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纪元
推特文件图表（英文大纪元制作）
推特新东家、科技巨富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授权披露的文件显示，社交媒体公司一直和政府—私人合作的审查机构紧密联系。
推特压制或者移除了涉及各种主题的内容，包括2020年大选异常、邮寄投票问题，及新冠疫情（COVID-19）的方方面面。推特文件显示，推特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把此类信息及信息发送者清除出平台，但在多数情况下，推特心甘情愿地配合审查要求。
马斯克在去年10月正式收购推特，并将其私有化。他随后辞退了大约一半的推特员工及多数高管，誓言把推特带往一个全新的方向。公布“推特文件”即是该承诺的一环，旨在改进公司的透明度。
马斯克准许数名独立记者提交搜索请求，推特员工再根据这些请求来搜索公司内部文件；获取这些文件的条件是，首先在推特平台上发布相关报导。
负责披露推特文件内容的两名主要记者分别是：前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特约编辑马特‧泰比（Matt Taibbi）；前《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编辑巴里‧韦斯（Bari Weiss）。两人都是自由派人士，但都对“进步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极端思潮表示失望。
其他参与披露推特文件的有：独立记者李方（Lee Fang）和大卫‧茨威格（David Zweig）、前《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贝伦森（Alex Berenson），以及独立作家和环保倡导者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
这些记者所披露的推特文件内容，只是他们所阅读材料的一个零头。此外，在报导中，他们只披露了一些涉案推特高管的名字，其他员工的名字都隐去了。
推特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FBI）和其它的州、地方及联邦机构一直在大规模检视美国人的政治言论，并且试图压制或删除网络上的内容。许多保守派及传统的自由派评论人士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做法。
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言论集散地，推特平台一直是政府审查的主要对象之一。由于推特便于用户进行有效的公开交流，这里汇集了众多名人和普罗大众；近几年来，许多重大新闻都是在该平台上披露的，美国相当多的政治辩论也都是在该平台上进行的。
推特曾经拒绝过一些审查要求，但几乎没有迹象显示该公司是基于原则这么做的。恰恰相反，推特高管有时候是因为找不到可以作为行动依据的政策才拒绝的。推特文件显示，前推特首席执行官（CEO）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的副手们曾对他施压，要求他扩大政策范围，以便进行更彻底的审查。
韦斯公布的一条2021年的推特内部消息显示，管理内容政策的推特安全与诚信部前负责人约尔‧罗斯（Yoel Roth）说，“我们实施的多数政策都依据一个假设，举例来说就是，如果错误信息曝光后造成直接伤害，我们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其曝光度，而限制内容传播／爆红是个好办法（只需要降低整体流行度即可）”。“我们已经让杰克同意，在短期内用这个办法来维护（推特的）公民当责政策。但我们需要给出更充分的理由，将其纳入我们的政策补救方案，特别是在其它政策领域。”
在很多情况下，推特领导人实际上允许政府消除平台上的批评声音。
许多审查请求口气都很强硬，特别是来自拜登政府的；来自众议员、时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办公室的也一样。
2020年11月左右，希夫办公室向推特发了一个审查清单，要求移除“任何及所有”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的内容，并暂停“许多”账户，其中包括《真清晰调查》（Real Clear Investigations）记者保罗‧斯佩里（Paul Sperry）的账户。
希夫办公室指控斯佩里骚扰并宣扬“虚假的Qanon阴谋论”。
斯佩里否认了这一指控，要求希夫拿出证据，并宣布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希夫向推特发送的审查请求，显然是针对斯佩里的一些报导去的。当时，一名白宫举报人声称时任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之间存在“交换关系”。而斯佩里在文章中对该举报人的身份做出了推测。
斯佩里引述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报导，举报人很可能是当时的中央情报局（CIA）分析员埃里克‧西亚拉梅拉（Eric Ciaramella），有人无意中听到西亚拉梅拉和奥巴马政府留任人员肖恩‧米斯科（Sean Misko）之间的对话。米斯科后来加入了希夫的委员会。
推特回绝了希夫的要求，但是同意“再次”审查斯佩里的账户活动。几个月后，斯佩里的账户被暂停。泰比说，他没能查到推特封号的原因。
面临压力
经由FBI发送的许多审查请求，只是写着让推特关注某些信息，具体如何处理由该公司决定。不过推特文件显示，推特高管们的压力显然很大，尽管有时候难以找到采取行动的理由，但还是觉得必须配合当局的要求。
政府有多种施压方式。
FBI会跟进了解其请求的执行情况，如果推特没有采取行动，得向该机构说明原因。如果推特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政府所期望的不同，FBI会对该公司的高管进行质询，并让他们明白，FBI、甚至整个情报界都不满意。这让高管们很紧张，立刻把FBI要求的事情做为优先事项来处理，急着挽回和该机构的关系。很显然，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必不可少。
利用媒体公司施压。如果推特不快速按要求办事，当局会向媒体提供信息，说推特忽视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其平台上可能存在外国“影响活动”等。
例如，有个审查请求针对一个当局声称由俄罗斯情报部门运作的账号，但没向推特提供任何证据。
一名推特高管说，“由于我们缺乏技术性证据，我一般都不管，等有了证据再说。（但是）我们没机会再这么做了，政府方面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强势，询问（不采取行动的）原因，并要求汇报。”泰比说，这名高管曾为CIA工作。
这封内部邮件显示，尽管没有具体的证据支持，但由于政府公开给该账户贴上“俄罗斯情报部门运作”的标签，再加上媒体炒作，推特不敢违抗政府的要求。
而国会可能是悬在推特头上的最沉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立法者不但能挑起媒体负面报导（推特），还可以通过听证会和调查捆绑该公司，甚至可能出台伤害其利润的法案。
例如，2017年，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一方面敦促推特提供更多俄罗斯在其平台上进行影响活动的证据，另一方面和民主党籍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切（Amy Klobuchar）及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联手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大量披露在线政治广告。
与此同时，推特管理者们确信，议员们把推特提供的信息泄露出去了，并到处传播负面新闻报导；即使推特努力采取行动、严格限制涉嫌和俄罗斯有关的账户来讨好，也不行。
尽管FBI名义上只是提醒推特注意外国邪恶势力的活动，许多审查请求只是简单地列出一些账户，几乎没有相关证据。推特有时候会指出，公司找不到任何证据，试图要求FBI提供更多信息，但很多时候就是简单照办了。泰比说，推特不可能对每个请求都进行尽职调查，因为该公司收到的请求实在太多了。
泰比披露的一个审查请求称，附带的电子邮件账户“可能用于影响活动、社交媒体收集活动，或社交工程”。“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是指以影响力或说服力来欺骗他人，以获得有用资讯的活动。
泰比说，“（有关方面）会给推特转发一个Excel文档，不做进一步的说明。”
审查请求一边倒地针对政治右派。一些研究人员说，右派人士在散播错误信息方面参与度更高。但推特文件显示，审查不是个简单的左右对立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亲建制和反建制的问题。即使是左倾的账户，如果偏离政府的官方说法太远，也会成为审查对象。
此外，右派似乎压根儿就不热衷于提审查要求。有人告诉泰比，川普政府也曾要求推特审查账户，但来自川普竞选团队、川普时期的白宫甚至共和党人的审查请求，泰比一个都没搜索到。
另一方面，似乎没人有兴趣针对来自建制派本身的错误信息。
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
记者在发布的推特文件消息中，对推特2020年压制《纽约邮报》揭露亨特‧拜登丑闻的报导一事，做了详尽的分析。（亨特‧拜登是现任总统乔‧拜登的儿子，当时拜登正在竞选总统。）实际上，一些推特高管，特别是安全与诚信部主管罗斯，经常受邀和FBI及其它情报机构开会，听取有关外国政权网上活动的简报。在2020年大选前的几个月里，情报部门反复灌输，使得罗斯相信俄罗斯会发动一次“黑客攻击和泄密行动”，可能是在10月份，并牵扯到亨特‧拜登。
FBI称，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在从事与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交易相关的影响活动。但该机构当时知道，亨特‧拜登将装有大量爆炸性信息的笔记本电脑遗留在特拉华州的一家电脑维修店。而川普当时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获得了相关资料的副本。FBI在2019年12月从维修店取走了这台笔记本电脑，并在2020年8月，也就是维修店人员把资料副本交给朱利安尼时，开始监视朱利安尼。FBI知道，笔记本信息不是黑客窃取（和散布）的，也不是俄罗斯虚构的。
当《纽约邮报》披露相关消息后，推特高管毫不怀疑，认为这就是FBI所警告的黑客泄密事件。罗斯在一封内部邮件中评论说，“这感觉很像一次不易察觉的泄密行动”，尽管他承认，除了笔记本电脑的“来源有问题”外，他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说法。
罗斯指出，《纽约邮报》的报导实际上并没有违反推特的任何规则。然而，尽管没有证据证明相关材料是黑客窃取的，推特还是依照其抵制黑客材料的政策，把该报导标记为“不安全”，并加以屏蔽。
推特时任副总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支持这一审查行动，称有理由“假定”与亨特‧拜登相关的信息是通过黑客攻击获得的。
贝克之前担任FBI总法律顾问，2018年5月离职，2020年6月加入推特。在FBI任职期间，贝克深陷“通俄门”调查丑闻：即FBI基于凭空捏造的指控，先是对川普竞选团队，后是对川普政府展开事无巨细的调查。该指控称川普和俄罗斯勾结、操控2016年大选，但证据却是由川普的竞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团队资助的秘密团伙编造的。
FBI旧金山分局网络部负责人埃尔维斯‧陈（Elvis Chan）在2022年11月做证时说，FBI其实知道，没有情报显示2020年大选前会有“黑客攻击和泄密”行动。FBI旧金山分局负责与推特及其它总部在该机构管辖范围内的科技公司沟通。
谢伦伯格引述推特内部交流信息报导，在2020年大选前，推特自己发现的俄罗斯活动非常少。
影子禁令
长期以来，推特一直否认实施影子禁令，在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限制其账户的影响力。“影子禁令”（shadow ban）也称秘密屏蔽、限流，是一种对网络用户的审查方法。例如，用户在博客或社交媒体发表的评论，只有自己能看到，其它用户看不到，因此用户看不出自己被屏蔽；或者是发出的帖子其它用户可以看得见，但浏览量被有意压低，使其无法成为热门贴文。
推特在做出相关否认时，将“影子禁令”定义为第一种情况，即其它用户看不到贴文。但用户抱怨说，推特似乎在限制他们贴文的能见度，而不是让其它人完全看不到贴文。内部材料显示，推特实际上经常这么干。
一位推特工程师告诉韦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贴文的）能见度。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你们内容的声量。普通人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被偷偷扼杀的账户中，有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的，他是早期批评COVID-19封锁政策的人士之一。
账户被扼杀的，还有保守播客主持人、前特勤局特工丹‧邦吉诺（Dan Bongino），以及美国最大保守派青年团体“转折点”创始人查理‧柯克（Turning Point USA）。
COVID-19
推特全面压制了有关COVID-19疫情的信息。任何有关病毒起源、治疗方法、疫苗及公共防疫政策的观点，都必须和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也就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说法一致。
茨威格说，他发现“无数次”推文被贴上“具误导性”标签或被完全删除，有时还导致账户暂停的情况，仅仅因为这些推文偏离了CDC的指引，或者和建制派的观点不同。
自称是事实核查员的推特用户@KelleyKga，批评了一条错误地声称COVID-19是儿童疾病死亡主要原因的推文。@KelleyKga指出，这是一种“选择性失明”的说法，并用CDC的数据对其进行驳斥。然而，@KelleyKga的推文被贴上了“具误导性”的标签，并遭到压制，而那条包含错误结论的推文却没有被压制。
传染病专家尤兹比乌什‧贾姆罗齐克（Euzebiusz Jamrozik）的一条推文，只是精确地概述了一份有关COVID-19疫苗副作用的研究报告，就被贴上“具误导性”的标签，并遭到压制。
有时候，推特似乎是自行压制信息。但内部文件显示，许多和COVID-19有关的审查请求来自政府，甚至直接来自拜登政府。
白宫数字总监罗布‧弗莱厄蒂（Rob Flaherty）曾发电子邮件，指责推特“竭尽全力”抵制他的一项审查要求，称这是“彻头彻尾的卡尔文球”（Calvinball）玩法，即没有固定规则、随机应变。这封邮件不是推特文件中的内容，而是来自密苏里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起诉拜登政府的法庭文件。
另一位白宫职员想让推特审查疫苗批评者、政治活动家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的一条推文。该职员询问推特是否可以“尽快启动程序，将其删除。”相关电子邮件是在2021年1月23日发出的，该职员在邮件中说，“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关注一下此类推文，那就太好了”。
拜登政府并不总是试图删除此类内容。推特文件显示，针对那些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拜登政府只是希望压制他们的贴文，不要让太多人看见就好了。
由于疫苗推广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备受关注，因此对其而言事关重大。还有其它利益相关者。
几个审查请求来自辉瑞公司（Pfizer）董事会成员及监管与合规委员会负责人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该公司开发的COVID-19疫苗使用范围最广，在两年里为其赚进数百亿美元。
戈特利布至少向推特发送了3个审查请求。其中一个针对一名医生，该医生在推特发文说，获得自然免疫力优于接种疫苗。尽管这名医生说的是对的，但推特还是压制了这条推文。
另一次是针对作者贾斯汀‧哈特（Justin Hart）。哈特在推特发文反对关闭学校，称孩子们感染COVID-19的风险非常低。在当局批准给儿童施打辉瑞疫苗不久后，戈特利布向推特发出压制哈特推文的请求。不过，推特没有照办。
第三次是针对推特文件发布人之一、前《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贝伦森（Alex Berenson）。戈特利布声称，贝伦森抨击拜登政府疫情应对小组负责人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给福奇带来人身威胁。不久后，推特暂停了贝伦森的账户。
接收戈特利布审查请求的推特高管，刚好是白宫向推特发送审查请求所联络的人。
川普被驱逐出平台
川普在推特上做得非常成功。他数十年来在和纽约媒体打交道过程中练就的妙语，在提倡简洁的推特上很好用，为他赢得大约9,000万名追随者，使得他可以绕开媒体“过滤器”，立即引发全国关注。然而，川普在推特上的言论，却遭到“首都圈”（Beltway），特别是习惯于外交辞令的外交政策界嘲讽。
内部文件显示，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的抗议和骚乱事件发生几天后，推特移除了川普的账户。这似乎是推特高管自行采取行动的案例之一，其压制在任美国总统声音的做法违反了自身的内容政策。
2021年1月8日，在川普发了两个帖子后，推特封禁了他的账户。其中的一个帖子说，“7,500万名给我、给‘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投票的美国爱国者，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们不会让自己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尊重或不公平对待！！！”
另外一个帖子说，“我不会去参加1月20日的新总统就职仪式”。
推特的审查人员和高管承认，这两条推文没有违反任何规则。一名员工写道，“我们很难说这是煽动行为。很明显，他是在说‘美国爱国者’才是投票给他的人，而不是周三（1月6日）的恐怖分子（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对吧？）。”
在众多反对川普的员工施压之下，推特高层管理人员不愿接受这个结论，继续努力争取把川普的言论解读为“怀有恶意”。
推特的法律、政策和信任主管维贾亚‧加德（Vijaya Gadde）在一条内部信息中写道，“最大的问题是，像川普今天早上发的这条推文，表面上看并不违反规则，但是否会被用于煽动更多的暴力行动？”
推特的另一个审核团队很快根据加德的观点做了另一番解读。内部消息显示，该团队得出的结论是，“川普是一个暴力极端团体的领导人，他在美化该团体及其最近的活动。”
努内斯备忘录
2018年1月，时任众议员德文‧努内斯（Devin Nunes）提交一份机密备忘录，详细说明了FBI在试图调查川普和俄罗斯的关系时，如何滥用监控。正如司法部检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后来证实的那样，该备忘录几乎所有的实质性描述都是正确的。
尽管被媒体公司斥为“笑话”，该备忘录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巨大的关注。随后，媒体和多名议员声称，该备忘录是在和俄罗斯影响行动有关的账户（俄罗斯机器人）推动下走红的。然而，推特没发现“公布备忘录”（#ReleaseTheMemo）标签背后有俄罗斯影响的证据。
实际上，这些说法的源头是保障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ASD）。这是马歇尔基金会下属的智库，成立于2017年，由美国、德国和瑞典政府资助。
ASD和美国外交政策及国安界密切相关，当时由前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顾问劳拉‧罗森伯格（Rosenberger）主管，而罗森伯格曾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过多个职务。ASD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前希拉里‧克林顿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前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Morell），以及前国土安全部（DHS）部长迈克‧切尔托夫（Mike Chertoff）。
对于ASD是如何得出相关结论的，推特高管一片茫然。罗斯在一个内部讯息中写道，“我们进行了调查，发现参与者绝大多数是自然人，由非常重要的推特用户（维基解密、小唐纳德‧川普、众议员史蒂夫‧金（Steve King）等等）推动的。”
实际上，罗斯不想对媒体透露的一个事实是，ASD据以提出指控的“仪表盘”已经被推特逆向设计了。
推特试图在不透露这些细节的情况下，悄悄揭穿ASD的说法，但没有成功。罗斯写道，“最初，记者们没和推特联系就报导了这个事情。”
内部讯息称，希夫和时任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关于此事的最早信件，也是在推特有机会做出回应前发出的。
推特试图阻止民主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再写信宣扬此事，但再次失败了。
推特时任公共政策主管卡洛斯‧蒙杰（Carlos Monje）在一条内部消息中评论道，“布卢门撒尔并不是在寻找真正的、细致的解决方案。他只是想推着我们往前走，（为自己）抢功劳。而且，只有在媒体行动时，他才会行动。”蒙杰曾任美国交通部官员，在拜登上台后回到了该部门。
最终，推特一直没有公开挑战“俄罗斯机器人”的说法。
协助五角大楼的宣传活动
2017年，五角大楼的一名官员要求推特把其用于在中东传播讯息的几个账户列入“白名单”。推特答应了，让这些账户享有和已验证账户类似的特权。
然而，五角大楼后来删除了所有明显显示这些账户和美国政府有关的信息，使得这些账户成了“黑户”。独立记者李方报导，按照推特的“不可信活动”政策，这些账户本应该被删除，但推特还是保留了好几年。
FBI的“肚脐”角色
泰比说，FBI替其它政府机构向推特传递信息、请求协助，充当二者沟通的管道。
FBI旧金山分局网络部负责人埃尔维斯‧陈在一个交流信息中说，FBI将把美国情报界的讯息传递给推特，但其它和选举相关的讯息，将由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发送。
陈说，“我们可以把所有我们看到的FBI和（其它）情报机构的信息发给你们，CISA会知道每个州的情况。”
他随后问道，推特愿意和CISA直接沟通，还是愿意“让FBI做（美国政府的）肚脐（联系人）”。
当得知FBI有人专门负责搜索推特内容并标记违反政策的内容时，推特的高管们非常惊讶。自2017年以来，推特至少雇用了15名前FBI特工，和该机构的关系更扯不清了。这种事情太经常了，推特为此建立了一个内部讨论组。
在这些信息被披露后，FBI发表声明回应说，这些报导是“阴谋论者和其他人”传播的“错误信息”，意图诋毁该机构。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审查
国土安全部（DHS）已经把言论监督纳入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职责中。2017年1月，即离开白宫前不久，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将选举定为关键基础设施。此后，DHS下属的CISA有了新任务：不仅要防止黑客影响选举，还要防止“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影响选举。
2020年7月，CISA和几个私人研究机构合作，查找、研究和应对选举威胁。他们自称是“选举诚信伙伴（EIP）”，参与者有斯坦福大学互联网观察站（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华盛顿大学知情公众中心（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 Center for an Informed Public）、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运营的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以及社交媒体分析公司格拉菲卡（Graphika）。
大西洋理事会扮演一个半官方北约智囊团的角色，与政府，特别是外交政策和情报界关系密切。该机构的董事会大约有200名成员，其中有7名前CIA局长和大量高级别安全部门人物。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EIP首先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其认为对选举构成威胁的内容。例如，质疑选举结果或选举过程的“误导性”观点，然后将相关内容提交给社交媒体公司，让其删除或予以压制。
EIP主管亚历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说，该机构的成立是为了“填补空白”，处理政府无权干涉的选举“虚假信息”。
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政府不可干涉民众的合法言论。
在其2020年选举后发布的最后一份报告中，EIP自称促使（社交媒体）删除或压制2200万条网络内容，并把数十个“陈述”一锅端。
一般来说，参与EIP上述事项的人，也参与了压制COVID-19及2022年选举相关信息的活动。
CISA试图与EIP的审查活动保持距离，说从未向EIP发送过含有潜在错误信息的资料。
一名CISA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大纪元时报》，“CISA不审查言论。CISA的任务是增强抵御能力，防止虚假信息和外国恶意影响活动威胁关键基础设施，包括选举基础设施。”“我们本着无党派原则与各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合作，让美国公众获得有关选举执行及安全的准确信息。”
一位CISA官员告诉《大纪元时报》，该机构不会向社交媒体发送删除内容的请求。
这个说法似乎和其它公开信息相冲突。国土安全部资助的选举基础设施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EI-ISAC）鼓励地方选举官员向其通报“错误”或“虚假”信息。EI-ISAC的一份在线文件显示，相关信息会被转发给CISA，CISA再将其“提交给相关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审查”。
当（记者）问及两种说法的差异时，该官员澄清说，CISA曾在2018年和2020年选举期间，向社交媒体平台传送州和地方选举官员认定可能涉及选举安全的虚假信息。但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期间没有。
优先事项变化
在川普政府中负责网络事务的前国务院官员迈克‧本茨（Mike Benz）说，政府—私人合作的审查机构设立，是从美国实行推动外国政权更替的外交政策时开始的，当时建立了相关的基础设施。
2000年代社交媒体兴起，被建制派视为积极现象。事实证明，社交媒体在推动（民众）造反方面，有着极大的作用。本茨说，美国支持地区反对流氓政权和独裁者的行为由来已久，而社交媒体使得相关团体能够迅速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阿拉伯之春”运动就是明证。
为此，美国外交政策圈支持网络上的自由表达。
然而，在2016年发生英国投票支持脱欧及川普当选总统等颠覆性事件后，自由言论开始让建制派感到不快。他们认为这两个事件都会削弱北约，并指责外国势力（特别是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影响了相关的结果。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说有必要识别和消除俄罗斯在网络上的影响活动，并为此设立了一个政府—私人间的合作机构，来达成这一目的。
然而，本茨指出，由于针对川普和俄罗斯关系的调查失败，建制派人物被迫承认，主要是国内力量推动了民粹主义（也称公民主义）运动的兴起。
从那时起，为根除外国影响而设立的机构似乎扩大了关注点，转而针对国内言论。
然而，政府不能公开针对国内的合法言论，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干涉民众的言论自由。本茨说，这一障碍并没有让政府罢手，他们找到了办法，可以间接支持国内言论审查。
本茨发现，一个办法是向学术机构拨款，研究“错误信息”并出台对抗方法。他还发现，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是个资助非医学研究的联邦机构，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经向42所美国大学提供了近4,000万美元，用于打击“虚假”或“错误”信息。
一笔300万美元的拨款给了EIP的两个参与者：华盛顿大学知情公众中心和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
一笔30万美元的拨款给了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专门用于对付美国和其它几个国家政治人物发送的“民粹主义”信息。
本茨对（当局）不断侵蚀公民自由的审查行为感到非常不安，因此成立了一个名为“自由在线基金会”（Foundation for Freedom Online）的组织，致力于恢复互联网言论自由。
有迹象显示，公众不断曝光审查机制的行动已经开始起作用。
去年，拜登政府被迫搁置在国土安全部成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的计划。刚提名的该委员会负责人尼娜‧扬科维茨（Nina Jankowicz）随即辞职。
去年12月，本茨在接受大纪元电视节目“超越目标”（Over the Target）采访时说，“现在，我寻求的最主要支持就是，请（大家）热切关注这件事。”“告诉你的父母，在餐桌上告诉你的妻子和孩子，告诉你的朋友。当你在打乒乓球的中间休息时，给人们播放这些YouTube视频。一切（改变）从‘游击战’做起。”
“这些东西不言自明，目前的事实就可让其成为‘邪派经典片’（cult classic，也译作邪典片）了。因为你一旦看到，我向你保证，你时时处处都会看到。这些东西就像秘密解码环，帮助你看透有关‘审查空间’的日常新闻内容。”
他说，推特文件就是让这艘“泰坦尼克号审查船”解体的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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