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疫情期间，中国老百姓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跌宕起伏的政局，尤其是2022年，各种大事件接踵而至，让人应接不暇，包括上海等地的封城、二十大上习近平连任、富士康工人抗议、白纸运动和疫情封控骤然放开等重大事件。在多年未有的社会变动中，中国民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刀插入胸膛开始
那是在2021年夏季的一天，离李华2023年初加入重庆元汇吉公司工人抗议行动，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李华当时因为帮朋友介绍工作而被牵涉到一桩诈骗案中，遭到警方的抓捕和审问。但在派出所的遭遇让他难以接受，“派出所找到我，但我就像被黑社会绑架一样。（你不是讲法律的吗？法律是让你这样做的吗？）进去之后，（他们）对我动私刑，还暗示我拿钱走路。”
李华对警察并不是没有经验，更年轻的时候，他因为有违法行为，曾短期坐过牢。但在当下的经历中，警察简直是要逼死他，他这样回忆说。李华采取了惨烈的抗争方式，在监视居住期间把刀插入自己的胸膛。
“刀捅到我胸口了，我都以为我死了，然后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过来了。那个刀子贴着心脏，就差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就插到心脏了，”隔着电话，我看不见李华说话时候的表情, 。
李华初中没毕业就出来在社会上混迹，打散工。年纪轻的时候他常常被人欺负，做几个月工却拿不到工资，在各处尝遍了工厂的黑暗。
虽然过得这么辛苦，李华却说他一直都很爱国，但2021年那次尝试自杀似乎成为了他心态的转折点，“就是两年之前我都是很爱国的，网上如果有人评判中国有什么不好不好，我一定会狠狠地兑他。但是就在这一年多，我的心态变了。现在说老实话，共产党...，”似乎是在电话里有些腼腆，他稍显犹豫地用了一个脏字，但随即态度变得坚决起来，“现在就算全世界来打中国，我都会拍着巴掌叫好。”
从那次不成功的自杀后，李华对这个“国家”的怨愤一直没有消解。当他说到“中国”时，他憎恶的对象有时似乎是指社会中所有欺压他的力量，有时又似乎是指这一切背后的那个政权。这种愤怒的情绪终于在今年1月初重庆元汇吉医药公司的工人抗议中有了爆发的机会。
1月7日，元汇吉药厂的工人因为不满被公司突然解聘，在厂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与警方对峙。因为不堪忍受工厂粗暴管理而已经提前离职的李华当天早上跑了二十多公里，从住处到厂区去参与抗议，“我就是很气愤，这个厂根本就没把人当人，就是当牛马。”
抗议的工人在1月的寒风里，当街燃烧他们自己生产的新冠抗原试剂盒取暖。火光燃尽后，李华也离开了工厂。李华现在干起了零工，每天要凌晨才回到家里，他说他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工厂。
“无产阶级革命的序章”
这两年，李华都是在激烈的抗争之后脱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这样决绝。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劳工群体似乎只能挣扎在长时间的劳动和糟糕的待遇中，只是偶有反抗。
在重庆元汇吉药厂工人抗议爆发之前一个多月，2022年11月下旬的两天里，郑州富士康集团工人不满资方变更合约以及疫情隔离措施而发起了大规模抗议，并与警方发生了暴力冲突。
在富士康工人抗议的第二天（11月23日），社交软件“电报”上就流传着一篇题为《富士康工人在怒吼》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名为《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的网络刊物。文章开篇写到这场抗争的场景，“富士康的工人正在跟资产阶级的走狗进行殊死的搏斗，栏杆、铁管、石块漫天飞舞，砸向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人群跟随着招展的红旗前进，愤怒的叫喊声像火球一样滚动。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开枪镇压，工人倒在血泊中。”
出于安全考虑化名“渐驰”接受采访的一位工友把这篇带着阶级视角的文章发给我，并且郑重地对我说，“富士康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章是毫无疑义的。”
他解释说，“富士康是一个超级大厂，在中国的血汗工厂中有着明确的代表意义。......富士康工人运动表明了：用自己的血汗劳动供养了全社会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愿再做奴隶了。这个巨人正在苏醒，正在抖落身上的灰尘和寄生虫，即将站起身来砸碎束缚在自己乃至全人类身上的锁链。它的意义必将为历史所铭记。”
渐驰是在私企大工厂生产一线工作的产线工人，他似乎每天都很忙，在延续十天的笔谈采访中，他只是偶尔有时间在“电报”里回复记者的问题。有时他会疲倦地写一句，“暂时没有时间和精力，抱歉。”
有一次谈到个人处境时，他拒绝透露细节，但他又忍不住带着情绪质问记者说，“工人不敢生病，因为可能生一天的病住一天的院，几个月的辛苦钱就会付诸东流。这种感觉你明白吗？”
过一分钟，他又写到，“工人有父母也有孩子。父母多在农村，子女也多是留守儿童。疫情席卷，死得最多的，是谁的亲人？工人的亲人。”
对于作为富士康工人运动背景的疫情封控措施，渐驰的态度有些让人意外，“鼓吹封控和放开的都是一群坏痞子，......双方都想把工人及底层群众当作政治筹码，......我问你，封控和放开的决策，哪一个有着工人的参与？”但当记者追问，到底什么做法才是正确的，他却没有回答。
富士康工人运动发生时，渐驰正在工厂上班，他周围的工友们对这场运动普遍感到同情与愤慨；同时，渐驰敏锐地察觉到，工人们并不关心随后发生的白纸运动，“他们进行的白纸运动，在我们工人阶级中全然没有半点影响力。这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跟我们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人，是‘有脑子的高高在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永远无法想象出工人阶级的痛苦。”
渐驰质疑说，“举白纸的诉求是什么？是想要有言论自由等政治自由。诉求政治自由如果成功了，对哪个群体最有利？答案是中国的‘在野党’私人资产阶级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政治自由能带来的好处对当今的工人阶级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波谲云诡的一周
在渐驰眼里存在重大政治分野的富士康工人运动和白纸运动，其实就发生在2022年11月21日到27日的这一周当中，中间还隔着因封控致多人死伤的乌鲁木齐火灾。
白纸运动的参加者“杨云娟”倒没有觉得富士康工人运动与白纸运动之间有那么大的距离。当她在网上看到富士康的消息时，第一反应是，“挺好的，总算闹起来了，”她比较同情工人群体，她接着说，“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却变成了血汗工厂，早该闹闹了。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谁闹都好。”出于安全原因，杨云娟是化名。
白纸运动被认为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又一次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与富士康工人运动、重庆药厂抗议一样，都是以民众反对不合理疫情封控政策为背景。
杨云娟在11月27日晚去了北京亮马桥下的白纸抗议现场，她当时也是跑了几十公里，特意赶过去的。她当晚记得最深的画面是，“所有的车都在鸣笛，路灯下还有人把手机或者蓝牙音箱伸出来放国际歌。”
虽然身处情绪激昂的示威人群中，但杨云娟很谨慎，她主要是在围观，“感觉大家很陌生，又信任又互相戒备。”杨云娟也举着白纸，但她笑称自己主要是用来挡脸的。她认识或知道的几个人后来因为在亮马桥下抗议而被捕，但她自己还暂时安全。
杨云娟对白纸运动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人比她想象的更勇敢，“其实我意外的是，很多我认识的人去了，而且没去的也在支持，比如帮忙请律师协调各种事务。”
在上海等地的白纸运动现场，有人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激烈的政治口号。这在中共建政后极为罕见。但杨云娟认为白纸运动不应该被高估，因为她在现场遇到的很多人都是对政治没有认知的普通人，他们的诉求就是要解封、要工作。虽然如此，她依然坚定地认为，白纸运动有历史意义，“这一刻一定会被历史记录下来，并且推动以后的社会变革。对很多人来说，突破禁忌上一次街，随着后续的发展，会变得更勇敢，或者更谨慎。”
杨云娟来自某个三线城市，当地经济凋敝，很难有理想的职业机会，所以她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北上广深，她就是被这股潮流裹挟着留在了北京。但大学毕业后，她工作的经历并不顺利；接受采访时她刚刚辞职，现在“被迫”做着自由职业。
对于工人群体对白纸运动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指责，杨云娟说，他们这样的北漂并不属于小资产阶级，“我们没有房子，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北京户口，”她对现实的不满并不只是没有房子，还有薪酬不高，“上一家公司的办公楼午餐大概20-50元，我为了省钱不敢吃太多菜，每天都在快餐厅里点最便宜的菜和一个咸鸭蛋，20-25元。”
为了省钱，杨云娟住在北京五环外，每天地铁往返都要两个小时。她为自己的阶层辩护说，“我知道工人感受到的压迫肯定是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的几倍。但这是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市民阶层的问题。”
“都是打工人”
身在中部小城的办公室白领康立舒对工人阶级与白领的两分法也并不以为然，他说，“我们都是‘打工人’这个群体的一员。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都是当代的‘无产阶级’。”出于安全考虑，康立舒同样是用化名接受采访。
刚毕业那阵，康立舒做过很多个临时工，包括在饭店端盘子，后来好不容易找到目前这份办公室的工作，但他对这份工作仍然没有归属感。
康立舒的工资不高，疫情前他作为新员工的试用工资是 2200元人民币，但在封控期间远程办公的情况下，每月只发 1400，疫情期间有时需要抢购高价生活物资，以至于他应付日常生活都有些捉襟见肘。他愤愤地说，“这不是狗屁工作什么是狗屁工作？”
对于去年年底以来发生的多起社会抗议事件，康立舒的感觉很是振奋，“就是让我越发相信中国这个利维坦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无所不能，当社会危机不可避免，一场变革终将会摧枯拉朽般发生，这很振奋人心。”
康立舒期待着变革，这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他把自己划归为所谓的“新新左派”。在他眼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发生国家主义转向而出现的“新左派”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他们思想转向国家主义（典型如汪晖），转而拥护起当局统治，鼓吹‘中国模式’是对‘美帝’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挑战。”
康立舒分析说，新新左派主要是当前活跃的一些左派青年。“‘改革开放的红利’（高速经济增长）给当局带来的执政合法性逐渐消失，‘先富带动后富’神话破灭，高房价、高物价、低收入，再加上‘996’式加班工作等等，种种社会困境让年轻人成为经济下行中的承压者。” 他说，这些年轻人需要理论武器来理解现实，转而找到了他们最触手可及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
康立舒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来分析目前工人阶级和市民阶层之间出现的政治分野，“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无法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来说，社会危机为不同身份的普罗大众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也为新社会的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他强调，与其执着于研究“白纸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差异，自己期待看到更多类似于这些运动的“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看客”的意见
实际上，富士康工人运动和白纸运动都只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社会抗议的一个缩影。据美国华盛顿智库“自由之家”2月份的最新报告，自去年6月份到年底，中国发生了多达1080起抗议事件，尤以9到11月份为抗议的高峰。其中工人抗议事件有168起，城市居民和学生抗议合计也有209起。
在这样的“直接行动”中，工人李华和白领杨云娟都是亲身参与者，工人渐驰和白领康立舒则一直在积极地关注，并参与了社媒上对这些抗议的讨论和定义。但他们似乎也只能算人群中的少数，更多的人则是隔着远远的距离在观望。
一位在知乎上点赞数近200万并且有两枚徽章的大V匿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能感觉到，多数民众对白纸运动还是属于看客心态，“就是看看热闹，有一部分人会觉得白纸运动促成了封控政策的放开，这是比较正面的评价，负面评价倒没有。”他补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看热闹的多，真正愿意去争取权利的很少。
虽然是看客，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情绪和意见。身在上海的包维尼告诉记者，从10月份的北京四通桥抗议开始，无论是工人抗议，还是白纸运动，或是12月份管控迅速解封，他更关注的都是这一切事件的背后普通人情绪的变化。出于安全的考虑，包维尼是他的化名。
包维尼说，白纸运动这样的反抗并非突如其来，而是长期怨气积累的结果，“从8月份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平台诸如知乎、b站等就开始对中共冷嘲热讽，对防疫政策挖苦讽刺，这种情况到了白纸运动前夕达到顶峰。”
包维尼用网上流行语“冲塔”来形容白纸运动对当权者的挑战。他个人对此并不感冒，“因为冲塔对解决问题帮助不大，如果冲塔行为不被公众认可，那就是毫无意义的牺牲。”
但在疫情管控解封之前，包维尼的个人情绪其实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说他当时的心情非常抑郁，经常失眠，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
似乎是一种相互印证，从12月初开始解封，包维尼在人们的脸上也没有看到什么喜庆或悦色，而是集体性的沉默。他对这种沉默的解释是，“三年的封控让大家受够了，解封来的太迟，所以大家有些失望，有怨气又不敢表达，只能沉默。”
但沉默本身有时也可以成为一种表达。解封之前，包维尼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就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变化：2020、2021年国庆节他的朋友圈很多人用国旗做头像并发表一些爱国口号，到了2022年国庆节大家只是沉默。
包维尼说，老百姓未必懂什么政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七个人他们恐怕都认不全，他们的怨气往往针对的是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权力。
实行清零政策期间，包维尼所在的小区和很多其他基层社区一样，街道居委会、甚至物业公司都可以随意查验各种码，阻止居民自由出入，还有就是不眠不休的强制核酸检测，这让包维尼和身边的人无比厌恶。包维尼说，这些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三年来无法无天，这种对基层政治生态的破坏不是短时间就能恢复的，“有的社区表面上回到以前，但是居民心理上的隔阂、仇视不会改变。”
“刺杀希特勒”
中国的形势是否已经到了产生政治变局的关口，现在似乎还难以判断。但并不难看到，很多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正在迅速地从支持、信任转变成困惑或愤怒。
在浙江做小生意的李女士也在疫情中苦熬了三年，但她是直到政府突然放开管控，才对政府产生了怀疑，“我一开始是相信它（政府）的，你说前面那么严，但一下子180度的转弯，这让人心理上无所适从。我觉得有认真思考的人，一开始可能都适应不了。”
在疫情之前，不愿透露全名的李女士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在她眼里，自由就是在节假日可以忙得有钱赚，能够比较好地满足一家人的生活所需，甚至准备好让目前就读初中的儿子以后可以出国走走，留学等等。但在疫情期间，政府反复无常的管控措施让这种自由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对李女士自己的生意来说，目前放开肯定是有利的，但她对政府的怀疑已经挥之不去，“就这个疫情防控来说，对我们老百姓的透明度应该要增加一点，”她也认为老百姓应该有自己发声的渠道，“有的时候，该让老百姓说一些话的，发表一些意见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这并不涉及到他的政治安全。”
但李女士对这个政府体制并没有太大的意见，她是觉得这个政府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也不想生活在一个不安稳的社会里，你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也可以理解，但你做这个的同时，也可以让老百姓自由一点。”
李女士近几个月经历的心路彷徨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并不罕见。前述那位知乎网的大V观察到，民众对清零政策的态度是来回跳动的，“在之前要求放弃清零的时候，他们认为导致他们没饭吃的人是习近平；但是真正放弃清零政策之后，他们又把责任归结到那些专家头上，他们认为是专家的说法导致了清零政策的结束，导致了他们后来感染。”
大V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2月初，中国各大城市的新冠感染高峰多数已经过去。他感觉到，当前中国的民意已经和两年前中国政府召开抗疫庆功大会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对这个体制的态度已经产生了动摇，“这个比例很大，具体百分比多少我说不太清，但我身边很多的人已经不再那么崇拜、那么信任体制。”
公信力丧失给执政者带来挑战
网友“V闪闪”新年第二天（1月2日）在微博上发文《请告诉我，凭什么逼我团结？》，自述他有基础病的舅舅因为感染新冠去世，当天出殡，而他自己也感染了新冠，尚未康复。他在文章中质问说，“我不想再仅仅是接受节哀的安慰了，我只想弄明白凭什么逼我必须接受单一的，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社会论调？就算这被定义为社会主流观点，那我就得跟着这样的观点，无条件的服从这类价值的安排吗？”
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似乎正在他们的体内蕴积着怒气。身在上海的包维尼分析说，“这种气甚至他们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是潜意识里有，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流露出来。”
2月8日，武汉市上万名退休人员因为怀疑医保改革不公，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讨说法。其中还有人说，如果市长不解释清楚，一周后还会举行示威。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他们当中有人用手机放起了《国际歌》，很多人跟着合唱，恍惚间人们又看到了“白纸运动”的影子。
尽管这场医保改革长期看是否对老人和病患有利还存在争议，一直关注这场示威的武汉人张先生认为，“武汉退休人员抗议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了，哪怕是真的有益。（共产党）确实陷进塔西陀陷阱了。”
从去年10月初，有人在北京四通桥上燃起烟火、斥责习近平是“独裁国贼”开始，先后有二十大召开、习近平连任，富士康工人抗议行动，乌鲁木齐高层住宅火灾，全国性的白纸运动，清零政策突然终结，再到今年1月的重庆药厂工人抗议行动，和最近的武汉老人示威活动。短短四个月，中国的命运就在这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动中起起伏伏，中国民意也在其中发生着流变。
独立时评人、前凤凰网“十大最有影响力名博”之一的蔡慎坤评论说，“当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经历了这么一番折腾之后，肯定会有对未来很多不同的心态出现。......未来的社会还想像过去那样通过谎言来治国，所需的难度或技巧恐怕会越来越高。”
习近平在2023年的新年贺词中说， “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年底以来诸多重大事件中所表达的民意。但民意的变化能否推动中国政府做出某些改变，依然悬而未决。
蔡慎坤对此并不乐观，“当人们集体愿意站起来反抗这种体制的时候，它（政府）也会有些妥协，或者是有些让步，但它私底下的控制，包括对站出来反抗的一些主要牵头人进行严酷的镇压，这是少不了的环节。”
但他强调，三年下来，很多人，包括过去支持这种体制的人，也不愿意再顺服，不愿意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对抗的事情恐怕会越来越多，包括体制内的对抗也会出现。
记者：王允 编辑：申铧 网编: 何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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