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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大学生一封回信算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封信中那句“新时代中国青年应走进乡土、有‘自找苦吃’的精气神”广为流传，再度将中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近20%这一社会隐患带入公众视野。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在“五四”前发出这个信号很明显，就是北京当局暗示要搞“新时代的上山下乡”。
本文将采取剥笋式方法分析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何以高企。
农村缺乏承接城市青年的工作机会
本文开头所言的20%的失业率是城市青年失业率，不包括农村，农村人口向来不进入失业统计范围。2021年5月，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2亿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1亿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4亿人，乡村人口减少1.6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基本达成20多年前中国政府定下的城市化率目标。媒体经常引用下列数据证明中国城市化的成效：工业革命刚开始之时，美国1亿人口当中，农民也一度超过2200万。依靠不断的科技进步，美国在百年之间，将农民减少了85%。中国是后发展中国家，有前人经验可循，依靠工业化和城镇化，当代中国用近40年时间，将9亿农民减少到如今的5亿。
上述结果几乎就是工业化时代的极限。中国与美国当年不同的是：不少农村人口住进新建城镇之后，照样没有工作。体现在社会后果上，只是将原来未进入统计的农村青年隐性失业率变为显性的城镇青年失业率。
农村人口就业是个结构性难题
习近平就任后，鉴于胡锦涛时期农村衰败的教训，一直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强调人才返乡入乡。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考虑到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龄化对农村的威胁远远超过城镇。农村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8%，远高于全国平均12.6%的水平。2019年中国农村15-59岁人口数量为3.13亿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6.8%，其中15～39岁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小于30%。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23.8%、17.7%。以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表明，乡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匮乏显而易见。
人才返乡这一战略是否有效？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近四年，全国每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的新增规模都在100万上下，2019年为850万，2020年为1010万，2021年为1100万，截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人往高处走，从农村往城市是上升——人口正向流动；从城市往农村则是逆向流动，在只能通过宣传以及人自身的生活压力促成人才返乡的情况下，这1220万人算规模宏大了——毛时代，中国政府通过强力政治宣传以及各种政治高压推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经历25年，城市下乡知青总数才2000万人左右，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考虑到2019年，农民工数量已经高达2.9亿，那么这返乡的1220万人就不算多了。
今年1月，习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再加上五四前夕习写给大学生的一封信，不少社交媒体将这称之为新时代的“上山下乡”。经历过当年上山下乡的老一代，不妨将两个时代城乡社会人口结构、政府政策（尤其是深度广度与政府安置方式）、动员对象、相关户口变更、返乡入乡人员在农村的就业方式做一对比，自然就会比较出两者异同。
农业的智能化生产受到地理条件的约束
中国政府当然也知道，要让经历过城市生活洗炼的农村青年回乡继续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一把锄头战天斗地是不可能的，也努力利用现代科技，引进无人化技术、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智慧决策等新型手段，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比如阿里巴巴几年前推出的“农业科学家基地直选”，培养“新农人”，就是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的。
2019年，阿里巴巴还成立大农业办公室，围绕农业的全链条聚合集团20多个业务，从技术、金融、物流、销售等全方位完善数字农业基础设施。据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阿里研究院最新研究结果，2022年“淘宝村”数量达到7780个；“淘宝镇”数量达到2429个，淘宝从业者进行农业生产，在网络上以主播的方式推销本地产品，汇集订单进行筛选、打包，同时也进入了初级加工业、现代服务业的范畴。这些人被称为“新农人”、“新农商”，媒体盛赞这些新农人用数字化打通“研-产-供-销-服”全链路，为未来农业构筑基础设施。
这里且不讨论上述数字的夸大与水分（这是中国政治宣传的必然），只讨论一个冰冷的现实：数字化用于农业生产受限于地理条件：中国许多省区多山多丘陵，缺水，无法推行大规模机器（智能化）生产。从地形上分类，中国平原、盆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11.98%和18.75%，丘陵和山区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43.23%，接近国土总面积的一半；高原占26.04%。
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一直限制着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今后依然如此。中国农村将长期呈现现代化农业与传统耕作方式并存的状态。
中国的全球化净获利时代已经结束
自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始，发达国家资本世界范围内寻找利润洼地，美欧等国都经历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这一过程，大批制造业工人失业，例如美国。只有中国是全球化净得利者，在2010年代以前，利用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格低廉这一优势，成了发展中国家当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也解决了就业问题，《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平均具有更强的就业吸附能力，2013年外资企业吸收的城镇就业人数达到2963万人，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吸收城镇就业的规模自2013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回落，2017年仅为2581万人，4年下降了382万人，年均下降速度达4%左右。2017年之后，中国外资就业人数逐渐减少，疫情发生之后尤甚。中国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2年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下降43%，为1,900亿美元。
上述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外资企业正在陆续撤离中国市场，这对中国就业是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考虑到外资户均吸纳就业人数更是如此。以2017年数据为例，26.7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合计吸收城镇就业人数2581万人，平均每家外商投资企业吸收就业人数96.6人；全国1809.8万家企业合计吸收城镇就业人员42462万人，平均人数为24人。外商投资企业户均吸纳就业人数是全国户均吸纳就业人数的4.1倍。
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复到世界工厂鼎盛时期的就业状态，还因为近两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国际供应链重组阶段，中国面临几大竞争：
一是美国制造业“东山再起”。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2022年，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支出达到1,080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的年度最高值——超过了兴建学校、医疗中心或是办公楼的开支。这表明美国制造业正在本土重兴。过去20多年，中美几乎互为第一投资大国，美国制造业在本土重兴，势必减少在华投资，这对中国不是好消息。
二是世界正在重新瓜分制造业这张大饼。中美关税战、新冠疫情以及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促使企业重新部署全球供应链之际，各国都在争取吸引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制造活动。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墨西哥、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万事万物有因有果，观其果，溯其因，就知道这个牵涉社会全局的青年就业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国情相关，所谓国情包括中国城乡人口结构、中国制造业衰落、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人力等各种因素。中国农村现在的经济状态，很难无限承接城市过剩劳动力；1220万返乡人员当中的绝大多数本就出身于农村，他们不是插队落户的城市知青，而是返乡青年，按照中国统计口径，农村人口有责任田，回乡就算“就业”。一言以概之，中国渐失世界工厂地位之时，上千万农村家庭帮助政府“消化”了这些失业者，否则中国的城镇青年失业率将不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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