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 / 上報 2023年02月06日
經濟學人智庫發表 2022 年全球民主指數，香港下跌至全球第 88 位，低過烏克蘭（87位）和利比亞（86位）。長期競爭對手新加坡（6.22分）則排名全球第70 位。
連存在鞭刑、以選舉支持反對派的選區有時會被「關電」作為報復而聞名的新加坡，也高過香港。
為甚麼分數會低，細項可見研究過程用甚麼來分類，裡面是「選舉過程與多元性」、「政府運作」、「公民權利」、「政治參與」、「政治文化」等等。十分為滿分，香港現時的「選舉過程與多元性」（2.75分）及「政府運作」（3.29分）分數之低，去到十分「不留情面」的程度。報告也有解釋，講到負評是因為本港「政治情况惡化、自由空間收窄」，導致資深公務員有「大逃亡」現象。
分數似乎覺得在這方面香港最大不足是選舉，其次是政府功能和效率。特區政府發言人對這份報告表示強烈反對，表示報告與「香港實際情況」不符，報告對香港的評論「帶有政治偏見及罔顧事實」的評論，公務員也沒有大逃亡等等。
以前香港被西方視為某種模範，也有一個刻板印象。她首先是經濟極高自由的外向經濟體，以小政府、大市場原則運作。直至主權移交後，前特首曾蔭權曾更在報章上投稿確立「小政府大市場」是歷任政府包括自己的理財原則，後來整個香港也彷彿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重鎮。
70 年代來香港公務員效率高，亦相對廉潔。香港政府對於金融和經濟事務，以極少不必要干預聞名。香港薪俸稅和商業利得稅較簡單，至少比一水之隔的中國低得多。對世界對居民而言，是個各路勢力都能使用的商業自由港。
政治方面香港是遲熟的，一方面是內戰結束之後，北京反對香港自行民主化。另一方面是威脅香港全體半年以上的城市戰爭（六七年左派暴動）以後，香港人支持港英政府強硬對付，難民社會才開始轉變為覺得香港值得耕耘，民主和自主意識才開始起步，但留給民間的時間不足夠，很快中國和英國就初步接觸討論香港由鴉片戰爭留下的 99 年前途問題。雙方在 70、80 年不斷談判，那個時候香港的民主運動跟愛（中）國主義還未分離，人們基本上覺得香港民主和中國民主是同義詞。然後將來要回歸中國的消息，在英殖後期陸續令幾十萬香港菁英移民離開，一切都混亂混雜得很。
20 世紀後面這幾十年，香港不是沒有渴求民主的持續火花，但不形成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巨大運動。當時普遍香港人也能接受沒有普選的體制，因為其他港人能夠想像的自由，現狀都能夠供給。港督一直不是選擇產生，是英國朝廷委派。立法局也是很後期才有華人議員乃至開放一部份直選議席。去到末代港督彭定康任內，英方不用長期統治，才開放到立法機關一半議員直選產生 （更多的改革被鄧小平一方嚴詞阻止）。
不過在細節上始終是行政機關大權在握，代表企業和權力組合的「功能組別議員」，在議決階段時，手上一票要比起民選議員大。
這是國安法立法及選舉改制前的格局。當時香港的進步民眾當然不滿意，認定自英殖到特區時期，香港人都沒有真正自主過，但西人外界看來，香港還好。
雖然選舉機關不是完全民主，特首也不是普選產生，但其他事情都尚有規矩，一般人的參政自由也沒受阻（最多是出來選然後極低票落選）。選舉是公正的，一般人可以隨意發表意見。香港市面有不同光譜和集團的刊物彼此交鋒，沒有報館會因為發言而受到政治處罰。人們對於甚麼是合法和非法有確定的感覺和認知。
雖然規則是規定了香港人幾乎不可能憑自己改變體制上的事情，但香港人一般又是熱愛規矩，規矩設定下來他們會跟隨，只要官方也一起跟隨。當雙方都跟隨，他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有價值的春秋禮儀，值得整個社會一齊珍重。
為甚麼智庫的「選舉分數」特別低，大概是2021年的選舉改制（完善選舉制度），真的改變了幾十年甚至百年的間接統治傳統。
改制前的立法機關選舉，四年一次換屆選舉，因為行之有年，早已發展為頗具規模的選舉產業花枝散葉。香港與台灣或西方民主制國家似乎一樣，也是一個議員背後，其實是很多助理、研究員加上政黨組織，一大班人的利益，所以競爭是真的，十分激烈，可以見盡人性陰暗面。泛民和建制陣營自身都經常因為選舉利益而明爭暗鬥，這就是真。
勝出的民意代表被立法機關長期吸納進去，四年一換的強烈競爭環境，產出了「專業議員」，他們一方面協助體制運轉（例如政府申請撥款，他們批准或要求修正），也協助市民監察政府施政。議員不會帶來超出規則的革命性改變，但畢竟這些席位的資源，能養出專業從政者。工多藝熟的議員及議員團隊，對於「審理議案」的一切都要熟知，厲害的議員更可以製造影響社會的議程。
傳媒網民日日等著批評表現不佳的議員，議員也害怕下一屆選不上，至少到選舉之前一定要告急表現一下。
這個生態在改制之後不再一樣，直選為主的民主政團全部被逐出議會，親中建制派的排位也在新選制下重新排列，版圖和規則也再重訂一次，基本杜絕了立法會可能因為反對派議員太多，而可能在特首選舉時可能需要跟反對派妥協甚至輸出反對派特首的可能。
控制的安全系數再上升一級，但後果是大量親中友好社會賢達第一次在政策便利下「獲選」為議員，他們是新手，也明顯不會、不懂用力監察政府、批評政府。外面也不禁高呼，太溫馴了。明明官方意思是不想立法會看來是橡皮圖章，過於維維諾諾不好看，但體制內外的人、社會人士內心都會問，現在批評政府可以的嗎？氣氛是這樣，他們也很為難。
這難怪親中派完全掌握的立法會，對政府發來議案，提問經常被指不夠積極，太快通過。導致今年年度開會時間過於充足，問題不足，問題深度不足等等。
以前議會雖然客觀有很多衝突，但還是跟整體社會脈搏相同，經常是議案堆積如山不夠時間，議員激辯可以變成馬拉松，但整個社會都相信，多討論議案，好過議案不聞不問光速通過。公共事務和公共財再多審重討論都不為過，就難為中年挨不了夜的議員，但大家也覺得是應該的，議員有各種權利，they are well paid, 就有議事至終的責任。
19 年以後，很多這些文化都失去了載體和場所。突然失去社會關注的新立法會，鬧事的反對派被逐出了，議會變暢順，但議會也失去以前的作用。西人西方對香港的看法，一個世代可以持續幾十年，但現在明顯是改變的分水嶺已經越過，才打這種分數。
對於智庫來說，看事情的規模大，全球百多個國家與地區，香港只是大千世界苦難中的一隻孤雛，但可以閱讀到他們確實已了解並消化「香港已經改變」的事實。
現在香港官方希望說服外界香港回來了，努力做很多公關活動，想要將外面那個改變了的印象重新逆轉回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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