望，支持共产党改革。现在很不一样，民众对政权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比如去年11月份爆发的白纸运动就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从彭载舟在四通桥上刷出“要选票不要独裁”的大标语，到最近清华大学屏幕上出现的“打到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这是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极其罕见的，也就是说现在民众的情绪比八九年更加激烈了。当时他们还对共产党抱着一点希望，现在不抱希望了。
法广：现在的政治环境看起来也与八九年有很大的不同，即以中共党内而言，当年有邓小平，但是还有陈云制约，邓小平手下还有先后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共产党内的改革派领袖，尽管被邓先后罢黜了。但是今天，就只有一个权力巨大无比的习近平了？
万润南：历史有时候是一面镜子。实际上，习现在的高度集权，文革当中的毛不就已经是这样吗？我说过，辛亥革命一百多年，把家天下变成党天下。现在看来，这个过程也还没有完成。毛搞文革的本质就是把共产党的党天下归结到毛一个人的毛天下。1978年启动的改革，本质上是要把毛的家天下回归到党天下。习近平搞了一个什么呢？他又把党天下倒退到习天下。黑格尔曾讲过，历史上重大事件往往会发生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我们可以说，毛把共产党的党天下通过发动文革，变成毛天下，是一场悲剧，习现在又把共产党通过八十年代改革回归的党天下重新复辟到习天下，这就是一个闹剧。
法广：今天，在六四事件三十四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从表面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按照您的分析，本质上没有多大改变，习近平又把八十年代通过改革带来的那种变化，又倒退回去了，也就是您所说的倒回到家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众的情绪越来越激烈，但要爆发如同当年那样大规模的反抗，似乎也越来越不容易了？
万润南：我们为什么要回顾34年前那场反抗运动的经济原因，是因为现在的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经济。这么说吧，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能过得下去，习还可以利用极权，继续独裁。一旦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一定会爆发反抗运动，去年的白纸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清零清到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老百姓就要起身反抗。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极权最后在反抗面前低头了。为什么要低头？因为不光百姓受不了，基层干部也受不了，地方财政也快被清零了。最后，习近平非常不情愿地、被迫地放开了。为什么最后他被迫放开，一个是大家的反抗，一个是整个官僚体制也快要维持不下去了。现在听说他要把“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坚持清零不动摇”的屎盆子甩锅给别人了，一众小老百姓都惊得目瞪口呆。
许多问题34年前就提出来了，腐败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这些问题更加厉害，腐败的更加厉害，贫富差距更大了。经济总量提高了，但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现在正面临整个世界经济即将进入一个衰退期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首先是失业率，青年失业率极高，马上还有一千万大学生毕业，可以说，中国社会又面临着一个大变革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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