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述陈独秀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十六个字，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习近平权力模式的真实写照。
对于中共二十大之后政局的走向，人言人殊。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认为，中共正面临其建政以来最复杂、最多变的时代，台湾面对的，或许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一个即将快要撑不下去的中国、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矢板明夫早年曾在中国生活过，深知共产暴政之邪恶，比起大多数温和内敛的日本媒体人来，他向来不加掩饰地谴责中国的种种黑暗面，对此，我引以为同道。但我不能认同他对中国极度乐观的看法。
矢板明夫认为中共快要撑不下去的第一个论据是：俄乌战争是中美两大阵营的代理战争，而代表中国出场的俄罗斯，已经显露出败相。这个看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并非中国唆使，普京开战，并不需要获得习近平批准，习近平只是乐见其成。
其次，俄罗斯确实显露败相，但俄罗斯的败相并非中国的败相，相反是中国火中取栗的契机。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乌克兰背后的西方）两败俱伤，习近平坐山观虎斗，白白捡了个大便宜。《纽约时报》发表了资深驻华记者储百亮撰写的题为《中国眼中乌克兰战争的赢家：中国》的文章，该文指出：“乌克兰战争远未结束，但一种共识正在中国的政策圈子里形成：有一个国家将在这场动荡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那就是中国。……随着俄罗斯为反抗西方制裁向北京寻求支持，俄国将中国作为自己外交和经济生命线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战略支撑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努尔·哈伊里撰写的题为《乌克兰战争是否将俄罗斯变成中国附庸国？》的文章，更直白地指出：“莫斯科开始逐渐转变为强大中国的从属国，最近爆发的俄乌战争及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孤立，加剧了这一趋势，使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中国。……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控制着俄罗斯一半的贸易交易，并成为通信、运输和能源生产等重要领域的最大技术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在俄罗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并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影响力。……中国将是这种转变的最大受益者，它将尽其所能在克里姆林宫维持一个促进其利益的友好政权，通过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自然资源，扩大中国技术市场，推广中国技术标准，并将人民币兑换成欧亚大陆北部事实上的区域货币。随着其影响力的增长，北京将能够从俄罗斯获得一项重要的让步，而这在一年前无法想像，即获得最先进的俄罗斯武器和设计，并享有进入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特权，并考虑中国在中亚的利益。”所以，习近平不是俄乌战争的受损者，而是获益者。
矢板明夫还认为，中国内部近期有诸多矛盾浮上台面，“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场，说明中共党内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习近平出访时当面训斥加拿大总理，说明中国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矛盾表面化；全国到处出现的‘白纸革命’，也说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但这三个论据都不能说明中共的统治已出现重大危机。第一，胡锦涛在江泽民的葬礼上公开亮相，说明党内斗争并未到彻底决裂的地步；第二，习近平训斥加拿大总理，而世界各国领导人仍争先恐后与之会面，说明西方对华绥靖政策被未被彻底埋葬；第三，白纸抗议不是革命，影响面相当有限，解封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党和政府在过去三年里“无微不至地呵护民众”感激涕零。
不要再犯了刘宾雁的错误了
无独有偶，香港资深出版人、原天地图书总编辑颜纯钩先后发表《我的乐观：中共没那么强大，中国人没那么怯懦》和《我仍相信中国在十年内必有大变》两篇文章，提出中国即将发生大变的三个理由：一是习近平上台十年，把内政外交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共的家底几乎耗光；二是习近平政治上大倒退不得人心，对人民的管控无所不用其极；三是白纸运动压迫下，中共不得不对人民作出让步。他指出，“我只是相信人性，人性趋利避害，人性追求自由，抗拒压迫，人性要求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人性必然战胜党性。他还说，“今后主要看经济状况……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有活路，那时真正的改变就会到来”。
颜纯钩是一位有正义感、良知和风骨的知识人，他在天地图书任职时，曾出版我的成名作《火与冰》的香港版。他退休后迁居加拿大，没有保持沉默，屡屡就香港和中国议题发出掷地有声的言论。但是，或许因为他很早就离开中国，对中国事务的评论往往显得隔膜，在事实上有相当的落差，在论述和分析上过于乐观而无法让人信服。比如，他认为白纸抗议“全中国都有人响应了”，这显然高估了白纸抗议的力道。据我了解，十有八九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彭载舟及白纸抗议，一位生活在中国国内、关心时事的脸友评论说：“墙外白纸的讨论和传播非常热烈，但墙内一片肃杀，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白纸抗议，他们也不明白一夜之间解封的原委始末。白纸封杀得如死牢一般。”
颜纯钩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是因为他对人性的乐观，而这种对人性的乐观是靠不住的——他忽视了人性中的“幽暗意识”，人性并不一定追求自由，正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如果一个人只知服从而不知不服从，这是一个奴隶；如果一个人只知不服从而不知服从，这是一个暴民。”中国人长期在奴隶与暴民之间晃荡，从未养成公民人格。
颜纯钩还认为，中国的经济恶化必然导致变革到来，这也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历史——从大饥荒到文革，经济比现在糟糕多了，连邓小平都承认，国民经济已然崩溃，但中共的统治仍稳如磐石。个中原因，如王岐山所说，中国人吃草都能活下去。
六四发生后不久，流亡美国的作家刘宾雁曾预言中共不出两年就会倒台。但后来中国的发展与他的预言大相径庭，他对此深切反省说：“我们，不是我一个人，相当多的人，在六四以后对中国形势的估计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没有料到江泽民会稳稳当当地执政十三年。当时我们以为天安门运动的势头还会继续，想不到九二年邓小平改变了战略，用经济利益来诱使中国人忘掉政治。这十三年来，也就是因为大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些好处，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确实有了很快速的增长，大家对现状也就接受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合作，中国人和共产党合作了。九二年以后，我们对形势仍然估计不足，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把江泽民的社会基础估计过低了。”今天，不要再犯跟当年的刘宾雁同样的错误了。
我赞同经济学者何清涟在《中国：溃而不崩》中的论述：中共政权在十至二十年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却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状态。这个过程是中共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当然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扩散负面影响力的过程。也许我们一辈子都要面对这样一个溃而不崩的中国，一辈子都要与这个恶魔抗争。
颜纯钩批评说，“悲观导致消极的态度，无心做事，放弃抗争”。其实，悲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如鲁迅所说“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当年，生活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异议分子对未来非常悲观，他们认为自己无法看到自由的降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确实没有看到自由的降临），但他们仍然不放弃抗争。对此，刘晓波曾说过，我们的抗争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石头最终抵达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推它。这种在彻底的绝望中生发出来的抗争勇气，比盲目的乐观更能持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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