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据称来自50多个国家的近600名官员、学者与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大会召开当晚受邀发表了主旨讲话，并就其眼中的印太地区安全形势和构想作出了介绍。
阿尔巴尼斯当晚在讲话开始时说道，“我很高兴回到新加坡，在这里进行我作为澳大利亚总理的首次访问。我很感谢黄循财代总理今天上午举行的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领导人会议。我也祝愿我的朋友李显龙总理早日康复。我深感荣幸的是，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邀请我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二十年来，这个备受推崇的论坛将防务和外交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到建设和平、安全和稳定取决于战略能力和外交能力，两者相辅相成。并通过汇集来自整个印度-太平洋、东盟和其创始对话伙伴——如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和分析师。”
阿尔巴尼斯说，“这次聚会强调了坦率和建设性讨论的价值，并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与安全不是我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承担的任务。因为正如我们地区的繁荣一直是由共同的机会推动的一样，我们地区的稳定只能通过集体责任来保证。对协议和行动、合作和能力的强调，一直是本论坛的核心，实际上也是东盟本身的核心。即使我们各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不断变化和增加，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共识，即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单独取得的成就。”
阿尔巴尼斯说，“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这一点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我们有时会听到我们的地区被描述为一个潜在的冲突‘舞台’。仿佛这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地点，一个他人的野心的舞台。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样的描述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选择权和追求的目标，也否定了全球经济的引擎室。它还把这个地区的未来说成是某种程度上的定局。我们在过去已经看到了这种思维的缺陷。冷战后的良性假设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新技术的传播将创造一个更开放、更稳定的世界。一些人谈到了‘历史的终结’，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开始，一个单极时代。这背后有一缕自满的情绪。”
阿尔巴尼斯说，“这意味着政府并不总是彻底检查，或向人们正确解释贸易协定的好处，似乎开放经济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并不总是对多边机构和全球规则的维护和有效性给予足够的关注。随后的几年里，出现了急剧的修正：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兴起；欧洲的一场陆地战争；以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我们自己的地区最大规模的常规扩军。所有这些都证明，和平、繁荣和稳定永远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我们从中得出的教训绝不能是，贸易、对话、规则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不支持区域和全球安全。这只会意味着第二次犯错，但方式不同。”
阿尔巴尼斯说，“从想象冲突是不可能的到假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对我们的共同目标同样有害。我们地区的命运不是预先注定的。它从来都不是。它永远不会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决定，对我们和世界都非常重要。它将永远如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当澳大利亚向北看时，我们没有看到一片供于他人强加自己意愿的空白。我们看到的是不断增长和现代化的经济体。这是人类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地区。我们看到了全球向净零排放过渡的驱动力。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共同体，他们的行动和决定对于在印度-太平洋建立繁荣与维护和平至关重要。”
阿尔巴尼斯说，“和平不是一个礼物，它从来都不是既定的。和平不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默认设置。它必须被建立、追求、捍卫和维护。当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选择促进和平时，我们并没有选择放弃安全和稳定的大问题。我们不是选择一帆风顺，也不是选择被动的路线。我们正在致力于整个国家的努力。这就是我国政府在澳大利亚的工作重点。投资于我们的能力，投资于我们的关系。加强我们的威慑力和我们的外交。并把这两样东西带到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将这两者用于维持一个能够促进经济竞争和防范战略冲突的环境的持续任务。在这个地区和世界上，两个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非常坚定的意见——而不会因为分歧而导致灾难。这方面的核心是当下的一个流行词：‘护栏’。”
阿尔巴尼斯说，“那么，我曾担任（澳洲）前基础设施部长，所以我承认，当我听到护栏时，我的脑海里会直接想到主要道路边上的安全屏障。但是，这实际上是对所提出的建议的一种不错的思考方式。因为这不是关于遏制的政策，这不是在任何国家的进步或其潜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实用的结构问题，以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而这的基本前提当然是对话。澳大利亚强烈支持拜登总统的政府为在美利坚合众国（USA）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政府之间建立可靠和开放的沟通渠道而作出的新的努力。我想承认李显龙总理最近在中国就这一问题发表的非常重要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大国有重大责任，保持彼此之间稳定和可行的关系’。”
阿尔巴尼斯说，“因为另一种选择，即外交深度冻结的沉默，只会滋生猜疑，只会使各国更容易将动机归结为误解，互相假设最坏的情况。如果没有对话的压力阀，如果没有能力在决策层拿起电话，寻求一些澄清或提供一些背景，那么总是有更大的风险，假设溢出到不可挽回的行动和反应。这种崩溃的后果，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其他地方——将不仅限于大国或其冲突地点，它们将对世界造成破坏。这就是为什么作为这个地区的领导人，以及作为这个地区的公民，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支持建立这第一道最基本的护栏。”
阿尔巴尼斯说，“在澳大利亚，本届政府将对话作为稳定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工作。我们对这一进程或其局限性并不感到天真。我们认识到，我们两个国家的政府体系、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世界观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我们的出发点是，无论什么问题，无论我们同意与否，如果我们直接处理，总是更好，总是更有效。这也是对我们共同利益的一种承认。我们强烈主张消除对我们贸易的任何障碍。这不仅仅是因为澳大利亚生产商能够向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和资源而受益。而是因为中国能够进口这些产品，显然也会从中受益。这是个双赢的局面。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是如此。”
阿尔巴尼斯说，“中国非凡的经济转型不仅使其本国人民受益，而且使我们整个地区受益。重要的是，这也是由于我们整个地区的原因。它是由一个促进公平贸易、鼓励知识共享、刺激创新以及通过教育和旅游、商业和有序移民建立民间联系的区域架构促成的。美国的领导一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我们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创造了一个普遍的和平与稳定的氛围——以主权为保障。这就是护栏绝对必要的地方，虽然并不完全足够。因为虽然我们欢迎任何防止碰撞的保障措施，但也必须有一套规则，为我们所有使用道路的人服务。这必须超越原则目录，或一套理想。它必须能够适应不可预见的挑战，如大流行病。它必须是可行的和有意义的，不仅对在座的那些精通治国才能的人，而且对我们服务的公民。因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成功和生存取决于它是否公平，以及是否被视为公平。”
阿尔巴尼斯说，“关于工作——并被视为工作。维护主权，不仅仅是为最大的国家，或最响亮的声音，而是为每个国家。主权赋予了每个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享有行动自由和政策独立。有权作出我们自己的选择，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利益说话，不受外部压力或胁迫。为我们的人民争取机会，而不担心受到胁迫或报复。对我们的边界，包括我们的海洋区域的完整性和对我们自己资源的控制有信心。如果这一点被打破，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太大，无法遵守规则，或者太强大，无法遵守我们其他国家所遵守的标准，那么我们地区的战略稳定就会受到破坏，我们各自的国家主权也会受到侵蚀。这就是为什么，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我们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很重要。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在逐个事件的基础上进行裁决。它是为了保证我们的通信和海上贸易及旅行的安全，这对我们的共同繁荣至关重要。”
阿尔巴尼斯说，“管理全球贸易的规则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达成的交易能够为我们的人民、产业和经济提供更大的机会。因为实现更强大的经济稳定，促进我们的企业、教育机构和公民之间更密切的交流，对于在本地区建立安全至关重要。自从澳大利亚制定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以来，我们与美国的联盟一直是其核心。我们的联盟始终是一种共同价值观的纽带，它仍然是一种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伙伴关系——一种维护稳定、繁荣与和平的共同决心。澳大利亚还帮助建立了对我们地区的稳定越来越重要的地区架构，包括承认东盟的中心地位。当然，澳大利亚也一直是多边机构的坚定支持者，并且是这些机构的建设性贡献者。”
阿尔巴尼斯说，“一位伟大的澳大利亚人、（曾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伊瓦特博士（Doc Evatt）作为联合国成立的倡导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起草和宣布《世界人权宣言》的推动力。对伊瓦特博士和澳大利亚来说，这是一个原则性和实用性的问题——因为他不希望把未来仅仅委托给‘大国和平’（Great Power Peace）。他希望中等国家和小国能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能为其集体安全作出贡献。这种做法的智慧经久不衰。当然，正如我之前所说，双边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但当关系紧张时，双边会谈有时会沦为要避免的议题清单，或通过要解决的单一问题的棱镜来看待和判断。而多边论坛，区域和全球论坛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将紧张点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中，而这正是它们的归宿。区域和全球论坛保障了我们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争论和尊重地提出异议的能力。像（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的活动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更好的是，它们提醒我们，当我们达成一致时，我们能取得什么。”
阿尔巴尼斯说，“如果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可以克服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核武器的威胁。核裁军和不扩散是我在大学期间就一直热衷的事业。它是吸引我从政的问题之一。我想借此机会承认本地区对核裁军的长期承诺。从20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制定，到90年代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又称《曼谷条约》），本地区的公民都表现出对防止这些破坏性、不人道和滥杀滥伤武器扩散的坚定承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重要的进程不能安全地留给冷战思维，由各国作为平衡对来运作。它有赖于多边规则的制定。”
阿尔巴尼斯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只属于历史的危险。朝鲜异常鲁莽地发射弹道导弹，以及俄罗斯应受谴责地威胁使用核力量，都强调了合作行动和全球规则对推动核裁军的持续必要性。多边论坛还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合作，我们可以抓住各种机会，从可持续发展到全球向清洁能源的转变。这种理解是澳大利亚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我们正在寻求为印太地区的前景提供实际支持。因为尽管我们现有的贸易协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在本地区做更多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任命了澳大利亚首位东南亚问题特使尼古拉斯·摩尔（Nicholas Moore），他正在推动澳大利亚《2040年东南亚经济战略》。该战略将确定新的机会，以加强我们共同的经济未来。它将建立在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国家关键需求的现有贡献之上，特别是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和基础设施投资。”
阿尔巴尼斯说，“正是这种务实的伙伴关系精神推动着我们与太平洋岛国论坛（PIF）的交往。在尊重的基础上，与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平等者、我们的邻居和我们的家人合作。无论是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接触：我们对东盟和东亚峰会的支持；我们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创立感到自豪；我们对二十国（G20）集团的领导力充满信心。这些都不会因为我们参与振兴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或者我们新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协议而被改变或取代。”
阿尔巴尼斯说，“在我与拜登（Joe Biden）总统和苏纳克(Rishi Sunak)首相站在一起宣布澳大利亚获得常规武器、核动力潜艇的途径之前，我确保我国政府与每个东盟和太平洋伙伴以及许多其他国家进行了交谈。超过60个电话，对本地区公开和透明地说明我们的意图。向本地区和世界表明，澳大利亚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履行我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即《拉罗通加条约》）下的义务。同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为任何获得这种能力的国家制定最高标准。更广泛地说，我认为我的朋友印尼总统维多多（Joko Widodo）在谈到使本地区成为一个稳定与和平的目标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应该作为：‘合作伙伴而并非竞争对手’（Partners and not competitors）。”
阿尔巴尼斯说，“合作伙伴而并非竞争对手。这正是澳大利亚的观点——这也正是我们的做法。我们正在采购的潜艇——我们历史上澳大利亚国防能力的最大一次飞跃，反映了我们不辜负这些期望的决心。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伙伴，成为我们地区稳定的更有效的贡献者。多边机构对于制定规则并保持其相关性至关重要。但是，加强这些规则，并维护它们也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因为澳大利亚不仅仅是最早致力于创建联合国的国家之一。我们也是第一个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成员，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独立。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言论（言行一致）。”
阿尔巴尼斯说，“我国政府对新能力、新技术和新人员的投资，毫不含糊地是为了我们的国防和我们的国家主权。但它们也是对地区稳定的投资，加强我们为印太地区的集体安全作出贡献的能力。从共同执行维和任务，如在所罗门群岛的区域援助任务，到在发生人道主义和环境灾难时提供基本支持，最近在瓦努阿图。”
阿尔巴尼斯说，“澳大利亚决心在最近成功举行的‘塔利斯曼军刀’（Talisman Sabre）和我们的旗舰性区域参与活动‘印太奋进’（Indo-Pacific Endeavour）军演的基础上，通过更多的共同演习来深化这种合作。在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防能力方面，澳大利亚的目标不是为战争做准备，而是防止战争——通过威慑和保证以及在本地区建立韧性。尽我们的力量履行我们所有国家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共同责任。并清楚地表明，当涉及到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时：无论是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其他地方，冲突的风险将永远远远超过任何潜在的回报。”
阿尔巴尼斯表示，“最后我可以说，在香格里拉成为一个重要的对话或一个酒店的名字之前，它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遥远的山区天堂的故事，在那里，时间过得更慢，安全地与世界的忧虑隔绝。然而，对我们来说，作为领导人、思想家和决策者，香格里拉是关于处理不确定的、不均衡的、快速移动的复杂性。即使在这个论坛的生命中，我们也能看到实地的变化有多快。当香格里拉对话会首次召开时，它正处于‘9-11’袭击的阴影下和阿富汗和伊拉克新战争的门槛上。当陆克文（Kevin Rudd）在2009年成为首位在这个论坛上发言的澳大利亚总理时，他说每个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他还告诫要防止‘战略漂移’，并强调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需要‘强有力的架构’。”
阿尔巴尼斯补充说，“2017年，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总理在这里发表讲话，警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人员寻求返回本地区，以及需要重振合作以应对新出现的网络犯罪威胁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智慧。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地区将面临的下一次冲击的时间或实际上的性质。对我们所有人的考验不是预测这种挑战何时出现，而是在它出现时我们如何应对。认识到我们的集体选择权和我们的共同责任。理解孤立主义是没有安全可言的。将我们自己与世界隔绝，就无法获得增长或繁荣。不尊重主权就没有稳定。不相互接触和合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
演讲最后，阿尔巴尼斯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对亚洲和印度-太平洋进行投资、参与和承诺。澳大利亚正在参与。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评论者。不是呼吁别人采取行动，而我们却袖手旁观。不是敦促各国走我们自己不准备走的路。澳大利亚是作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倡导者参与其中。并作为一个建设性的、坚定的贡献者，为解决我们所有人在未来几年将面临的挑战而努力。投资于我们的能力，投资于我们的关系。努力塑造未来，而不是等待未来来塑造我们。”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有记者提问，“总理，您提到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在中国的讲话。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宏博士最近到访澳大利亚。在那里，他提到了一些关于澳大利亚在本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的非常积极的事情，并欢迎澳大利亚未来的潜艇停靠在新加坡的港口。但他也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话，至少我觉得很惊讶，他说澳大利亚不仅仅是一个印太国家，而是一个亚洲国家。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而是澳大利亚的战略身份。虽然我怀疑这在堪培拉很受欢迎，但这一身份对它还有其他要求。澳大利亚声称自己是南太平洋大家庭的一员。澳大利亚有两个正式盟友——新西兰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是‘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的成员，而‘五眼联盟’在本质上是英语国家，尽管英语圈被视为有点过时，但我认为在某些意义上，它也对澳大利亚的战略身份有要求。所以我只是对这与您对澳大利亚战略身份的定义有什么关系感兴趣。您会如何定义它？您会把它定位在哪里？”
对此，阿尔巴尼斯回答说，“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我们历史的产物。而我们的历史是，除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连续文化，这仍然存在，我们为之自豪，我们是一个前，当然，英国殖民地，但位于我们的北部是亚洲，我们的东部是太平洋，确实，重要的是，我们的西部也是印度洋。我们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我们重视我们的联盟，这些联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约翰·卡廷（John Curtin）（总理）的领导下建立的，时任总理的他说我们转向美国。”
阿尔巴尼斯补充说，“从那时起，澳美关系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也是太平洋大家庭的一部分。但我们也是一个战略伙伴。重要的是，与东盟。如果你看看我个人的接触和我的政府的接触，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工党政府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北方。我们的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已经访问了所有东盟国家和每一个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家。我本人已经访问了新加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两次、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本地区的日本三次。我们的重点，我们是这个地区的一员。”
阿尔巴尼斯补充说，“越来越多的，如果你去澳大利亚，你会看到那些密切的联系，这是存在的。因此，我的朋友，新加坡国防部长，当然，当他最近在澳大利亚时，他也会参观，我相信，我们给他的新加坡国防部队的男男女女的支持，他们在昆士兰和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接受训练和存在。这些直接联系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在我们地区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我想这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问题。我国政府寻求做的是保持我们与我们的正式盟友的关系，但越来越多地与东盟国家接触，同时，我认为我们在确保太平洋岛国论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论坛在我们一年前执政时确实有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现在已经重新团结起来，并再次成为一个有所有成员参与的团结一致的机构。这一点很重要。”
阿尔巴尼斯表示，“我们寻求在一切可能的论坛上将（各国）人民和国家聚集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个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可以发挥的作用，成为对话的力量，成为促进更多团结、更少分裂的力量，努力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寻找共同目标，而不是寻找分歧。在我们必须坚持的地方，以我们的价值观为基础，提出不同意见。试图寻求以一种更一致的方式将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我国政府的动力。这也是我们参加这么多全球论坛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我们也鼓励，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能做到的地方与中国合作。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对话已经中断了。现在有了对话。对人们来说，发展理解和接触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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