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春节的记忆，应该能代表大多数和我有过类似成长经历的维吾尔人遭遇。
我由一个对春节感到好奇的维吾尔儿童，成长为对春节开始讨厌，到厌恶、抵制，最后将其视为是中国殖民政府文化侵略，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文化之工具。我以此文要揭露的是中国殖民官员、政治移民，与中国政府沆瀣一气，长期以来，以汉人春节为殖民武器，以软硬手段汉化、同化东突厥斯坦当地原住民的罪恶阴谋。
我最早知道春节是从爷爷那里听说的。大概70年代末，村里的一些维吾尔生意人，开始从城里带来小红鞭炮，在我们村里销售，我们小孩子都特别喜欢那小红炮，把零花钱都花在了买鞭炮上。
我问爷爷要钱买炮，同时问爷爷鞭炮的来历，爷爷告诉我汉人有个节日叫春节（维吾尔语Chaghan），汉人会在最寒冷的冬天吃饺子庆祝，而且在过节前的除夕夜晚放鞭炮驱鬼，这就是炮仗的来历。
当时，我们村里只有李大夫一个汉人家族，也就几家，十几个汉人；春节什么时候过的村里没有人知道，当然也听不到大规模放炮声；因而，对春节的印象只停留于是汉人的节日，他们会吃饺子放炮，放炮挺好玩儿。
后来，我来到哈密铁路地区，发现哈密铁路地区不仅光秃秃丑陋肮脏，而且我家周边住的全是汉人，我开始真正体验少数民族的一切；铁路上汉人似乎非常无知，还特别好奇，大人小孩都竟提一些对我而言极为愚蠢的问题，包括非常私人的和极具歧视性的问提。
到哈密铁路地区上学，令我这个从一个纯维吾尔人的村庄，来到绝多数是汉人城市的儿童惊讶和不适的是，每一个十字路口整天散发着臭味、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且极其肮脏的公共厕所，没有树木花草、潺潺流水的家属住宅小区，和每年冬天除夕之夜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空气中弥漫的烟火味。
当时，每年冬天春节前，因铁路的垄断优势，运来很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廉价卖给铁路职工；因而，可以说我第一次见到并吃到了香蕉等南方水果，第一次尝到了饼干、糕点等在当时的东突厥斯坦其他地方见不到的商品，这使我忘记了除夕之夜的鞭炮声，对春节还抱有着一点惊奇和好感。
然而，一年比一年狂烈且持续整晚的除夕夜鞭炮声，空气中久久不能消散的火药味，和第二天满大街的鞭炮垃圾，却使我这个喜欢自然和宁静的维吾尔人，对春节开始产生一种不喜欢和抵触。
到了所谓“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汉人，除夕之夜，使整个城市都处于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且愈演愈烈，燃放鞭炮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几乎到天亮；更甚，伴随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是铁路上大部分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傲慢与歧视；他们故意把鞭炮扔到维吾尔人面前，扔到维吾尔人邻居家，对维吾尔人及其邻居进行有意挑衅。
春节前后，在学校里，汉人老师、同学会不停的问，你们维族（维吾尔人）为什么不过春节？你们为什么不放炮？你们为什么不吃饺子？为什么不吃猪肉等等愚蠢的问题。解释无数次，同样的问题，下次他还会再问；而且更为可笑的是，他们还用他们自己编造、或听来的侮辱性故事，自我解释维吾尔人不过春节的原因。
慢慢的，我开始讨厌，甚至厌恶汉人春节了，尤其是工作以后。石河子，和哈密铁路地区比起来，作为中国殖民政府镇压工具的兵团之首都，在歧视维吾尔人等非汉民族方面，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时候汉人老师和同学问过的问题，又出现在汉人同事的口中。更甚，有一些同事还会恬不知耻的问，能不能春节到我们家吃手抓羊肉。惊讶于这种极端无理要求的同时，我每次都很坚决地告诉他们，我们维吾尔人不过春节，羊肉市场屠夫会以同样价格卖给他们，他们可以自己买回家做手抓肉吃；或者，可以到老街维吾尔人餐厅去吃；我，没有时间、也没有义务邀请他们在他们的春节到我家吃羊肉。
记得有一次，春节前，一位脸皮厚的同事，看似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说：“哎呀，伊利夏提老师，老街都是老维维（维吾尔人），都一个个大胡子，看起来好野蛮，让人害怕，不敢去。”使我出离愤怒、哭笑不得。
然而，1997年的2月5日，中国政府对伊犁维吾尔年青人和平示威的血腥大镇压；则彻底改变了我，我开始坚决抵制政治化、工具化的汉人习俗，包括成为中国政府殖民统治东突厥斯坦、用于同化维吾尔人的文化霸权象征——春节。
1997年的开斋节和汉人的春节几乎同时到达，2月8日是开斋节，2月7日是春节；但维吾尔人因2月5日的和平示威而在开斋节前被血腥镇压；中国政府出动兵团民兵、武警、公安和部队，开着坦克、装甲车武装接管了伊宁市；几千维吾尔人在镇压中失踪、被射杀、被抓捕，开斋节前后，很多维吾尔家庭在掩埋儿女尸体，更多的维吾尔家庭在寻找儿女下落。
红色恐怖笼罩伊犁大街小巷，尤其是维吾尔人集中居住区；每天都有维吾尔人被抓走、被失踪；戒严针对的是维吾尔人，维吾尔人上街就有可能被射杀、或被失踪，因而人心惶惶、战战兢兢，遑论过开斋节了。
而汉人，不仅上街列队欢迎进入伊宁市的军警，而且在宣布戒严之后，还仍然可以耀武扬威地上街购物，他们知道武装军警是来保护他们的；因而，春节照过。
伊犁2.5之后，石河子及东突厥斯坦其他各地，也都是大街小巷军警密布；汉人高高兴兴过节，维吾尔人则愁云密布，而且上街就有警察查证件骚扰；春节后，各单位更开始了令人身心疲惫的学习表态，当然目标还是维吾尔人。
在石河子，在我们学校，首当其冲的是我；我是伊犁人，而且被视为是经常发表民族主义观点，分裂主义思想的刺头儿；我被迫在会议上发言表态、被迫写批判分裂主义的文章。但心里的怨恨和愤怒是无法消除的。
第二年寒假我回伊犁家乡，亲眼看到了军警军管下的伊犁，看到了维吾尔人眼里的愤怒和恐惧，看到了军警撑腰下耀武扬威欺侮维吾尔人的街头汉人小贩之狂妄；到农村家里，看到并听到了了失去儿女亲人邻里的血泪控诉；被抓捕失踪者中，有我小时的朋友，有上维吾尔小学时的同学，大都数，就此杳无音讯；很多被判刑的，到我离开也没有走出监狱。
1997年2.5之后，东突厥斯坦各地就开始在铁路、兵团等不属于自治区管辖的单位，出现了威胁利诱维吾尔人参加春节庆祝活动的现象，要维吾尔人穿戴汉人传统服饰参加踩高跷、扭秧歌等活动。
忘了是哪一年，大概98年的春节前，学校党办一位姓王的老师找我，说春节农八师要有文艺汇演，学校要我参加合唱队。我问为什么是我？他很神秘的笑了一下说是我嗓门高。我说不参加、没有兴趣；他奸笑了一下，略带威胁的说这是兵团安排的弘扬中华文化的政治活动，要和老师的先进评比、职称评比、涨工资等挂钩。
我以调侃的口味告诉他，反正先进也轮不到我，职称评比我早已是困难重重遥遥无期，不抱太大希望，至于工资吗，够我过日子就行了；所以就别拿这些吓唬我了；然后我以我们维吾尔人不是中华民族，没有过春节的习惯为由，婉言谢绝了；他很不高兴的走了，当然，我的档案里又多了一条分裂主义罪证。
但我未能逃脱观看学校安排的文艺汇演，坐在下面，看着台上几个维吾尔人画的跟唱戏的一样，不伦不类、极其尴尬的和一群汉人唱着、跳着，我哭笑不得；这一滑稽剧，无论是对被迫参与演出的维吾尔人而言，或对作为观众的我，都不是享受。
我只觉的自己作为维吾尔人的尊严被恶意践踏，灵魂被残酷折磨！我开始恨春节了，开始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抵制春节。
最终，因我的桀骜不驯，我被迫逃亡；如果我没有逃亡，还在石河子的话，今天我是否还能活着都是一个问号？随便找两句我当时说过的那些话，都够给我判个无期徒刑。
每次看到维吾尔人被迫穿着所谓汉服、表情呆板的春节表演，在感到愤怒的同时，我庆幸自己逃脱了被侮辱与被迫害的命运，但也为那些被迫过春节的同胞而感到悲哀。
我幸运，选择了逃亡，活下来记录维吾尔人的不幸；我幸运，能得以对比中国殖民政府的暴虐和美国的宽容与包容多元，能够在美国自愿地愉快接受感恩节与同事、朋友们的相互致意和感恩，能够自愿愉快地欣赏圣诞节的祝福。
我不幸，因我的逃亡，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苦难；在欣赏、享受自由多元文化的同时，却眼睁睁看着我的民族——维吾尔人在中国政府种族灭绝暴行下被蹂躏，而我无力立即拯救他们于水火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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