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5号和6号首次前往北京访问，显示出两国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可逾越的矛盾，包括台湾问题，同时，美国已经在最近几年加强了与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关系，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前往白宫访问。中国国内目前也面临经济下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习近平即将于三月份正式开启的第三个任期将如何应对内外局面？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请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RIS)亚太部负责人巴泰勒米·库尔蒙（Barthélemy Courmont) 就相关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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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布林肯访华意味着两国关系暖化吗？
库尔蒙：虽然是很温和的，但我确实认为两国关系处于回暖状态，或者说至少有对话的愿望，几个月来中方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愿望，所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22年，我们已经感觉到中国方面希望在乌克兰战争及其对世界经济影响的背景下重新开始对话，而相当有趣的是，美国逐渐选择了这种和解或恢复对话。所以从表面上看，确实情况似乎比两年前乔-拜登刚上任时要好得多，当时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那次会议可能是近年来两国关系中最困难的时刻。但尽管如此，还是要谨慎看待，因为中国和美国仍然处于一种竞争或经济竞争的形式中：在战略上有台湾问题，在乌克兰战争上有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因此，我们觉得美国人今天更加务实，更加意识到与北京对话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关系升温。此外，我还要指出，即使在安克雷奇事件时，两国以非常强烈的方式提出了分歧，但他们的对话也没有中断。我想说的是，这基本上是新冠疫情的后果，我们知道中国官员离开中国并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会面是多么困难。因此，还有这样一个参数：中国取消了 动态清零政策后，重新开放，这是值得欢迎的，让使实体会议成为可能。但在这一时期，对话一直保持着。因此，两国尽管有分歧，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完全停滞不前。
法广：双方将进行讨论和谈判，他们手中各自有哪些牌可以打？
库尔蒙：这很难讲，因为他们不仅有这种竞争，特别是经济竞争，而且美国还担心中国会提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甚至是国际贸易监管的模式。这是两国之间存在深刻分歧的地方，但并不妨碍对话，当然，找到共同点会很困难。然后是政治和战略问题。目前，不可能想象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致。在中国方面，两岸统一是官方道路，也没有改变这一方向的打算，这是既定事实。而在美国方面，已经在多个场合态度非常明确。包括通过乔-拜登本人，我们记得拜登在回答记者时说，如果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他准备向台湾派遣美国士兵，这是美国总统之前是从未说过的。我们也记得南希-佩洛西去年8月对台湾的访问，虽然这是一次个人访问，不是正式访问，但佩洛西那是是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所以她是非常高级层的政治人物。而这次访问显然应被视为华盛顿在中国的主张面前对台湾的支持。因此，看不到两国达成某种共识的希望。我们无法想象中国会说“好吧，我们停止对台湾的要求”，更无法想象美国会说“好吧，那很好，我们会给你台湾”。
同样，在几年前特别是一些美国政治学家所称的重大谈判的框架内，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协议，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
然后，关于要找到某种形式妥协的乌克兰问题，我想说，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当务之急上，两国可以找到共同点。我们知道，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这一直是中国方面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因为北京甚至曾提议成为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调解人。几周以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并找到一个谈判场所，使双方都能昂头走出来。这是他们将能够讨论的事情，因为有一个趋同的观点。但问题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责任上完全不一致。对于从这场战争中吸取的教训，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方面在寻求和平的同时，也在努力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所以我们不能想象美国会直接取消对莫斯科的制裁。在中国方面，我们记得一年前，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商定了一份公报，谴责世界的西化和西方大国对世界的接管。而这一点，显然中国方面是不能否认的。在希望找到摆脱乌克兰危机的途径方面，各方观点趋于一致。但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吸取同样的教训，因此，美国人和中国人将试图达成协议，而不是通过意见趋同。
法广：我们知道三月份中国将举行两会，在这个时候修复于美国的关系对习近平即将展开的第三个任期也很重要吗？他需要通过与美国的关系重新回到国际舞台上？
库尔蒙：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看到了一个趋势的具体化，我们已经观察了几年，并且在新冠危机中得到了加强。这是中国政府权力和习近平权力的合法性丧失的一种形式。所以他特别记得这次对清零政策的抗议，真的非常强烈。但在这背后，尤其是对经济政策仍有非常明确的批评。在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因没有投资回报而受到明显的批评。而且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出类拔萃，在新冠疫情之前已经是这样了。因此，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压力，它必须重新获得某种形式的合法性。对习近平，合法性将首先体现在政权的硬化形式上，挑战的空间实际上更小，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挑战确实局限于某些因素。但我们也会在这种加强其对中国权力控制的愿望中发现它。很明显是我们从去年11月举行的中共20大上学到的教训，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将自己人安排到身边，摆脱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者。所以说在中国存在一个政权合法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也涉及到重新启动两年来有些沉寂的中国国际政策，并恢复与华盛顿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对话。
几个月来，我们看到中国人希望恢复对话，并在一个稍微平静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很高兴看到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恢复讨论的做法，并因此在一个稍微稳固的基础上再次开始。但显然在中国方面，它的理由是需要更多的合法性，需要重新获得中国人自己的信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美国方面也很重要，但出于其他原因，也有经济问题。我们从美国方面看也意识到，西方大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管理是不好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就其他国家不同意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而言，这是一种失败。因此，也有必要再次转向中国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确实处于一个两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对方的情况。
法广：中国在清零政策的三年间与世界隔离，但周围的世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已经构建了一个针对中共的同盟圈；最近看到的是日本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不仅成倍增加了军备预算，而且也在国际上加强合纵连横，强化与英国，美国的战略合作，你如何看目前的局面？
库尔蒙：很明显中国国内政治也有很多问题，但如果我们只谈国际政治，实际上在北京与合其他合作伙伴的关系中，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习近平会很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将在其邻国中引起关注，这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北京魅力政策的失败，特别是在2000年代，使中国在其区域环境中被接受。今天我们看到，这显然涉及台湾，但也涉及到日本，甚至也涉及到韩国，无论如何，韩国是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国家，之前也没有什么大困难。但在所有这些国家都看到他们强调不信任中国和中国在该地区的意图的政策。因此，习近平必须改变对邻国的战略，我想说他别无选择。他的首要任务是让他周围的国家放心，并试图传达与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不同的信息。显然，中国没有选择。它将不得不改变它的话语，不得不改变它与邻国关系的方法，让自己更容易被接受。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是否也有意愿？都是问题。这些是我们今天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也许是最后一个任期开始时都在问的大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能否让自己再次被邻国接受？
法广：习近平在中国国内面临哪些困难呢？
库尔蒙：确实，这里有很多关于国际问题和中国在与邻国关系中的某种形象的讨论。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第三个任期的主要挑战是内部的。首先是经济问题：如何找到解决非常明显的GDP增长下降的办法；在2000年代末次贷危机发生时，当时的总理温家宝找到的方法是恢复国内消费，这只涉及到中国经济模式的改变，优先考虑国内消费，提高工资。这种政策可谓是成功的，因为中国度过了这场国际危机，甚至设法加强了自己的实力。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同样的公式在第二次应用时将会很复杂。所以必须找到别的东西。北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某种形式的经济停滞，这可能会很快导致内部纠纷的重新出现，使党失去合法性，从而使习近平失去合法性。因此，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此之后，其他的挑战是长期的，但它们已经存在，中国政府将不得不找到答案。我特别想到的是环境和气候问题，正如我们所知，这些问题在中国体现为干旱问题、荒漠化问题，以及某些城市的污染高峰问题等。然后，在另一个问题上，这也反映在正在进入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上。非常有趣的是，习近平的这个新任期，从2023年开始就与两件事相吻合。首先，根据各种研究，今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首次超过中国。然后是中国的人口下降，现在正在发生。因此，在未来几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同时也将老化。在这方面，他们不能等待，不能把旨在为这一深刻变化寻找答案的倡议的推迟几年，甚至几十年来实施。
另外，还有房地产危机也非常令人担忧。事实上，在内部和国际上都存在着众多的挑战，这里面没有中国的特殊性，因为它是针对所有大国的，我想说的是，这也是中国力量正常化的一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保留的特殊增长时代已经结束，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的确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面临巨大困难的国家，因为所有其他大国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免受其全球问题影响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
感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RIS)亚太部负责人巴泰勒米·库尔蒙（Barthélemy Courmont)接受法广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